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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黄家庄秦墓地位于凤翔县南大约6公里的雍水河南岸，西至南指挥乡2.5公里，东到三 岔村2公里，凤翔县至虢镇的凤虢公路从它的中部穿过。这里水深地广，黄土堆积深厚，在东周及秦代是秦雍城墓葬集中的地区，它的位置也在雍城南郊的秦公陵园大范围之内。1999 年 8月为配合南指挥乡的变电站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对其范围内的10座秦墓进行 了发掘；同年9—10月，雍城考古队与秦俑博物馆合作，对黄家庄村民的取土壕中及其周围暴露出来的23座秦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和钻探，这两次的发掘，前者编为A区，后者为B区 [1]，现在我们将这两次的发掘收获从几个方面作一总结。 一、墓地布局 黄家庄墓地B区与A区现在虽然属于同一个行政村，但是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墓地， 因为 A区墓地的墓葬目前发掘数量较少，且分布较为分散，所以以下我们的讨论多以B区为主，辅以A区的资料。 黄家庄B区墓地最南边取土壕的断崖上悬挂着三个马蹄形的壕沟剖面，从南向北亦即从外向 内，宽度依次递减，壕沟之内的底部似有极薄的一层淤土，在其上的堆积为与这一地区耕土层之下的第二层褐色土相同的堆积，因而壕沟的上口不是十分清晰。通过向西的部分钻探， 发现三条壕沟都向西延伸，在取土壕以西大约40米处折向北，取土壕以东部分为一条南北向的水渠和庄稼地而未钻探。限于这次的工作目的和其他原因，墓地周围东、西、北三面的壕 沟这次工作中都未完全探明。 目前发掘钻探的23座秦墓只是属于黄家庄B区墓地极小的一部分，它们位于这个墓地的最南 部，23座秦墓中，取土壕之内的11座墓葬全部被现代人盗掘一空，取土壕北边缘的12座墓葬保存完好。这些墓葬在平面布局上大致为南北纵向4排，东西横向6排排列，墓与墓之间有一 定的间隔，除过M18的墓道局部打破M17的墓室之外，全无打破关系，并且墓室的平面形制基本上是长方形竖穴墓与带长方形穴墓道的洞室墓相间排列，由此说明这座墓地在布局上是有 一 定规划的。《周礼·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 宫室，二曰族坟 墓， 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其中“族坟墓”即聚族而葬。《周 礼》有墓大夫、冢人一职。墓大夫职司“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 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而守之。”郑玄注：“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也。族葬，各从其亲。位，谓昭穆也。 度数，爵等之大小。古者万民墓地同处，分其地，使各有地域，得以族葬使相容。争墓地， 相侵地域。厉，茔限遮列处。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这就是所谓的“族墓地”，与 之相对的则是“公墓地”，由冢人掌管。《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丧，既有日，请 度甫 ，遂为之尸，及 ，以度为丘隧，共丧之 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以泣，遂人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 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前者为国人墓地，后者为埋葬王公贵族的邦墓 地。自1979年《1967—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提出“族墓地”的说法以后[2]，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广为接受。生前聚族而居，死后亦聚族而葬，这是从原始的习俗发展到阶级社会而成为一种维护宗族地位和纯洁的制度。黄家庄B区墓地的埋葬形式应该属于聚族而 葬的形式，至于它是属于族墓地或是公墓地的一部分，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及对秦公陵园布局的全面研究，我们初步认为它有可能为公墓地之内的一个族墓地。 