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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墓地周围存在壕沟，古代文献中屡有出现，在现代的考古学实践中，也不断有关于此方面的收获。在中国，墓地周围壕沟的发现，最早是1959年在山西侯马乔村被发现的，这一墓地最初被误以为是战国中期的魏国墓葬①。以后随着乔村墓地的进一步发掘，特别是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东陵区、三门峡等地秦公陵园和秦人墓地的勘探和发掘，墓地有围沟的现象被看作是秦文化的标志之一，更有专家结合西北地区卡约文化中公元前2千纪出现的带围沟的坟丘墓的材料，认为秦文化墓地中以围沟为其葬俗的传统是由此而来的，并对日本国“方形周沟墓”的出现产生影响②。王建新先生也认为，韩国从公元2世纪开始，在以清州市松节洞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遗址中，出现的大量墓旁环绕围沟的墓葬，是迁居辰韩的秦人后裔的遗留③。这样，对秦文化墓地中围沟的源与流就有了一定的认识。 近年，由于秦墓地围沟的不断发现，促使我们对其渊源进行了一定的思考。秦文化墓地围沟的出现，是否受到卡约文化的影响，亦即秦文化墓地围沟的来源，是否是单一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窃以为此一结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需要。根据目前材料，我们认为墓地壕沟的出现是受史前文化环壕聚落的影响而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成为秦人的一个葬俗，并进而影响到汉代墓地的布局形式。 二 俞伟超先生得出秦人墓地围沟来源于西北羌戎文化的观点，是在有关墓地围沟的考古材料不十分丰富的情况下得出的。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我们发现，墓地周围有围沟的情况，1981年发现的青海循化苏村卡约文化墓地的围沟，并不是时代最早的，在我国太湖流域一带，约为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祭台式墓地的周围，已经发现有围沟现象的存在。这使我们意识到，围沟墓的起源可能并不是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独特现象。 根据现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在太湖流域，存在着以莫角山、福泉山、赵陵山、寺墩等中心聚落为中心的良渚文化聚落群。在这些良渚文化聚落群的许多遗址周围都发现有围沟的现象，围沟有人工开凿的，也有利用古河道的。这其中既包括中心聚落遗址，也包括中心聚落以外的较低一级的聚落。 中心聚落以莫角山遗址、寺墩遗址、赵陵山遗址为代表。 莫角山遗址系莫角山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它的四周分布有40余座良渚文化小型聚落遗址。遗址位于余杭大观山果园内, 是一座大型的在自然土岗上夯筑的遗址,在巨大的人工堆筑的土台上有三个更高的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的土台。在遗址的四角部位各堆筑一处良渚文化墓地(贵族墓地),东北角为雉山垅,东南角为钟家(发现过玉琮、玉璧),西南为双池头(发现玉璧等玉石器),西北角是反山墓地。过去在莫角山下修筑围墙时发现一条人工壕沟，可能为聚落围沟，这说明莫角山遗址内的贵族墓地是在围沟的环绕之中。莫角山遗址的东北4公里为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贵族墓地,西北2公里为瓶窑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及贵族墓地。反山墓地、瑶山贵族墓地和祭坛都经过发掘④。 与莫角山遗址相似的是江苏常州市武进县寺墩遗址。遗址的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遗址的中心部位是一个直径100多米、高20多米的人工堆筑的祭坛,其周围有一圈圆角方形的河道(聚落内围沟)环绕,内围沟的四周是人工堆筑的贵族墓地。祭坛东南部的内围沟外已于20多年前挖去约两米,后来在此发掘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内围沟外的西北部,曾发现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也应为良渚文化墓地。内围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均高出周围的地面,可能也是墓地。根据总体布局不难看出,内围沟外部四角的墓地都应有着同样的高度,内围沟外的东南部发现的几座良渚文化大墓,东西排成一列,M4西距M1为6.5米,东距M3为2.6米,显然是经有意安置的一处排列有序的贵族墓地⑤。墓地的外围是较低平的居住区,居住区的外围又有一圈河道(聚落外围沟)环绕。中央祭坛的“正北部现有一条河道连通内、外聚落围沟。正东部位经钻探也有一条河道连通内、外两周城河,正南部位的迹象表明也有同样的河道,根据这样的结构可以推断出,祭坛的正西部位同样有河道连通内、外两周城河。这四条河道,将墓地和居住区分成四部分。”⑥寺墩遗址的“居住区被河道分成四个区和若干小区,也应由相应数目的宗族集团占据。贵族墓地也被河道分割成数块,当分别葬以各宗族的显贵,也即王室成员。各宗族墓地,当也是自己‘专门祟奉神祗的地方’。”⑦每一个区的墓地四周都环绕有围沟。同样，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周围也有古河道环绕，它们也应该是聚落的围沟，围沟以内同样有墓葬⑧。 处在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群外围的小型聚落的周围也发现有围沟和围沟墓的现象。 