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的金属表面装饰技术。这种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相当成熟，不仅在大件金属器上广泛出现，而且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本文对战国时期的鎏金器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并通过相关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甘肃东部地区早期秦人很可能较早使用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此技术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王畿洛阳地区较多使用了鎏金工艺。 【关键词】战国 鎏金器 金饰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的金属器表面装饰技术。这种工艺在文献中最早见于《后汉书·祭祀上》:“建武三十年……禅泰山……（玉）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合金以为泥。”鎏金也称为镀金，也可称火镀金或汞镀金，它是把金箔碎片在400°左右的温度下熔融在水银中，制成银白色的泥膏状金汞剂，俗称“金泥”。将金泥涂抹在所要镀的金属器上，在炭火上烘烤，使汞蒸发逸走，于是黄金滞留于器表，其颜色亦由银白转变为金黄色。如果要使鎏金层厚，则可多次反复。鎏金只适用于银器、红铜器和含锡、铅量不超过20%的铜器上[1]。这种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相当成熟，不仅在大件铜器上广泛出现，而且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在战国时期已发明了鎏金工艺。那么，这种工艺最早究竟出现在何时何地？就现有考古资料看，战国时期的鎏金铜、银器出土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且分布地比较零散，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浙江均有，较为集中的，只有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笔者下面就试对学界确定为战国时期鎏金铜器的出土器物进行梳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河南地区出土的战国鎏金器 河南地区出土的鎏金器集中在东周洛阳城址内外的墓葬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鎏金铜、银器11件（组），是目前发现这一时期鎏金器最集中、最多的地区。同时在河南的北部辉县及南部的楚文化分布区散见6件（组）。 1. 1972年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鎏金及鎏银的马络饰22件。皆出于马头部。环状，剖面呈拱形，突面鎏金、鎏银各1组。与之同出土的精美镶嵌金银铜器有承弓器、弩机、车马器等14件。该车马坑被认为属战国中期[2]。 2. 1953年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中期M617出土鎏金铜带钩1件。长16.1、宽2.7厘米[3]。钩身宽大，但厚度反较一般带钩为薄。 3. 1984年洛阳市涧河以西中州西路北侧M327发现双钩银带钩1件。长19.6、宽6.1厘米。体呈异常宽大的弧版形，钩尾四圆雕蛇首外伸，四长蛇体延伸突起与钩体另一端两兽头相连，二卷角突目浮雕式兽头口中各伸出一条蛇作钩首。该墓同时出土有陶鼎、豆、壶、盘及小型平肩弧足空首布，被定为战国中期[4]。 4. 1928年－1931年洛阳东郊金村大墓出土嵌金银鎏金狩猎纹铜镜1件。直径16.7厘米。其主题纹样由三组嵌金和三组嵌银纹样相间环绕构成。三组嵌金纹样为完全相同的变体双龙图案相对组成，三组嵌银纹样为互不相同的狩猎纹及其他纹样。更为独特的是镜缘及钮座上均鎏金，是一件罕见的鎏金、错金银工艺结合的生活用器。原藏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清文库[5]。 5. 1994年洛阳市联盟路战国墓CM1951出土鎏金兽形铜带钩1件。这件铜带钩长17.6、宽3.7厘米。通体鎏金，形体宽大呈弧版状，整体为一犀牛造型，头顶有耳，额上出角，眼突鼓，有爪，体上为浅浮雕状波带饰 [6]。现藏洛阳博物馆。 6. 洛阳铜加工厂战国墓出土鎏金犀牛形铜带钩1件。残长16、宽3.5厘米。其造型与联盟路战国墓鎏金铜带钩极似，通体鎏金，缺钩。现藏洛阳博物馆。 7. 洛阳市铜加工厂M316出土鎏金蟠龙形铜带钩1件。长8.3、宽3.8厘米。造型似琵琶形，龙作卷体状，通体鎏金。现藏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棉麻中路战国墓出土1件与之极为接近者，通体鎏金。现藏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8. 1996年洛阳市道北铁路分局客车技术整备所战国墓M293出土嵌玉鎏金铜带钩1件。长23.5、宽3.2厘米。器形宽大，制作精美，兽头形钩首，钩尾齐平，钩体中间有凹槽。其制作过程是先以铜铸出长条体带钩整体，通体鎏金，然后在面上槽内嵌饰蟠螭纹方玉6块，并以5块楔形玉块压在6块玉间隙处[7]。 9. 洛阳道北战国墓出土鎏金嵌琉璃珠犀牛形铜带钩1件。