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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6)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学苑出版社网站 高丙中 参加讨论

    中国民俗学在恢复起来之后所谈论的作为日常生活退化的结果的遗留物,在过去近30年里逐渐地从历史文献和老人记忆中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成为了日常生活实践。寺庙的遗址上盖起了寺庙,传统的节日习俗又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民间歌舞又以传统的形式出现在仪式和庆典活动之中。这些昨天的遗留物成为了今天的现实,这种现实在中国知识界已经被通称为“民俗复兴”。按照我们这里的线索来说,民俗复兴是指民俗从遗留物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为文本被实践,或者表现为记忆在现实中复活,或者表现为功能萎缩、形式残缺、位置边缘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社会中重新传播开来并活跃起来,成为可以被完整地认定的生活民俗。我们清醒地看到,30年的民俗复兴并不会把日常生活带回到150年前,其间一些原本复出过的民俗后来又失传了。但是不可否认,30年的民俗复兴把一度彻底断裂的日常生活传统接续起来了,例如,在大的时空范畴,寺庙的重建和传统节日的复活恢复了中国社会的空间景观和时间框架的中国性;在衣食住行的细节上,红色的衣服和腰带,补气祛火的食品,接风的饺子送行的面,住所的朝向和环境,都或多或少包含传统民俗的要素,体现或强或弱的传统生活价值。民俗的复兴不能把当下的生活变成传统的生活,但是民俗的复兴绝不是当下生活的无关宏旨的点缀,而是使当下生活在整体上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的药引或点睛之笔。
    民俗学顺应民间文化复兴的发展路向
    传统生活的文化遗留物再现实化已成大势。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已经是接续了中国生活传统的现代生活。以国家的名义、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说话的人对这个演化过程的评判也一直在转向。从大骂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到作为统战和经济的考虑加以容忍,再到称赞良俗复兴,有话语权的各色人等对这个过程的评价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近几年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列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知识分子群体也在这段时间因为形成推动文化自觉的共识而看好民俗。于是我们满心欢喜地看到,民俗学在多个层次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和路径。去田野发现已经复兴的民俗并大张旗鼓地张扬其中的良俗,自然是民俗志的基本工作;投身到火热的发掘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业当然也是民俗学界建功立业的正路。前一个机会是老百姓的历史选择造成的,后一个机会是联合国和政府的决策带来的。仅止于此,中国的民俗学就已经拥有了宽广的发展空间,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时不时地在媒体上热闹起来的民俗学。
    民俗学界还有更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从“日常生活”的概念入手,我们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十分艰巨的使命:在中国造就公共知识,说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自我选择的正当性,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应有的尊重。国家和知识分子不要再以一直以来的方式过分地把符号暴力施加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要再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强行模铸在“先进-落后”的框架里,而要让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重新保有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民俗学者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以服务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职业精神,促成这些观念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常识和基本道德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可能最终影响社会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评价和态度,不过,那还要看保护项目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操作。执行保护项目的人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淘金人洗沙的心态,一种是百花仙子采花献礼的心态。淘金人眼里只有金子,把沙子看做完全不一样的废物。百花仙子眼里都是鲜花,被选中的固然是好花,没有被采摘的也可能是好花。保护项目的推动如果是以沙里淘金的观念来做,则不会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正面评价;如果是以花中摘花的观念来做,则会把具体项目所得到的肯定扩大到整个日常生活领域。是否把项目所从出的日常生活也纳入关怀的视野,这是需要所有同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顺势关心相关群体的日常生活,我们又何尝不可以直接进入“正确对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主题。民俗之“民”已经在近30年里复兴了日常生活的中国性,我们现在营造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完全被正常看待的知识氛围,可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在此试着从三个思路来探寻达到这个目的的路径。
    我们可以更多地投入关于民俗的公共性的知识生产。我们把民俗与日常生活概念结合起来的一些看法可以转换为民俗与公共性的关系的认识。民俗不是个人现象,公共性恰恰是民俗所内在地具有的基本属性。在150年前,民俗在地方社区和国家层次都具有充分的广泛性即公共性,民俗在那个时期就是生活中的公共文化。在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国家的新的主导文化之后,民俗被认同现代文化的新社群所否定、排斥,成为边缘文化(边缘群体和边缘地位的文化)。它作为文化的公共性被销蚀了,精英阶层甚至极端到不允许对它抱残守缺的民众主张它有任何公共性,因为精英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它的公共性就演变为弱势的群体性。这也就是民俗之“民”从民族全民变为民间之“民”,再变为农民之“民”,三变为先民之“民”(遗留物的主人)的过程。在过去的近30年里,民俗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从遗留物到农民之“俗”,再到更广泛的民间习俗,现在部分民俗已经是全国性的公共文化。几大传统节日在社会流行面和媒体关怀程度上都算得上是国家的公共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在承认它们在国家层次的公共性。这些代表着民俗复兴运动的最高发展水平,但还不是民俗整体的社会处境。如果我们借助知识界关于文化自觉的思潮,用专业优势做好公共民俗的文章,让国人认识到民俗是中国立国的文化根基,改正历来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扭曲态度就会顺理成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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