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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现象在国外已引起文化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的广泛关注。德国美学家韦尔施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韦尔施所说的“审美化过程”，实际上不只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的花样翻新、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表面的现象。他(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实际上是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使那些把审美仅仅看作是“蛋糕上的酥皮”的社会学家感到震惊。韦尔施理解的深层的“审美化过程”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过程，它对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具有核心的意义。他甚至认为，如果说经典的社会学家把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层(杜克海姆)等看作是现代性的动力并以此为研究中心，那么，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则应该把审美化作为研究中心，因为，审美化无疑与理性化等一样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因素之一。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审美化的各种表现，他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这种现象是与消费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韦尔施看来，今天的消费者“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他甚至认为，今天的公共空间，“已经过度地审美化了。……在我们的公共空间中，没有一块街砖，没有一柄门把手，的确没有哪个公共场所逃过了这场审美化的蔓延。‘让生活更美好’是昨日的格言，今天它变成了‘让生活、购物、交流与睡眠更美好’。”韦尔施还分辨了审美化的层次：“首先，锦上添花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其三，同样深入的我们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面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1) 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一书中提及了西方国家审美化的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艺术亚文化的兴起。在西方，这个潮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和超现实运动为代表，他们追求打破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艺术的“灵气”，认为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或审美的对象。艺术无处不在：大街小巷、废弃物、身体、偶发事件等，无一不可以进入审美的殿堂。二是将生活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具体指追求生活方式的风格化、审美化。这种审美化的谋划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一直延续到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许多西方理论家指出，在今天，对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划分越来越摆脱传统的依据(比如出身、门第、内在德性等)，而转向消费方式、生活风格、文化品味等等。三是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由于大众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2) 从韦尔施与费瑟斯通两人对于审美化的比较集中的描述与分析中可以知道，审美化的含义相当复杂，包含了不同的层次。但是，今天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的审美化，它出现于现代的中期和晚期，与两个因素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出现与流行;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普及(虽然此前也有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存在)。消费社会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进入中晚期时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与福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模式一起出现的。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标准化与规模化，而大规模生产的前提则是大规模的消费。结果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品(物品)。对此，博德里拉(一译鲍德里亚)曾经有出色的描述：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3) 其实，最早对于这个现代大都会的物的与商品的世界的描述，开始于西美尔、本雅明等人，一直到当代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西美尔对现代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商品世界的精细把握中，我们就发现了大量关于审美化的描述。依据本雅明的观察，商品交易会具有购物与娱乐的双重功能，是市场与娱乐场所的复合体。它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地，而且还能够在节日般的气氛中，展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离奇古怪的商品。它提供了场面壮观的影像、光怪陆离的商品陈列，以及杂陈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动机、影像、人群、动物与物品的庞大而混乱的场景。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以一种转换了的形式，变成了艺术、文学和大众娱乐消遣(如音乐厅)的中心主题”。(4) 本雅明把19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于巴黎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百货商场与购物中心描述为“梦幻世界”，这是一个审美化的商业世界。在这里，百货商店、商业广场、有轨电车、火车、街道、林立的建筑物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诱发着各种梦幻与联想。“就这样，大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审美的意义。新的工业化过程曾经为艺术走向工业提供了机会”。(5)在购物中心，购物不仅仅是一种以纯粹的理性计算为动机的经济交易，而且也是一种闲暇时间的休闲活动。在设计得宏大、奢侈、浮华的商业场所中，人们的购物活动成了一种商业与艺术难以分辨的特殊体验。 这表明审美化的过程是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一起出现的，因而不仅仅是文化或艺术领域的孤立现象，它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与文化产业具有突出的非物质性，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非实用性的商品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生活方式的消费，商品本身的非实用性因素越来越突出，视觉形象与符号系统的生产对于控制与操纵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消费越来越与非实用的审美因素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消费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还有符号、形象。 与消费文化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大众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图像与符号的泛滥，同时也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民主化趋势。由于电视这种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的普及，文化与艺术的垄断权正在削弱，传统的符号等级秩序逐渐解体，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审美、艺术与文化的“民主化”。现代传媒工业的发展与批量化的文化生产为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可能。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在发挥一个巨大的文化场所的作用，在这个文化活动场所中，某些种类的信息可供所有的受众利用。(6)梅罗维茨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电视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信息的垄断性，而强化了信息的可获取性;电视使得以前被某些群体垄断的大量信息为每一个人所自由地获得。(7)我们的时代不仅在制造大量的即时消费的平面化影像商品，而且把传统的高雅文化低俗化、平面化，把它们改造成为面向大众的消费品。用费瑟斯通的话说：“具有崇高艺术规则的、有灵气的艺术，以及自命不凡的教养，被‘折价转让’了。”(8)在当今中国，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经典艺术作品或它们的仿制品，被摆放在各种面向大众的旅馆、饭店或超级市场，而经典音乐则被用作广告的配乐。高雅的艺术品与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大熔炉里被一锅煮了。与此同时，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审美的对象，在我们的闲暇消费场所以及城市建筑中，融入了大量的设计、风格以及时尚等文化与审美的形式。 现代大众传媒产业特别是影像产业的发展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博德里拉与杰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们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的那种直接、强烈的感受性，强调超负荷感觉、无方向性、符号与影像的混乱融合以及能指的游戏。在这样的“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中，艺术与实在的位置颠倒了。我们置身于一个仿真的世界与超现实的空间，具有吸毒般的漂浮感。影像在消费社会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赋予了文化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对博德里拉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的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加、影像的密度的扩大，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审美化的世界，美学的神奇诱惑无处不在。正如费瑟斯通所说的：“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已为现实的审美光环所笼罩”，“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9)在这里，文化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使得艺术被极大地市场化并进入了大工业生产的领域。 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所说的审美化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是与商品化、物化同时出现的，在本质上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或西方前工业时代贵族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中的所谓“审美化”，是局限在少数贵族精英或士大夫阶层的现象，不具备大众性与普及性。根本的区别在于：当代社会的审美化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构性、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而传统社会的审美化则是个人行为或小圈子的群体行为。虽然关于审美化的论述肇始于西方学术界，虽然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现实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对中国大众而言，生活审美化的现象也并不陌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特别是城市生活空间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乃至消失，审美与艺术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不再局限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传统的审美活动场所，它借助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普及化、“民主化”了(10)。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与评价这种现象?有人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审美/文化的民主化;也有人认为它是美学和审美活动的堕落。同时，作为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人，除了关注这种审美化趋势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塑造与影响以外，还不得不思考它对我们的美学学科、美学观念以及美学研究方法造成的冲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