其造型与联盟路战国墓出土的犀牛形带钩极为相似，唯该带钩体上波带饰间嵌琉璃珠四枚，惜多已脱落。通体鎏金。现藏洛阳博物馆。 10. 洛阳铜加工厂战国墓出土嵌绿松石鎏金铜带钩1件。残长17.2、宽1.6厘米。形体呈长条形，缺钩首，带钩正面及两侧面均嵌绿松石。鎏金。现藏洛阳博物馆。 11.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大墓出土2件鎏金器。其中一件玉璜长20.5、宽4.8厘米。它是以铜片贯串成一弧形玉璜，两端露出部分兽头形上鎏金，金光闪闪，异常罕见。另一件为鎏金嵌玉、嵌琉璃银带钩，银质，通体鎏金，长18.7、宽4.9厘米。其器形较大，钩体为浮雕式兽首和长尾鸟纹。钩体正面嵌饰3块玉玦，玉玦中间嵌饰琉璃珠。该带钩工艺异常考究，采用了鎏金、镶嵌、凿刻等工艺手法并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融为一体，是极为罕见的特种工艺精品，是这一时期多种工艺、多种手法、多种质地材料结合的绝妙之作。均藏国家博物馆[8]。 12. 1957年河南南部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2件鎏金铜削，二号楚墓出土一对大鼓上的铜环铺首，衔环表面鎏金[9]。 洛阳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据统计已超过5000座，出土青铜器物数量众多，但鎏金铜、银器比较少见，仅11件（组），河南的其他地区亦仅有零星发现。这些鎏金器的普遍特征是，几乎均为小件铜马饰、铜带钩装饰或其他小件金属器上的局部装饰，铜镜上鎏金只见一例，仅在镜缘及钮座小范围内分布。 二 山西、山东及其他地区的战国鎏金器 山西、山东及其他地区发现的鎏金器数量不多，分布地域较广且比较零散。 1. 1978年山东省曲阜3号战国墓出土鎏金铜泡2件，鎏金长臂猿银带钩1件。带钩通长16.7厘米。设计巧妙，猿猴造型极为生动传神，猿身表面以鎏金和包金两种工艺手法为装饰，制作考究，极为罕见[10]。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2. 1978年山东省曲阜鲁国故城乙组战国早期墓M58出土鎏金嵌玉铜带钩1件。这件带钩别具特色，是一件鎏金与镶嵌工艺结合的艺术精品。通长8厘米，带钩造型如带翼的飞兽，钩首为兽头，体中嵌形体宽大的弓身玉鸟及绿松石圆泡，其余部分均鎏金[11]。现藏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3. 山西地区的鎏金器，据笔者所见资料，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出土鎏金车马饰1件[12]，及1984年山西榆次猫儿岭战国墓出土兽面纹铜带钩2件。两件铜带钩，一件为战国早期，长9、宽4.9厘米，其造型与洛阳联盟路犀牛形带钩极似，但钩体显得更加宽大，原嵌物已脱落。通体鎏金[13]。另一件为战国中期，体呈长牌形，残长20.3、宽3厘米。其造型及纹样与河北平山出土的鎏金铜带钩相近，钩体较常见的带钩更为宽大，鎏金保存良好[14]。 4. 1965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鎏金兽面纹铜带钩1件。体呈长牌形，长19.2、宽3厘米。其造型及纹样与山西猫儿岭出土的鎏金铜带钩极似，蛇头形钩首，钩面为浮雕式龙纹，制作精细考究，工艺细腻，是这种工艺的代表作[15]。通体鎏金，保存良好。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 1996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二十号战国晚期墓出土鎏金嵌玉铜、银带钩各1件 [16]。银带钩通长21、宽1.3－3.8厘米，体呈长条形，钩首为兽头，钩体尾端及中部各饰一兽头，兽头顶上有圆环形，环顶上有双卷角，圆环中间嵌圆玉片。通体鎏金。鎏金铜带钩，通长23.4、宽1.2－3.5厘米，曲棒形，宽扁体，钩首为兽头，钩尾兽张口突目，鼻梁突起，眼为黑色料珠镶嵌，钩体上三处椭圆形凹槽内镶嵌蚌饰。通体鎏金。 6. 浙江绍兴狮子山战国早期墓M306出土鎏金嵌玉扣饰1件。残断，玉件为椭圆形环状体，一侧镶嵌鎏金兽头，兽头另一端连有鎏金方形金属杆[17]。 7. 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楚墓亦有鎏金铜带钩出土[18]。 另外，国外博物馆收藏有2件战国时期出土地点不明的鎏金铜器。 1. 美国塞克乐美术馆藏鎏金虎食人纹铜带钩1件。长11.8、宽3.7厘米。这件铜带钩极为别致，其一端饰虎食人纹样，通体鎏金。应是目前唯一的一件虎食人纹带钩[19]。 2. 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鎏金嵌玉嵌绿松石琵琶形铜带钩1件。长14.2厘米。这件铜带钩通体鎏金保存良好，浮雕式纹样，中间嵌玉璧，玉璧周边嵌8块绿松石，为鎏金铜带钩中的精品[20]。 显而易见，山西、山东及其他地区的鎏金器与洛阳地区的鎏金器，均为小件生活用器，几乎均在带钩上使用。大型铜器上鎏金，仅见于山东淄博市淄博太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中一件战国时期的银盘[21]。 三 早期鎏金器的相关问题 由以上全国各地发现的战国时期鎏金器看，洛阳东周王畿内的墓葬中有较为集中的出土，显示这一地区当时比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艺，并与东周王室广泛使用错金银镶嵌工艺交相辉映，使这一地区成为战国时期使用鎏金及镶嵌金银铜器的中心地区[22]。