虽然两次的工作范围有限，但从目前有限的工作情况来看，黄家庄B区墓地在雍城的墓地中 属于 规格较高的一处族墓地，它存在着与以前钻探试掘出的雍城秦公陵园周围形制极为相似的马蹄形隍壕(或称为兆沟)，墓地周围有壕沟的存在，它一方面标示了墓地的范围，另一方面， 从目前发现的秦人墓地的情况看，墓地周围有壕沟存在的情况只是在雍城秦公陵园、芷阳陵园的秦国君墓地中存在，它们代表了秦人最高规格的埋葬制度，战国中晚期以后到汉初，在 三门峡、侯马等处规格较低的秦人墓地中也有发现[3]；在黄家庄墓地 以东2公里处的郭店乡三岔村，1996年的钻探中发现了第14号秦公陵园，主墓为丰字形，还有三座中字形大墓， 黄家庄墓地位于三岔村秦公陵园和南指挥乡秦公一号陵园之间，因而它也应该位于秦公陵园的 范围之内，并且这次发掘钻探到23座秦墓，其形制都是属于规模较大的小型墓。所以此次黄 家庄墓地的发掘，对秦人的埋葬制度，陵园布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秦都雍城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4]。 二、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出土器物情况 黄家庄A区和B区两次发掘的33座秦墓，在形制上有竖穴土坑和洞室墓之分。竖穴土坑则以有 生土二层台或熟土二层台形成差别，以生土二层台居多。它们都是东西向，口小底大，墓壁有较大的收分，经过修整光滑平齐，壁上留有锸、铲之类的工具痕，墓室之内的填土都经过 夯打，具有较大的密度，有的还可以分出夯土的层次，分辨出夯窝的大小，墓室底部有预留的生土二层台或放置完棺椁后填土夯实所形成的熟土二层台，竖穴土坑墓之中，有的墓在头 的一端二层台之内挖有拱形头龛，以放置随葬品和肉类食物。在洞室墓中，因洞室位置的不 同亦形成区别，分为偏洞室墓和直线式洞室墓两种。偏洞室墓就是洞室的位置在长方形竖穴 墓道长边的一侧，棺椁的放置与长方形的墓道平行，这种形制的墓葬只是在A区墓地发现。直线式洞室墓洞室的位置在长方形竖穴墓道短边的一侧，一般在东侧，B区墓地发现一例在 西侧短边的洞室墓，这种直线式洞室墓多在洞室的一侧或两侧靠近头部即洞口处的壁底部挖有耳室以放置随葬品，洞室口有横向或竖向的封门木封堵洞室。这些洞室墓的长方形竖穴墓 道的情况与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墓室情况基本相同。 黄家庄墓地除过个别墓葬未见任何葬具之外，其他所见到的葬具为木质葬具，有一棺、一棺 一椁两种情况。洞室墓之内一般只有一棺，洞室起到了椁室的作用。竖穴土坑墓葬具若为一棺，则棺直接放在墓室底部的二层台形成的狭小墓室之内；葬具为一棺一椁的情况比较复杂 ，棺都放置在墓室底部正中，有紧贴二层台四周构筑椁室，再在二层台之上横铺盖板的情况；有的在构筑椁室之后，在二层台两个东西向长边靠近墓室的边缘各挖一道槽，内放与之长 、宽、厚相同的枋木，再在枋木及二层台之上平铺椁盖板；有的在二层台四面靠近墓室的边缘各挖一道浅槽，分别放置东西纵向和南北横向的枋木，再在其上平铺椁盖板；另有在沿二 层台两长边壁对应掏挖方形竖槽，各放置与之尺寸相同的立柱，立柱的外面与二层台的边壁平齐，再在立柱之上架设枋木。枋木的铺设与前述各墓枋木的铺设情况相同，有只铺东西两 长边的，有四壁都铺设的。四壁都铺设枋木的，纵横两根枋木交接处可能以简单的榫卯相连接，最后再在这些枋木及二层台台面上平铺椁盖板。二层台两长边壁设立柱的根数，在黄家 庄B区墓地目前发现每边各有3根和4根的情况。每边3根立柱的是在二层台四角各设1根，两长边中部各1根；每边4根的，是除过在二层台四角和长边中部设立的立柱外，在两长边靠近 东南角和东北角立柱的西侧不远处各增加1根立柱。上述这些墓葬之内椁室的构筑情况，单在二层台边缘铺设枋木的现象，在陇县店子秦墓之内也发现过，但是在二层台边壁设立立柱 的情况，在目前发掘的各个秦人墓地之中除过塔儿坡秦人墓地、黄家沟战国墓地M41等8座墓外还未见报道[5]。在椁室之外的二层台边壁设立柱的作用，是用立柱 、枋木构成一个框架 式的结构，再在与其表面平齐的二层台面上铺设椁盖板，这种框架式的木结构、二层台、椁盖板结合在一起，承担来自椁室之上墓室填土的压力，这是战国以来秦人建筑椁室技术方面 的一个进步。秦统一之后兵马俑坑地下坑道式建筑之内，过洞两边的立柱、立柱之上的纵向枋木及隔墙之上的横向棚木，与上述这些秦墓椁室的构造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秦 俑坑这种建筑结构应是对前代建筑技术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黄家庄秦墓地的墓葬都为东西向，不管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还是洞室在墓道东部 或西部 的洞室墓，死者的头向一律向西。可辨明葬式的墓葬23座，有直肢葬和曲肢葬两类，直肢葬只有1座，为仰身直肢；曲肢葬22座，有仰身曲肢、侧身曲肢两种，前者有5座，后者17座。 曲肢葬的蜷曲程度有秦墓典型的蜷曲特甚的形式，也有蜷曲较为舒缓的形式。 黄家庄墓地这次发掘的出土文物，除过少数墓葬出土有一定的器物组合之外，其他多数墓或 仅出土一件铜带钩，或出一两件陶罐、陶鼎之类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有陶、铜、铁、骨、石、泥、漆器、麻等多种质地，它们的出土位置有墓室填土之内、头龛、头厢、耳室、椁 室、棺内、椁上、棺上等多种情况。