1988年，浙江海宁县西部的荷叶地发现一处由16座墓葬组成的墓地。整个墓地呈圆丘状，四周围绕着灰土沟，有的墓葬用琮或璧殉葬。在墓地附近的几个乡内也分布着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以群状分布的良渚文化遗存，在聚落形态及规模上出现多层次的级差，最高一级的中心遗址是在余杭县的长命、安溪两乡的附近地区，其人工堆筑工程的规模比反山、瑶山雄伟得多，以往出土良渚玉器的著名地点，大体上都环绕着这处推测的中心遗址，其性质类似某种政治或宗教文化中心。荷叶地遗址的规模及内容不如反山、瑶山，但也不是千金角、徐步桥那种散落在居址附近的小型墓群，属于中小型等级的遗存⑨。 1987年，在反山东北7.5公里处发现了与祭坛复合的瑶山墓地。它属于比莫角山中心聚落低一级的聚落遗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迹平面呈方形，由里外三重组成，分别为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台。第二重是在红土台四周挖凿65-85厘米深的灰土围沟。围沟内的灰色斑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与红土台形成鲜明的对比。围沟宽约1.70-2.10米不等。这种围沟显然不是防御性的，而应是起界定范围的作用。墓葬集中分布于祭坛的南半部，分为东西向南北两列。北列5座，南列6座，分别打破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发掘者认为这土坛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打破祭坛墓葬的墓主，是祭坛的主事者（巫师或巫觋），埋葬在祭坛上的巫觋，可能也是祭祀的对象，关于祭坛和墓葬的关系，是在祭坛废弃之后成为贵族墓地的[10]。瑶山良渚文化的祭坛虽然有墓葬打破灰土围沟，并有几座墓葬位于围沟之外，但从简报看，祭坛与墓葬的时代基本是同时的，它们也有可能与其它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的关系一样，二者基本是共存的，只是随着墓葬的增多，而出现墓葬打破围沟，并到围沟之外的情况。与青海循化苏村卡约文化的围沟内有墓，沟以内土台上也有墓的情况相似。余杭瓶窑镇的汇观山祭坛遗址布局与瑶山相似。祭坛亦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一重为砂石台，第二重为填塞灰土的围沟，宽约2米。第三重（即外层）的东西两面为排水沟，沟外似有高程低一级的平台设施。在祭坛的灰土沟与西侧排水沟之间发现4座良渚大墓。大墓的两边有围沟，说明汇观山与瑶山一样，也是祭坛兼作显贵墓地的一处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址[11]。 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良渚文化现已发现20多处人工堆筑的祭坛墓地,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尤以早期的赵陵山和张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在这些遗址中，唯寺墩遗址的祭坛和墓地是分开的，其它遗址的祭坛和墓地都是在一起的。与其它遗址相比，虽然平面布局稍有差别，但二者的外围都发现有一定的围沟将其分割或包围。至于是否所有祭坛墓地的外围都有围沟，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确定。 莫角山、寺墩、赵陵山等中心遗址和荷叶地墓地等次一级或更次一级聚落遗址都发现了墓地周围有围沟现象，这两个不同等级墓地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荷叶地墓地的围沟就是整个墓地的专用围沟，而莫角山、寺墩、赵陵山等遗址的贵族墓地，则是利用了聚落遗址的围沟，换句话说，这些中心聚落内的贵族墓地就是聚落整体布局的一部分，是聚落遗址的有机组成。寺墩遗址贵族墓地就在整个遗址中心区的外围，位于内围沟以外，外围沟以内，并且四面还有贯通内、外围沟的河道（沟）将每个角的墓地分割成独立的小墓地。墓地四周的围沟，就是整个遗址的外围沟、内围沟、每面中部贯通内外围沟的沟的内围沟以外的部分，并且在贵族墓地和外围沟之间还有居址。墓地、居址都在聚落的外围沟以内，各自形成一定的布局，是聚落统一规划的区域。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墓地周围围沟的出现，可能与史前聚落的布局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 我们知道，墓地周围的围沟，主要是起界定墓地范围的作用[12]。壕沟作为一种界定域的形式，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环壕聚落中已经存在。我国新石器时期出现的环壕聚落，在居住区的外围一般都有一周围沟，这些围沟一般都比较宽、深，其功用主要用于防御或防止野兽的侵袭；同时也起到了划定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的各不同功能区域的作用。一些环壕聚落或环壕聚落之内还存在界定居住区与居住区、墓葬区或其它不同功能区域范围的壕沟。这种作用的壕沟我们在仰韶文化的姜寨聚落、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一期聚落、白音长汗聚落等环壕聚落中可以明显看到。“兴隆洼文化的围壕可能具有一定的防御性功能，但同时也应具有界定范围的功能……兴隆洼一期聚落围壕的界定功能主要在于使居住区与墓葬区、狩猎区等非居住性区域明确分开。白音长汗聚落的两道围壕所体现出的界定功能更加突出，除了划分居住区与非居住性区域外，主要的用意在于通过围沟使相邻的两个居住区各自分开。”[13] 与此认识一致，有学者通过对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研究，认为兴隆洼文化期“环壕的主要功能是界沟。