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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媒介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媒介工业、影像工业的发展、符号商品的大量增殖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与媒介工业、影像工业同时兴起的，还有“新型文化媒介人”这个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数量与重要性正在急剧增加。这些人供职于媒体、设计、时尚、广告等文化产业部门，从事符号商品的生产、服务、市场开发与传播，他们“掳掠各种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并对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提供必要的解释”(23)。这些“向生活学习”的“新型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生活方式的塑造，他们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同时也是大众审美化实践的引路人，是时尚话语的打造者。费瑟斯通指出：这些人对艺术的生活方式的崇敬使他们有意识地去发明一种艺术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他们的汽车都当作了自己人格的延伸，他们必须使这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风格，以表达其承载者的个性特征。 同时，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媒体力量，向社会推销审美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市场化。新型媒介人阶层的这种努力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也深得国家政府的肯定，因为文化产业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经济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阶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推进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并使其“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人民大众之中”(24)。但是，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区别很大。首先，传统的知识分子，如同科塞所说多为“观念人”，他们擅长在观念领域里面进行思考，而不擅长于实际操作(25)。而文化媒介人这类“新型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离开大学以后常常直接进入文化市场，深谙市场操作规则，他们的职业本身就介乎文化和市场之间，不是坐在书斋做纯学问，操作能力很强。其次，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法国产生以来，其角色一般都被理解为批判者，这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萨义德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性，跟权力与现存秩序说“不”，跟当局、市场不合作;但现在所谓“新媒介人”跟市场的关系、跟当局的关系非常暧昧，虽然不乏冲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第三，传统知识分子常常带有宗教情怀(超越情怀)，追求终极精神价值，至少是不完全认同于世俗价值;而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世俗化的产物，他们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出现，其世俗化的程度相当高。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媒介人常常被定位为“新型小资产阶级”。大致上说，新型小资产阶级是介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体。他们没有很多的经济资本，因此还不是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且能够成功地通过市场化把它转化为经济资本(后者更加重要)，所以正在向资产阶级移动;与那些学院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更加善于把自己的文化资本并且把专家学者的文化艺术成果倒卖出去。他们就游走于市场与学院之间，与知识分子的专业圈子存在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在向广大观众传播知识分子理念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起了媒介人的角色，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力图使新的专业技能领域(诸如流行音乐、时尚、设计、假日、体育运动、大众文化等)知识分子化和取得合法性，因此他们也扮演着文化企业家的角色”(26)。依据布迪厄的研究，由于没有大资产阶级的那种地位、资本以及相应的自信(这种自信在生活方式上常常表现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新型小资产阶级特别关注并谨慎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身体的装饰与控制。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静与自信相反，新型小资产者对他们的身体总是感到拘束不安，总是有意识地反复检点自己，观察与校正自己，对于自己的自我形象设计十分敏感。因此，身体维护技巧、美容化妆、健康食品等等，都深深地吸引着新型小资产者。费瑟斯通认为，虽然新型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已经确立自己的经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与资产阶级联系更加紧密。尽管新型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具有某种亲和性与相似性，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资产阶级，而借助文化或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只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借助于在文化市场上推广个性化、风格化的(亦即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可能使自己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常常打上了市场与消费的烙印而失去了它原有的颠覆性与激进的反主流色彩。就像我们经常在广告上可以看到的情况：“自由”、“个性”、“另类”等原先具有先锋性、颠覆性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消费文化中的点缀，而实际生活中不自由状态则使得这一切显得有几分滑稽。 西方理论家对于新文化媒介人阶层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性。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启蒙知识分子，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精神上的精英/启蒙心态，与生活上的“粗鄙”、“狼狈”状态。而仅在十多年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就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或随着高校体制改革而卷入了专业化、体制化的旋涡，为“教授”、“博导”的头衔而奋斗，整天忙于学科点的申报与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离公共领域越来越远;而另外一部分则随着中国文化产业与传媒工业的兴起摇身一变成为就职于媒体等文化产业部门的“新媒介人”(如中关村技术精英、广告企划人、先锋新潮艺术家、都市专栏作家、时尚杂志或流行报刊新闻工作者等等)，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文化企业家”或“文化资本家”，而有些则属于“文化资本家”手下的“文化白领”。这两类知识分子阶层与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存在重大差异，他们在放弃精神上的精英/启蒙心态的同时，也摆脱了生活上的“粗鄙”、“狼狈”状态，他们的经济状况均得到相当大的改善而过上了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与此相应，日常生活开始以诗意盎然的方式呈现在他们(尤其是后者)面前(试比较刘震云笔下陷于“一地鸡毛”的小林们)。从日常生活的粗鄙化到精致化，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状态。这不仅是知识结构和知识类型的重新分配，更是或更意味着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27)。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生活方式，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和神话。 问题是，在这些热衷于时尚与生活方式的新媒介人阶层身上还有多少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独立精神?他们是否还属于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众所周知，自知识分子在俄国与法国诞生之日起，这个阶层的身份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离不开公共性的。他们本着知识分子良知与批判精神，就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向公众发表见解，特别是法国的德莱福斯事件启示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不是知识或学问的专深，而是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对于权力(包括政治的与市场的权力)说“不”。遗憾的是，在中国“后八九”的特殊语境中，那些供职于传媒与舆论领域的绝大多数新媒介人阶层，对于市场与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寄生性，他们喜欢编织各种关于明星的花边新闻，眼睛盯着白领以上的阶层，不敢接触尖锐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越是沉迷在他们打造的审美化生活方式中，我们就会离底层、离真实的苦难、离现实关注越远。他们在制造着文化繁荣的假象。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影像世界蓬勃兴起的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共领域”却急剧地萎缩与衰落了。“没有进入传媒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博德里拉的这句话虽嫌片面却不乏深刻。当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沉迷在自我审美想象和社会审美想象中的时候，中国真正值得关怀的现实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而学院知识分子依据这样的传媒“现实”所做的中国社会文化分析、所开出的药方其准确性与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里出现消费主义的。 首先，中国的大量农村地区还处于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前现代时期，离消费社会甚远。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城市中却四处弥漫着消费主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专门论述)。其次，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出现有特殊的社会原因，简单说就是肇始于80年代末、随后逐渐强化的中国知识界与老百姓政治热情的冷漠、消费热情的高涨。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带有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到90年代，中国的文化-审美风尚出现了由启蒙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换，人们往往会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寻求现实生活的感性满足。在这种转型中，知识分子中的“新型媒介人”既是生活方式的追求者也是其打造者，他们往往通过制造时尚或消费偶像来引导日常生活。笔者认为，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是从广场回到书斋，而是从广场回到市场和身体(以及以身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钱袋和身体，身体成了消费的主体也成了消费的对象。这样一种对身体的极度的、甚至变态的迷恋，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与之相伴的是政治热情的退却。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在此，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天的消费文化还有它的反抗性与批判性么?它反抗与批判什么?在一个没有权利追求审美化生活方式的语境中，追求审美化确实是带有批判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种批判性是无条件的。在今天，消费文化自身就成为主流了，而且，它还在客观上进一步引导人们进入一个虚幻且带欺骗性、麻痹性的世界。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因而变得非常可疑。对于一种文化的批判性，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在具体语境里加以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