陶器、漆器、泥器多放置在头龛、头厢、耳室之内；带钩出土在人骨架的腰部、肩部、头部；工具之类如纺轮、铜削、小石器、骨锥等多放置在棺 室之内。陶器除有火候较好的实用器外、也有火候极差的非实用器，还有完全是明器的极小型 陶器。A、B两区的随葬品中陶器的组合有以下几种：(1)鼎、簋、 盂、罐，如B区M17；( 2)鼎、盆、罐，如B区M14、M15、M16，M14还多出一个纯明器小陶甑；(3)鼎、盒、罐，A区M 2、B区M21；(5)罐，数量有1、4两种，A区M1、M4、M10、B区M13、M20、M23；(6)茧形壶，A 区M6。 三、黄家庄秦墓地发掘的其他收获 这次黄家庄秦墓地的发掘，除过上述关于在墓地布局、陵寝制度、棺椁形制方面有一定的收 获之外，还有关于秦人工具发展史、秦墓葬俗、墓室设施等方面收获。 1.工具种类及使用 墓葬是人们生前生活的缩影，所以人们日常的社会活动、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内容也会有意无 意地表现在墓葬之中。我们在发掘中通过对秦人修建墓室时所遗留的工具痕迹的判断，使我们对秦人工具的种类、使用范围，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活动有一定的认识。 这次发掘的所有墓葬，墓室的四壁都经过修整，因而在墓室四壁都留有较多的工具印痕，这 些工具印痕宽度有13、14厘米等不同的尺寸，它们与现在正在发掘的秦俑二号坑中第一阶段清理出来的大量工具印痕的尺寸相近，参照以往秦生产工具的发现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它 们可能为铁锸或铲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B区M15的发掘中，在椁室底下二层台的四周发现了较前述锸、铲之类工具印痕完全不同的 工具痕迹。每道印痕的宽度大约为1.7厘米，有两两对称的现象，总宽度为8.5厘米左右。根据其形状推测，它当为双齿钁。这种工具印痕是一种全新的工具类型，它的痕 迹及实 物在以往属于秦人的遗址、墓葬中的考古工作中还从未见到过报道⑥ 。双齿钁属于挖 掘硬土的农具，《淮南子·精神训》：“今夫繇者揭钁、臿，负笼土，”又《 齐俗 训》：“修干戚而笑钁臿。”高注都说：“钁，斫也。”《说文·金部》则说 ：“钁 ，大 也。”汉代的钁有三种形式[7]，其中带齿的钁有双齿 、三齿、四齿和五 齿之分，双齿钁在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王墓内有出土[8]。黄家庄秦墓这种工具印痕出土 丰富了秦人工具的种类，为我们全面理解秦人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工程建设工具的使用情况 增添了新资料。 B区M17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圭、石璋，在这些石圭或石璋的上面也留有切割石料、单钻或对钻 的钻孔加工痕迹，可以使我们了解石料的加工过程、钻孔的方法，从而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M15的棺室之中出土了陶纺轮2件、骨纺轮1件、小型加工过的石条2件 ， 头龛之内出土布满网状小孔的石块1件，这些出土物及其随葬的鼎、盒、罐、2件漆器和一件不能辨明器型的陶器从多个方面表明了墓主生前的财富及社会地位。 2.埋葬习俗 黄家庄秦人墓地的此次发掘，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这一时期秦人的部分埋葬习俗。 在墓室或墓道的填土之内放置随葬器物的习俗在以往的秦墓发掘报道中比较少见，但也有发 现：秦东陵附近的刘庄墓地1987—1988年清理的5座墓中，M3的上层填土中发现有带盖陶壶 、罐、灶、熏、盆及散乱的兽骨；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M7填土中出土陶鼎2件、钵5件 [9] 。我们这次发掘中，B区的M13、M15、M18、M21接近墓室或墓道口部的填土中发现了随葬的 陶器，M21更是随葬的3件陶器都出土于不同层次的填土之中，而墓室之内除过随身使用的铜带钩外，无任何器物随葬。M13、M18仅有的一件陶器也是出土于填土之中。战国晚期秦墓之 中这种将器物放置在填土中，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放置在棺椁之间或头龛、耳室的做法，它的寓意和后者应该有相通之处，但是其特别的含义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掘。这一时期墓葬之 内的随葬品中出现了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泥塑动物造型，B区M14与M16各出土了一件形似鸭子的作品，八旗屯西沟道秦代M2曾出土陶鸽1件[10]，为秦墓的随 葬品增添了新的种类 ，它也同时反映了这一时期秦人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地下的墓室是地上居室的浓缩，因而要对死后放置棺椁的地方进行处理，在黄家庄秦墓的多座墓葬的棺底都铺有厚达数厘米的 草木灰，草木灰的作用是为了吸附墓室之内的潮气，避免棺木直接与土接触加速腐朽过程的一种保护措施。 