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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就文艺学的学科而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从18世纪出现的现代美学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已经确立起了一种有影响的传统，认为审美经验的根本特征就是距离化或无功利性(非投入);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却是一个“去距离/消解距离”的过程，它“有益于对那些被置于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与体验进行观察。这种审美方式表明了与客体的直接融合，通过表达欲望来投入到直接的体验之中”(28)。这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不得不促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美学学科。 中国80年代复苏的美学是以审美与艺术的自律性、自主性为核心诉求的。但正如我在一些文章中指出的，这种自主性诉求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正好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的正当性所在，因为自主性诉求的批判矛头恰恰对准了统治中国文艺学美学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功利主义，后者是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29)。但客观地说，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可以直觉到的事实是，与80年代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以降美学理论的沉默。如今社会生活的全面审美化，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的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在80年代坚持的审美自律论，特别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力的阐述，它对当今的审美现象产生了表征的困难。美学研究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在当代文化现实中，必须摆脱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过于强调审美自律的传统。美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韦尔施的《重建美学》提出了“超越美学的美学”，对美学学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这对于中国的美学学科建设也有启发意义。他甚至认为，美学家拱手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现实的图像化等重大课题交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报纸专栏去讨论，将是“对自身的犯罪”。 作为一名在大学从事文艺学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我自己以及我的学生都对文艺学、美学的现状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集中指向文艺学、美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它不再能够积极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艺/审美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作为一个文艺学、美学工作者，我不能不把审美化的趋势与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反思联系起来思考。无可否认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美学的挑战，同时也为文艺学、美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60年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西方国家的兴起，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文化研究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与方法，对于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毋庸讳言，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美学、文艺学研究在这方面要滞后许多。面对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顽强地延续，导致许多学者仍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审美与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审美与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结果是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这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在今天的主要代表依然是出现于80年代的自律论美学与文艺学。正是它妨碍了美学、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尽管它在80年代曾经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与创新意义)。它还导致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应该看到，80年代的美学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事实上，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修正、扩展关于“审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街心花园、城市广场、购物中心、商品交易会、美容美发中心、健身中心、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新兴的场所与现象(它们常常是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交叉的地方)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倡导在方法论上拓展文艺学的对象与范围、调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倡导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回到“庸俗社会学”。以泰纳等人为代表的西方19世纪的文学社会学的确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与实证主义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也曾经在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我国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对于文论建设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但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因而绝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文化研究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观察到，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学、文艺学对象与方法的调整绝对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关注一个对象不意味着赋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的前提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其实西方国家最先关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恰恰是来自右翼与左翼的对其持批判态度的精英主义者。所以，使是对于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如果是深刻的、深入其内部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意气用事的，那么，它也应该建立在对于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之上。我们应该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保持警惕，但是却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美学的大门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