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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村」的政治生活向度 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除了伦理的向度外，还有一个政治的向度。「乡村」不仅是个伦理生活的场景，也是一个政治生活的领域。人们既可以从中获得伦理意义的支撑，又可以获得政治自由，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展人的个性，并受到人们的尊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一直在学理的层面上在努力开启现代儒家的民主政治，相形之下，梁漱溟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在「乡村」开始了民主政治的实践，寻找通向民主政治的切实可行之路。但是他所说的政治不是西方的或俄国的政治，而是他独创的「乡村」政治。虽然梁漱溟不同意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但并不等于他不认同民主精神。事实上，他对民主精神的精辟论述昭示出：他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理解。民主的生活方式积淀在生活世界之中，构成「乡村」生活的重要政治向度。从这个角度上看，梁漱溟并没有像有些学者声明的那样「放弃民主之路」，10恰恰相反，他是在坚持和实践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即「乡村」政治。 这个「乡村」政治的特点就在于试图在伦理的生活世界之上开出一个政治的向度来。在传统的意义上，「乡村」所展示的是包含儒家价值系统在内的生活世界。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把「乡村」这个传统的生活世界加以改造，不仅使之成为一个容纳现代权利、民主观念的生活世界，而且使之向政治世界开放，实现他独特的「民主」政治理想，即「人治的多数政治」，11一种把「贤者政治」与「多数政治」相结合的理想政治。贤者政治承自儒家的传统，多数政治承自西方民主的传统。两者的结合体现梁漱溟的「乡村」民主理想。这样一个中西融合的「乡村」组织，「正是一个民治精神的进步，而不是民治精神的取消」。12 正如现象学专家黑尔德教授指出：「当生活世界打开为政治世界时，不单世界开放性有所提升，而且所有人之自由也展现出来。因此，政治世界的开放、自由的向度之所以具体开展，乃因人们统合为一个社群，而这个社群的唯一首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的自由能够显现，或使他们行动可能性之明确的可能存在成为可能。」13也许我们可以在黑尔德教授所说的自由社群的层面上进一步理解梁漱溟的「乡村」概念。他在对儒家意义上的「乡村」进行现代性的改造，使伦理的生活世界与政治的世界在儒家的「乡村」组织中得以融合。在这样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仅包容了权利在内的义务得到了确立，更重要的是，包括个人政治自由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由将被开启。由此，未来的「乡村」将是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新政治社群。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可能性维度被充分打开了的「乡村」组织中的个人，才是自由的个人。 梁漱溟一方面继承儒家的道德共同体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参考西方的政治哲学，在有限的程度上认可权利理论，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建构一个道德──权利的生活世界。这个理论的实践就在于「乡村」建设。他努力建设理想化的「乡村」组织，使之成为道德──权利的共同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理想的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很显然，他的这个理论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即道德和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产生道德优先还是权利优先的问题。梁漱溟在此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主张道德义务优先于权利。换言之，政治生活最终是以伦理生活尺度为基础的。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以清明理性和道德义务为中心词的伦理生活控制和调节着政治(民主和权利)的取向。「乡村」伦理境域的不断构成，也推动着政治生活的自由进程。 四 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实验。尽管实验结果失败了，但其中一定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总结可以从实验条件、设备的调查入手，也可以从理论假设的检验入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试图分析梁漱溟的「乡村」现代性实验的潜在理论矛盾：普遍主义视角与特殊主义视角之间的矛盾。 从梁漱溟的思想历程来看，他从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转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从而对「乡村」问题发生浓厚兴趣，显示出与其它现代新儒家不同的理论关注点。从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来看，「乡村」建设思潮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影响，例如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从事乡村教育，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运动。这些「乡村」建设活动是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背后的潜台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就是说，「乡村」运动最终指向现代国家的建设。梁漱溟对「乡村」运动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不想从现代国家的角度定位「乡村」建设工作。他批评说：「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象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14梁漱溟对「乡村」建设与「现代国家」相勾连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乡村」运动其实是一个「文化运动」，15是生活世界的更新运动。这个观点背后呈现出文化普遍主义的思路。这一思路是要脱出「民族国家」的政治语境，在一个普世的文化谱系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前途与自救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