3.帷荒或墙柳遗迹及遗物 在B区M17的墓室之内我们发现了有可能为帷荒的痕迹。M1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底部 一周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两长边边缘各自有4根立柱，立柱上有与二层台面平齐纵向枋木各1根，上承南北横向平铺的盖板14块。从其设置情况看，葬具与一椁一棺的设置情况相近 ，但是我们在二层台下的墓室壁面上未发现有与壁面平行的东西纵向和南北横向的木纹，也就是 未发现有椁壁板的存在。墓室的建造者大概省略了椁壁板的设置，而以立柱和修整平齐的二 层台壁面代替了椁壁板。椁室之内以木板隔成头厢和棺室两部分，棺室部分的墓底四周，靠着墓壁、头厢与棺室的隔板，基本等距离地竖立着用颜色泛白的石头制成的石璋。石璋以内 围绕木棺，等距离地分布着一周用颜料染绿的骨珠，骨珠上都钻有圆孔。在与骨珠一线的南、北局部发现了白色的纤维朽痕，纤维较粗，但未发现有经纬存在[11]。南部纤维多层 的堆叠，在其上和内部发现有多处(层)等距分布的染绿骨珠，棺四周有红色的朱砂铺地。从以上情况分析，我们推断，此墓的棺室四周有帷荒存在，这些绿色骨珠应为系结帷荒边缘代 表 文或云气的装饰。 帷荒是覆盖在棺上的布幕，《礼记·丧服大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 荒 ，火三列，素锦褚，加伪荒，纁纽六，齐，五采，五贝， 二，画 二，皆戴圭，鱼跃 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火三列， 三列，素锦褚，纁纽二 ，玄钮二，齐，三采，三贝， 二，画 二，皆戴绥，鱼跃拂池， 君纁戴六，纁被六；大夫画帷，二他，不振容，画荒，火三列， 三列，素锦褚，纁纽二，言纽二，齐，三采，三贝， ，皆戴绥，鱼跃拂池， 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纁纽二，缁纽二，齐，三采，一贝，画 二，皆戴绥，士戴，前纁后缁，二披用纁。”郑注：“饰棺 者，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 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 荒，绿边为 文；画荒，绿边为云气，火 为列于其中耳，伪当为帷，或作于声之误也。大夫以上有褚，以 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纽所以结连帷、荒者也。池以竹为之 ，如小车 ，衣以青布，柳象宫室，县池于荒之爪端，若承 然。云君大夫 以铜为鱼县于池下；揄，翟也，青质五色画之于绞缯而垂之，以为振容，象水草之动摇，行则又鱼上拂池。杂记曰 ：大夫不揄绞属于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则去鱼，斋象车 蕤 缝合杂采为之，形如瓜分缀贝落其上，乃旁戴之，言值也，所以连系棺束与柳材，使相值，因 而结前后披也。汉礼， 以木为筐，广三尺，高二尺四寸，方两角高，衣以白布，画者 画云气，其余各如其象。柄长五尺，车行，使人持之而从。既窆树于 中，《檀弓》曰 ：‘周人牆置霎是也。’绥当为 ，读 如冠蕤之蕤，盖五采羽注于霎首也。”根据以上的记载和研究，帷荒是柳或墙柳的组成部分，柳当如四注屋，上有荒，四周有帷，荒之中央有齐，荒边爪端悬池若承 ，池下系振容悬铜鱼， 如同生时所居之帷幕[12]。 由于身份的不同，各级贵族棺饰是有等级区别的。士一级贵族的帷荒，只能是以白布在棺的 四周和上面作成，前面挂着池，后面挂着的类似振容，有简单的揄绞，用两枚黑色两枚浅绛色的纽扣连接上下。用三彩缯制成车顶的装饰，上面只挂一串贝壳，有两面画着云气的 ，角上有装饰。国君和大夫则在四周和上面画有龙、云气、火、斧文等图案，用白锦作 成 屋顶，用六枚或四枚纽扣连接上下，以五彩缯或三彩缯装饰，挂有五串或三串贝壳，周围有 六 个或四个画着装饰的 。国君四周的帷幔画龙，三面有池，后有振容， 角 上 装圭；大夫前后挂池，后面不用振容装饰，二者池下挂着铜鱼。池下悬挂铜鱼的做法，考古工作中也有发现，长安沣西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的井叔M152外棺三面有串贝，M170因严重盗 扰只保存了外棺东侧的一行贝，其他墓中则发现有许多铜鱼，因盗扰散乱，原来的排列和位置情况已不清楚，类似情况在张家坡西周墓葬中多有发现[13]；三 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里的M16717、M1689两座墓葬的棺痕周围，都出土100多件铜鱼[14] 。这些铜鱼即上文所 谓的“鱼跃拂池”之铜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木椁高3米以上，分为中、北、东、西四室 ，各室墙上，均钉着3排数量不等的木钉，出土时已经腐烂，可能是用来悬挂帷幕之类的物 品用的[15]。