战国时期鎏金器在其他地区虽有所发现，但数量不多，比较一致的是各地发现的鎏金器绝大多数为小件生活用铜器或银器（一些则为局部装饰），并以铜、银带钩为典型，鎏金工艺往往与镶嵌绿松石、镶嵌玉器、镶嵌金银结合使用，达到了独特的装饰效果。大件器物鎏金目前仅发现一件，为局部纹样鎏金。很显然，战国时期鎏金工艺使用还很不普遍，并仅作为一种辅助的装饰手法出现，零散地分布在局部地区的小件生活用铜器上，银器上则更少见。这种工艺技术发展到汉代才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并广泛地使用在大件铜容器及其他铜器上。 鎏金工艺发明于何地，其最早出现在什么时间，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鎏金工艺产生于战国时期。叶小燕先生认为：“在包金、贴金工艺的基础上，人们不断探索，反复实践，在战国时期又发明了更为进步的鎏金工艺技术。”［23］朱凤瀚先生认为：“鎏金器的出现已可能追溯到战国早期，而战国中晚期鎏金银已为多见。”[24]吴来明、周亚等先生认为：“根据现有的出土资料，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使用了鎏金技术。”[25]齐东方先生认为：“中国目前最早鎏金器物约在春秋时期，绍兴狮子山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晚期的鎏金嵌玉扣饰。”[26]实际上这座墓的下葬年代简报定为战国早期是不误的，虽然该墓出土有一部分春秋器物，但此件带扣饰定为战国早期比较妥当。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又有了新的进展。据报道，2000年甘肃礼县圆顶山二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上出现鎏金。简报介绍，该剑残存茎及柄，残长14.6厘米，茎为长条形，格、首上所饰的双首共体龙纹均鎏金。由发表的照片观察，鎏金亮泽。这座墓共出土铜鼎、簋、壶等青铜器及玉器102件（组），其年代被定为春秋中晚期[27]。另外一次重要发现是，1983年3月甘肃宁县焦村西周墓出土一件铜戈，简报介绍这件西周管銎戈援本虎面上鎏金色泽光亮。这座墓是当地群众取土破坏后文物部门清理的，仅发现有青铜兵器及车马器，未发现陶器。简报定此墓为西周晚期［28］。笔者认为，从出土的铜兵器看，这件有鎏金的短胡一穿戈及另一件微胡长直援戈，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形式，车马器上也未见西周晚期常见的环带纹、重环纹及窃曲纹，该墓可早到西周早期，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秦人墓[29]。可以肯定，我国鎏金工艺技术的出现要早于战国时期。 另，上述两件新发现的鎏金装饰铜器虽然年代差异大，但地域比较接近，均为早期秦人所使用。其共同特点是鎏金均出现在青铜兵器富有装饰特点的局部突出部位，与战国时期均为小件青铜器通体鎏金或与其他装饰工艺如镶嵌结合使用不同，表现出初期使用的特点。而且甘肃东部地区比较集中地出土了黄金饰品，并发现了我国目前使用最早的黄金饰品。如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四坝文化（相当于夏代）金耳环、金环[30]；1979年甘肃永昌沙河岗遗址出土的沙井文化镶嵌绿松石金耳环[31]。这一地区西周、春秋时期使用黄金饰件同样比较多见。1995年礼县大堡子山西周春秋之际秦人墓被盗后一批黄金饰件流散于欧洲，其中有鸱枭形金饰片8件，金鸟2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各2件，被认为是棺上的装饰[32]。甘肃省博物馆也收藏有口唇纹鳞形金饰片9件，云纹圭形金饰片2件，竖线纹金饰片3件[33]。1993年甘肃清水县白驼乡刘坪村出土春秋时期透雕虎噬羊金饰片、鹰首金饰片等等[34]。与这一地区邻近的陕西宝鸡益门二号春秋晚期秦墓出土一批颇为丰富的黄金制品，包括金带饰、鸭形金带钩、金兽面、金柄铁剑等104件[35]。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虽然被盗100余次，但仍出土有金鸟、金兽、金带钩[36]。凤翔马家庄遗址出土春秋早期金泡、金兽等[37]。而这一时期的金饰品除关中西部、甘肃东部多见外，在其他地区均仅有零散发现，很不集中；中原地区则很少使用黄金饰件，发现的数量极为有限。可见早期黄金饰品的使用或流行，仅限于甘肃东部的秦人高级贵族。这些金饰件主要是以金片或箔加工的，这显然为该地区较早出现鎏金工艺提供了先决条件。 研究表明，鎏金工艺的特点就是使用了金汞剂—金和汞（水银）的合金[38]。水银在自然界中主要是以辰砂（朱砂）的形式存在，朱砂的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由于其色鲜红，古人多用作颜料。硫化汞加热可成水银，古今汞（水银）皆多是从朱砂中提炼出来的。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是当时人们熟练掌握提炼水银技术的记载。据《史记·秦本纪》，秦始皇在修筑自己的坟墓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显然，这时已大量使用了水银。那么，从汞的提炼到大量使用应该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就是说远远超出战国时期。而早期秦人墓中常常发现大量朱砂，如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98LDM1、M3棺室内均残留大量朱砂[39]；2000年第二次发掘的M2棺内残留大量朱砂，M4由于积水和破坏严重情况不明[40]。