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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政党尽管身处固有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不认同（温和）或者鄙弃（激进）那种生活；随后是这种“不认同”成为普遍现象，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尽管相当多的人实际上还得无可奈何地那样生活；时间和社会运动接着造就了新的现实，旧的日常生活形式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向破损、残缺、次要的“遗留物”蜕变。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民俗加快了成为遗留物的速度。国家不断地对每一个普通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58年之后逐渐造就了这种形势：每个人都被纳入单位或人民公社的制度之内，不再有自由的时间、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开展民俗活动。学者们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界定出了“中国民俗”，并在此时目睹了民俗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遗留物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传统的日常生活真地成为遗留物的时候，民俗学却成为了被限制乃至被取缔的学科。其中的原因总是被说成它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的标签，但是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这是因为民俗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现代使命：配合现代化运动，用“民俗”把中国人原有的日常生活转变为“遗留物”，从而使中国原有的日常生活形式被清理出现实的日常生活。 我们再以巴金日记对春节活动的记载来看“四清”前后“遗留物”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最后消隐。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个春节期间，巴金在家里和在文联所做的事情大致相同：亲友聚会，在家里看电视节目；同事拜访，在文联参加联欢和聚餐。大年三十有一顿比较受重视的晚饭，巴金在1963年和1964年的日记中都写明是吃“年饭”、（25：208）吃“年夜饭”，（25：351）而在1965年的日记里写的是“吃晚饭”。（25：476）他在1963年多次使用“拜年”指亲友之间的走动，而在此后两年的记录里一次也没有使用“拜年”二字。在“四清”之前，他们知识分子还在过年，虽然已经不沿袭旧俗，但是还用加引号的方式沿用旧俗“年饭”、“年夜饭”的说法。显然，经过“四清”的洗礼，他们很自觉地全部放弃了旧俗的说法。他们虽然过春节，但是要把春节当做一种全新的文化活动。这还不够。春节本身就是旧俗范畴，更彻底的做法是取消春节。果然，“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传统新年一变为旧历（废历）新年，再变为春节，到此似乎要销声匿迹了。（最起码是民众不能名正言顺地“过年”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蜕变为文化遗留物了。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民俗学界习惯用“民俗事象”，有时也混用“民俗事项”。民俗是“事”（儿），“事”（儿）过去了，还有“象”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象”还可以活在人们的语言文字里，作为“遗留物”。民俗作为文化，既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以活动的方式发生，也在社会记忆的机制中以抽象符号的形式存在。民俗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消逝，成了文化遗留物，但是如果不出三代，并不难还魂入世。何况，中国社会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传统日常生活的亲历者整个一代人都在世。遗留物甚至都不用借体就能还魂回到人世间。 在1978年前后，随着开放政策的落实，民俗学也在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得以恢复起来。民俗学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基本上是关于文献和记忆中的“遗留物”的搜寻和发掘工作。此时的中国民俗学，才更像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英国民俗学，也就是关于遗留物的学术。我的前辈大都是在几千年的古籍里、在1920－1950年的报刊所刊登的调查报告里、在对老人的询问里获得关于中国民俗的资料。十多年不具备社会能见度的文化遗留物再次出现在新出版的学术书刊上了。我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我现在无意隐瞒我当时对民俗学研究取向的失望。我在1990年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就是批判民俗学的遗留物研究。但是，后续的历史却证明，这个时期让文化遗留物在知识上重新成为可见的（VISIBLE），对于中国社会在后来的变化中重新建立与自己的传统的连续性具有关键的作用。当时对“遗留物”作为文化现象的发掘，对“遗留物”的言说作为合法话语的呈现，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后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当代社会有一种奇妙的机制，个别或少数现象要较快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必需把它说出来，（不管是从正面说还是从反面说）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管民俗学者（当然不限于民俗学界）在那个时代对作为遗留物的中国民俗说了什么或者怎么说过，我们今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述说本身开启了遗留物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他们的论说曾经被中国社会科学的兄弟学科所忽略、轻视，事实是他们的学术活动参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最起码是呼应、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