这些遗迹、遗物都应该是帷荒或墙柳之类设施的遗留物。 凤翔黄家庄B区M17这次发现的棺室周围的绿色骨珠，从出土位置看，与张家坡井叔墓中出土 的贝壳的位置相似，但井叔M152在棺周围只有三面有贝壳，而黄家庄B区M17的绿色骨珠则是在棺的四面都有。张长寿先生认为张家坡井叔墓出土的贝壳应该为悬在池下的饰物，是以贝 代替鱼的[16]。然而从M17绿色骨珠的出土位置看，它们很可能是 系结在荒四周的，参照文献记载荒有绿边代表云气或 文的情况，我们初步认为这些绿色骨珠应是效仿 荒的绿边而系结在荒四边的。 M17的帷荒形制因其完全腐朽而大部痕迹无存，我们仅能从其局部和全部的出土情况判断其 大致情况。残留在墓室之内的纤维物为白色朽痕，在其上面未发现有各种图案的装饰，说明其使用的是单色的帷荒。它是搭在棺的四周还是悬挂在椁室盖顶四周的枋木或椁室盖板之上 。我们认为后一种的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从棺周围的绿色骨珠的出土位置看，它们距离墓室亦即二层台的四壁较近，而距棺的距离较远，在棺的四周也未发现如文献记载的像 一类的木框遗迹。 M17的帷荒与文献所记载的情况既有相符之处，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 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及其经济情况有一定的关系。M17的棺顶放有东西和南北纵横叠垒的青石制成的石圭，石质极差，为层理清楚的片页岩，制作粗糙；墓室周围放置的石璋则石质较好 ，近似大理石质，制作也较为精致。圭、璋为国君或诸侯朝聘、会盟、祭祀四方的礼器，东周时期的小型秦墓用石圭随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用璋随葬的例子则不多见，M17用数 量较多的圭、璋作为随葬品来随葬，表明M17墓主的身份与这一墓地的其他墓主相比具有较高的地位，虽然他们之间有一定的时代差异。因而，M17墓主的身份应该为比一般士或较为 富裕的平民身份高出一等的贵族。 4.随葬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 黄家庄这次发掘的33座秦墓基本上都属于小型墓葬，但它们相对于以往发现的小型秦墓， 有些墓葬的规模又要大出一些，但是，黄家庄墓地各墓的随葬品除过少数的几座墓葬可以成为组合之外，大部分都只有极少的一两种器物随葬，更有无任何随葬品的。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一是与这个墓地的等级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时期，秦人的政治重心东移，王公贵族应大部随之东迁，仍居于雍城原地的秦国宗族、国人的墓葬自然稍逊一筹；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大概是与这一时期秦人的埋葬习俗或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发现的秦人这一时期小型墓葬随 葬品较少有陶礼器随葬，而代之以日用陶器为主，它与当时秦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 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以孟子、荀子为代表提出了“隆礼厚葬”的观点[17 ]；另外，还 有一些学者如以墨子代表提出“简礼节葬”的主张[18]。《吕氏春 秋·节丧》：“今世 俗大乱，人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为荣，节俭者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与《墨子·节葬》都反映 了 战国时期对当时社会上丧葬制度方面的奢侈之风的反对，而要求节丧、节葬的主张。厚葬与节葬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前者适应了上层统治阶级希望死后过与生前一样的豪华、奢侈的生 活，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而后者的主张在一些潦倒的贵族和下层贫民中得到响应，它也与秦民族的特点相适应，因此，秦人战国时期小型墓葬之中的随葬品以日用陶器为主 ，更有其他地区较少见到的与日常生活及财富密切相关的陶 随 葬，秦人这种重功利、重实用的丧葬观念在小型秦墓之中就表露无遗。 众所周知，秦人是一个重功利、轻礼仪的民族，它的统治思想是以法家为主体的政治思想， 似乎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秦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黄家庄秦墓A区M3出土了1枚铜印，上有“忠仁思士”四字，它具有典型的儒家思想， 时人将其刻在铜印之上作为指导自己日常的行为规范，相当于秦人的座右铭。