2006年发掘的大堡子山M25、M1棺内均有朱砂[41]。朱砂只需低温熔烧便可取得水银，较多使用朱砂很可能导致水银的发现。看来秦人很有可能较早就掌握了水银提炼工艺，所以在秦始皇时能大量使用。 由于在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了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那么这一时期出现鎏金工艺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地区很可能较早地出现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王畿洛阳地区已经比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艺。如笔者的推测不误，我国鎏金工艺的最早出现可能在西周早期前后，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其实把鎏金工艺出现的年代推定得更早些，并不是无迹可寻，只是有些论据和论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据曾长期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主持发掘的郑光先生在《二里头遗址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一文中介绍：“从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看，他们的铸造工艺是比较先进的……第三期的两件铜刀上铸有很细的花纹，一件刀背细纹间有鎏金痕”[42]。然而文章发表已过十余年，至今未见图版、检测情况及详细资料报道，因此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近来，二里头工作队的陈国良先生认为二里头青铜器已使用了鎏金工艺，但同样未能详细介绍情况及考证[43]。 前文已述及，对于鎏金工艺的出现，黄金的使用和汞的提炼是两个先决条件。夏代虽已有黄金饰件，但二里头遗址至今未发现使用黄金制品。朱砂的使用倒比较普遍。据报道，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已有400余座，墓中普遍发现朱砂，尤其是1982年秋发掘的M15墓底朱砂最厚处达5厘米[44]；1987年发掘的M57中型墓墓底有2－3厘米厚的朱砂[45]；1975年发掘的二里头K3呈长方形，南北长2.3、东西宽1.26米，坑中偏南有一小坑，南北长1.7、东西宽0.74米，坑底铺有5－6厘米厚的朱砂。齐东方先生称：“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发现贮存丹砂的灰坑。”[46]实际上这种表述不够准确，原简报虽没有直接确定K3为墓葬，但还是说“大坑为墓穴，小坑是棺椁，他很可能是奴隶主的墓坑”[47]。目前从事二里头遗址考古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是一座中型墓葬[48]。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从目前发现情况看未见使用黄金制品，其出现鎏金工艺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国内对于鎏金器的研究工作做得很有限，做过科学检测的标本很少，尤其是对早期鎏金铜器（前文所述甘肃2件、二里头1件）均未进行光谱及电子探针分析，直接影响了对这种工艺技术的研究。实际上，包金、贴金与鎏金有些时候很难区别，鉴别器物表面是否鎏金，尤其是与包金、贴金区别时，主要看其表层是否含有汞。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组曾用光谱及电子探针对多件鎏金器进行鉴定，均发现有残存的汞均匀地分布在金层中。国外学者对大英博物馆8件战国至汉代中国文物进行光谱定性和金相学观察，发现均有汞存在[49]。据实验，将一片鎏金试样加热到500°（汞沸点357°），保温24小时，经光谱检验仍发现有残存的汞[50]。前述的3件早期鎏金工艺不能完全排除贴金或包金的可能，对这些鎏金铜器进行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仅仅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加以推测，渴望能早对这些鎏金器进行检测，以对我们的认识做出检验。 注释: [1] 温廷宽：《几种有关金属工艺的传统技术方法》，《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2] 叶万松：《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3] 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4] 赵振华：《河南洛阳新发现随葬钱币的东周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该带钩原简报称为包金并不妥当，出土时其黄金亮丽，但由于银带钩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侵蚀到极薄的金层，使其黄金色几乎没有光泽。最近由于工作的关系，对其进行了表面清理，发现金层较厚，很可能是贴金。 [5] 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3页图版三三。 [6] 石占军：《洛阳联盟路战国墓出土的夔龙形铜带钩》，《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洛阳考古发掘与研究》。 [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战国墓》，《文物》1996年第7期。 [8]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华夏文明史图鉴》第2卷，朝华出版社，2002年，第32页图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2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4页。 [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10] 吴来明、周亚等：《古代青铜铸造术》，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图一四三；齐东方先生在《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一文中称猿体上为贴金，载《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38页；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5页图版六二。 [12] 边成修：《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 [13]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2）》，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图版一六一。 [14]同[13]，第142页图版一六二。 [15]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图版一七九。 [16] 西安市文物保护所：《西安北郊尤家庄二十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1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18] 李正光、彭清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19] 同[13]，第143页图版一六四。 [20] 同[13]，第144页图版一六五。 [21] 山东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后者指出由于铭文中采用了三晋布钱的计值单位可知银盘为战国时期所制。 [22] 洛阳地区是这一时期镶嵌金银工艺的发达地区，并有为王室专门制作加工的手工工场。1928年东周王陵区金村大墓出土一批成套镶嵌金银工艺的青铜容器，梅原末治在《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书中统计，出土镶嵌青铜鼎、簋、敦等达85件之多。 [23][38] 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24]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6、557页。 [25] 吴来明、周亚等：《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术》，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13－117页。 [26][46]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 年第2期。据发掘者李永宁先生介绍，这批文物出土后均藏礼县博物馆，未能对其进行成分及其他检测分析。他近年在该县见到这件铜柄铁剑时发现其黄金色明显淡化，很可能是因为鎏金脱落或铜氧化侵蚀所致，同洛阳博物馆藏战国双体银带钩的情况是一致的。 [28]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焦村西沟出土的一座周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关于该墓出土的鎏金铜戈，龚国强认为：“此戈的鎏金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参见其《简论商周王国及其周边地区的黄金器饰》，载《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白黎璠先生认为：“西周晚期甘肃地区最早出现了鎏金工艺制作的实物。”参见其《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另外，据《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报告报道，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M32在漆盒内发现镀金铜管一件。由于出土情况不详，未作检测，是否为鎏金不得而知。 [29] 从1994年到2006年甘肃省博物馆、礼县博物馆、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区及圆顶山贵族墓地的发掘看(1994年大包子山M2、M3及9座小型墓见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2006年发掘7座小型贵族墓见《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圆顶山M1、M2、M3、M4见《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1、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2005年第2期），秦公室及贵族墓流行东西向墓仰身直肢葬，带有腰坑。所以，张天恩先生指出：“西山陵区的大、中、小型墓，以及赵坪圆顶子山的发掘资料，均清楚地表明嬴秦公族在早期就已流行头西足东的东西向墓。仰身直肢，墓底带腰坑也是秦人的固有葬俗。”参见其《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这种认识极是。而葬俗是古代民族最为保守、最为传统、最不易改变的习俗之一。显然，关于早期秦人贵族葬俗的新认识对我们认识更早的秦人贵族墓葬极为重要。我们知道，甘肃东部是嬴秦的主要活动区域。秦之兴盛首推非子居犬丘为周孝王养马，西周宣王时秦庄公领兵伐戎被封为西垂大夫，文公以兵伐戎并收周余民，地至岐，后逐渐向东发展。秦作为周的附庸几乎完全接受周文化，以至于如果不是葬俗有很大的区别，不敢断言哪些是秦文化遗存。所以，过去我们将这一地区西周时期墓葬的族属普遍认为是周人。有了秦人公室及贵族葬俗的新发现，就有可能对这一地区西周墓葬族属进行初步分析：焦村西沟西周墓虽未经过科学发掘，但据简报介绍为竖穴式东西墓向，墓底中部有腰坑，人骨已朽，葬式不明，与周人墓南北向无腰坑不同。该墓出土的2件铜人头、1件怪兽形铜当卢及1件长管銎短胡戈，周文化中几乎不见。该县宇村1983年发现一座西周墓为东西向仰身直肢葬（许俊臣：《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由于是调查所获不知是否有腰坑，该墓出土的1件铜短剑同圆顶山尤其是大包子山墓M25出土短剑极似。3件铜虎形饰与秦墓同类器相似，尤其是与圆顶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秦式青铜盨（原简报称为簠）、扁盉、车形铜器上的虎造型极似。出土的双耳小铜罐更是形象独特，它们几乎未见于周人墓。这两座墓均为东西墓向，显然有别于周人南北向墓，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秦人贵族墓。由于这些墓均未经科学发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来进一步探讨。 [30]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9－153页；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9－151彩图。 [31] 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32]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年第6期。 [33] 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0、151页；秦明智等：《礼县秦公墓之盗掘与秦国早期历史研究》，《周秦文明论集》（一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9－331页。 [34] 同[31]，第151页彩版一五五、一五六。 [35] 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36] 韩伟：《秦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合期。 [37] 张天恩：《秦器三论》，《文物》1993年第10期。金泡、金兽形饰展出于西安博物院。 [3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4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1、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4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42] 郑光：《二里头遗址与我国古代文明》，《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0－195页。 [43]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274页。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及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8]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49]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组：《鎏金》，《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1期。 [50] 凌业勤：《中国古代传统铸造技术》，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5－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