环壕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区域，而将某些特殊功能区排斥在外。”夏家店下层文化“环壕除了单纯意义对居住址的防御功能外，还以围沟的形式对某些特殊场所进行专门区划，目的是使之与人们的一般生活区分隔开，突出其重要性。……所以这一时期的环壕兼有防御与区划两种功能。”[14]“姜寨遗址的环壕可以分为数段，在遗址东部有区划居住区和墓地的沟1，区划东北部的沟2和区划东南部的沟4，均和沟1之间有6-7米的空隙作为聚落通道，其内侧配置有竖穴式房子看作是看守小屋，并推测是具有防御目的的壕沟。” [15]环壕聚落中的壕沟所具有界定地域的作用，在良渚文化的围沟墓中得到了采用，它们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围沟墓，这种围沟墓有的就是聚落的一部分，墓地的围沟就是聚落的围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围沟墓与这种史前环壕聚落之间的密切关系。 西北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这两个史前文化都发现了墓地四周有围沟的情况，在时代上，卡约文化并不比良渚文化早，甚至其起始年代还与良渚文化相差千年以上。这说明用壕沟作为墓地的界限，是史前文化的共同特点之一，而不单纯是从西北地区起源，并向关中秦地等地区传播的。而且墓地壕沟的形成，与史前聚落壕沟的影响密不可分。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在中国长江、黄河以及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普遍存在，说明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环壕作为一种界域、防御的方式，反映了特定阶段人们行为模式的一致性。就象自然界里的动物有一定的活动或势力范围一样，环壕聚落就是一个居民共同体活动的中心地区，是不容外人插足的地方。古人意识里生、死两个世界的情况是相似的，生时界定地域的环壕也会被借用于死后的墓地。良渚文化环壕内的墓地，正好处于由环壕聚落到围沟墓的过渡阶段，它是围沟墓从环壕聚落发展而来这一逻辑关系的中间环节。 新石器时期的这种环壕聚落，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夯土构筑的城垣，史前城址源于环壕聚落[16]。我国古代的城源于环壕聚落，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17]。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的周围一般都有较为宽阔的壕沟，其中有的还与河流相通。从防御体系和功能来说，环壕聚落是以壕沟为主要防御设施的，而城则是以城垣为主的。城墙外侧普遍存在的壕沟当是环壕的存在与继续，而城墙本身则应是环壕聚落的辅助性防御设施如土垄式围墙或栅栏的直接发展。在防御设施方面，则存在着从以环壕为重心到以夯土城垣为重心的演变过程。对于夯筑城址来说，外围的壕沟业已成为城垣的辅助性防御设施。但在板筑的城垣坡度不大，防御功能有限，可能还存在着城垣与壕沟并重的中间环节。夏家店下层文化环壕聚落的一个类型就是垣壕相伴型，利用挖壕沟的土沟筑成土围墙；长江流域湘北地区澧阳平原也存在此种形式的“土围聚落”[18]。城周围的城墙和外围的壕沟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但它同时也界定了城的四至范围，它们的界定范围的功用仍然存在。先秦到秦汉时期墓地，与人们的居住地的距离不断发生分离，经历了从城内到城外距离越来越远的过程，但是墓地周围的壕沟，沿用了从史前环壕聚落周围壕沟的功能，依然起着界定区域的作用。 四 从新石器时期围沟墓出现以来，墓地周围有围沟的现象发现并不是太多，这可能说明了两种情况，一是目前考古工作的深度不够，一是围沟墓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墓地中除过以壕沟作为界定地域的方法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方式。 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墓地到商周时期的族墓地，墓地内的墓群分布以及墓群内墓葬之间的相对位置，都有一定的规定或规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墓地制度。原始氏族公社所有制下，氏族墓地已有一定的规划：“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19]。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文化的墓地的布局都相对很集中，也可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墓群，反映了氏族组织的社会结构。到龙山文化时期，反映宗法关系的家族墓地已开始逐渐取代氏族公共墓地制度。龙山文化时代已存在宗法制度[20]。商周时期的族坟墓就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它是从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制度发展而来的。殷墟的墓地布局，是大的范围内形成若干小的墓区，小的墓区又可分为若干群，各墓区之间以一定的空白地带相隔离，未见有壕沟的报道。殷墟墓区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各区间的墓向、葬式和陶器组合都有一定的差别。同一墓区中各墓随葬的铜器铭文上的族徽很多是相同的，有别于其它墓区[21]。不同墓区就是不同‘族’的墓地”[22]。侯马上马墓地1373座周代墓，整个墓地被几处空白地带划分为几个大群，在各大群块内，又形成了若干小墓群[23]。象原始社会墓地的成群分布，殷墟墓地、上马墓地等商周时期大的墓地之间分成多个小区，每个小区之间有一定区域的空白地带区分，而不是以围沟区分。这些墓地群与群之间或小区与小区之间，都未见有壕沟的报道，说明围沟墓并不是墓地的主流形态。 但是围沟墓也不是从史前时期产生之后就消失无踪了，在古代文献里有记载，现代考古实践中也还不时有围沟墓的发现。 文献里，先秦时期的墓地名称各异，有“兆”、“兆域”、“邦墓之地域”等[24]。这些墓地一般都有确定的范围，其范围的划定是非常明确和严格的，并且还有“冢人”、“墓大夫”一类人专职进行管理。据《周礼》记载，墓大夫管理的邦墓地，墓地里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单元作为各族的葬地，并且有官寺在墓地中，对因为墓地相争（争墓地，相侵地域。）而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或裁决：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郑注：“厉，茔限遮列处”，就是墓地的四周界限处。掌管公墓地“冢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跸墓域，守墓禁”，贾公彦疏说：“跸，谓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谓禁制不得漫入也。”对郑玄注“禁所为茔限”的解释为“谓禁者以茔域为限而禁之”。那么，墓大夫与冢人对墓地的管理职责如何达到，换言之，除过以图标明墓地四至外，墓地范围（茔域、茔限遮列处）的确定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周礼·春官·冢人》“跸墓域”，贾公彦疏云：“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谓四畔沟兆。” 就是墓地四周的界限是用挖出的壕沟来表示的。《左传》定公元年记鲁昭公死后，季孙想开沟把昭公墓摈弃于鲁公陵地之外；孔子作了司寇后，“沟而合诸墓”，又用沟将昭公的墓圈在鲁公的陵地之内。说明鲁公墓地是用壕沟作为陵地界限的标志。无独有偶，《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始建国五年，汉元帝后亦即王莽的姑母死后，王莽使她的墓“与元帝合而沟绝之。”两墓之间被王莽用沟隔开，以示她不属于汉室，而属于新莽。这种沟实际上也是墓地的界标。说明从春秋到新莽墓地中一直沿用这一作法。 用壕沟来表示各种界限，一直是古代通行的作法。《周礼》中大司徒、遂人、匠人等职官行使职责的方式之一，就有用沟表示国界、井田界和各级居民组织单位地界的，《墨子》里也有类似记载[25]。所以，当时在墓地四周挖沟以表示界线，是很自然的事情。 至于目前我们考古发现的墓地壕沟，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余处，从比例上来看，以秦人墓地的壕沟居多，占到整个围沟墓的50%左右，除此以外，从史前到汉代的围沟墓才占50%，因而给人们的感觉好象就是，围沟墓是秦文化的特征之一。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目前发现围沟墓时代较早的已经到了史前时代，有浙江海宁县荷叶地的良渚文化圆丘状墓地、良渚文化寺墩遗址等聚落内的墓地、青海循化县苏志村卡约文化中、晚期的1、2号坟丘墓。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前3300-前2200年，卡约文化的年代约为前2千纪前叶至末叶。这两个文化的墓地都是其分布地区的史前文化，处于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阶段。 商周时期墓地的围沟目前发现较少，但也不是完全不存在。东北地区嫩江流域属于高台山文化的辽宁省阜新勿欢池遗址1992年的发掘中，揭露出宽窄深浅不同的17条壕沟，纵横交错互相连通，根据报告提供的遗址平面图观察，部分有可能是墓地周围的围沟[26]。高台山文化已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为1700 BC.- 1260 BC.（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其年代范围在夏、商文化的纪年范围内。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墓地南北均有一道壕沟（东西两侧情况不明）[27]。北赵晋侯墓地的壕沟发掘简报未作详细介绍，但是根据整个墓地的布局情况，它们应是整个晋侯墓地的界沟。东周时期墓地壕沟的发现，除过凤翔、临潼、西安、三门峡、侯马等地秦公陵园和秦人墓地外，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北区墓葬内有一道划分国君及高级贵族墓葬区与其它贵族墓葬区的东西向界沟[28]；安徽长丰杨公战国楚墓地，墓地外围可能就有围沟[29]。浙江绍兴印山大墓的四周，有人工挖掘形成的壕沟。其形制与秦公陵园的隍壕相似。发掘简报认为，印山越王陵的隍壕设施很可能就是秦国陵园制度南传的产物[30]，实际上它应是对当地史前文化的继承。 这种墓地围沟直到汉代还存在。汉惠帝安陵的一座陪葬墓，围绕墓圹四周有陪葬沟[31]；汉景帝阳陵陪葬墓群的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是陪葬墓区的东西界沟。界沟内小的墓园之间也有壕沟分割[32]。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蒲城陈庄乡白卤村北，发掘了两组很规整的汉代围沟墓，每组围沟内各有4座两两并列的墓葬。两组墓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侯马东周殉人墓》，《文物》1960年8、9期合刊。②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2期。 ③王建新：《辰韩之秦人考》，《西北大学史学丛刊（4）—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⑤张之恒：《良渚文化聚落群的特征》，《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7日第三版。⑥ 车广锦：《玉琮与寺墩遗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31日第三版。⑦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 ⑧ 钱峰：《赵陵山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第一版。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第119页，《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11]魏正瑾、吴玉贤：《良渚文化与聚落考古》，《南方文物》1997年1期33-38页。 [12]陈伟：《凤翔、临潼秦陵壕沟作用试探》，《考古》1995年1期；拙著：《秦墓地壕沟的作用和意义浅论》，《文博》2002年4期 [13]刘国祥：《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6期； [14]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2003年1期。15冈村秀典（姜宝莲、秦小丽译）：《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考古与文物》2001年6期。 [16]严文明：《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国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钱耀鹏：《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新疆文物》1995年3期。 [17]钱耀鹏：《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新疆文物》1995年3期。 [18]张学海：《城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考古与文物》1999年1期；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2003年1期；严文明：《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国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钱跃鹏：《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新疆文物》1995年3期。 [1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从宗族制度看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青铜挥尘》第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殷墟的重要墓葬群》，科学出版社，1994年。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第114页。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24]《左传·哀公二年》、《周礼·春官·冢人》、《周礼·春官·墓大夫》等。25见《周礼·地官·大司徒》、《周礼·地官·遂人》、《周礼·考工记·匠人》《墨子·天志下》等。关于此点，陈伟先生《凤翔、临潼秦陵壕沟作用试探》（《考古》1995年1 期）一文已有详细引述，可参考。 [26]这些壕沟发掘者认为是水渠，系排水、分水的农业灌溉设施（辛岩：《阜新勿欢池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2期。），而朱永刚先生认为一部分是墓地的围沟（详见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2003年1期），朱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27]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晋侯墓地平面分布图），《文物》1995年7期。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第2 - 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12月。 [2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9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二期；程如峰：《长丰杨公战国墓的茔界问题》，《文物研究》第六辑。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1期。 [31]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30-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1998年）》，《文博》1999年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3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年报》(2002)之“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 (作者：秦俑博物馆考古队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