另《十钟山房印举》3.1所录的“忠仁思士”秦铜印除过与黄家庄AM3出土的印文排列、各字笔画走向、 刀法不同外，在印面布局、字体风格方面如出一辙[19]；塔儿坡秦 墓M35246也曾出土1 枚“士仁之印”，为半通印，桥纽，印面中间有一竖线，四周有边框。阴刻“士仁之印”四 字。通高1厘米，印面长1.9厘米，宽1.4厘米[20]。这枚印章也可读作“仁士之印” ，可能与“忠仁思士”一样，为战国晚期秦人的吉语印。这些吉语印所反映出的行为准则或 修身的理想多与儒家的思想有关。人们一看到“忠仁”二字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儒家联系 起来。春秋战国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以仁、义为标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巨澜，大多数思想家都认同仁、义。仁成为“古代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是人与人相亲，爱人。不同的阶级、政治派别有不同的解释[21]”。但尤以儒家的“仁” 和仁政思想对社会影 响最大。“忠仁”也就是忠信、忠恕。儒家学说大约在战国中期偏早的时期传到秦国后，儒家人物在秦国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终秦之世。但是在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统治思想的大的环境 下，儒家及儒家思想，在秦国的境遇和地位随着政治斗争的形势，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22]：商鞅变法到秦昭王前期，为推行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儒家思想被禁锢；秦昭王 后期到孝文王时期，以荀子来秦为契机，昭王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就为儒家思想在 秦国的合法存在提供了条件，秦国此时也出了个大儒牛缺，还有秦子、燕子、石作子等儒者；吕不韦任相国时期，是儒家在秦国最活跃的光辉时期，吕不韦一改过去秦国推崇法家思想 而排斥其他思想文化的传统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工作，很多儒者被引进秦国。《吕氏春秋》是给嬴政建立新王朝规划的政治纲领，将儒家思想奉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书中所论 多举周、齐、鲁诸国之史事；统一后，儒家由受重视到被取缔的时期，从廷议的立博士都表明秦始皇一开始是颇能信任儒生的，但到晚年求仙未果，遭到非议的情况下，焚书坑儒，取 消议事，皇帝独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儒家就成了被排斥的对象。虽然儒家在秦国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遭遇，但是并没有因为某一个时期受到压制而停止活动，儒家思想在秦的社会 生活中仍然是一股不小的“暗流”存在着。儒家思想的许多重民和实行德政的内容渗透到秦 培养官吏的规定《为吏之道》中；秦统治集团中执政或参与决策的人物有许多是儒生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即使在法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学术思想上，先秦诸子虽多互相攻 诘，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彼此渗透、吸收、融合却是总的趋势。他们之中不论何派上台秉政，在治国的实践中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对于其他诸家学说中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内容 ，尽量予以吸纳为我所用。法家也是如此，对秦统治者发生较大影响的荀子、韩非、李斯等本身就是儒家代表人物、或是与儒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儒家思想在秦人的政治思想 之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是决定于当时的 社会结构的，无论哪一个学派，不管他在主观上对儒学持何种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忠孝节义的制约，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不加分析地予以排斥，都会用作自己 的统治的工具，区别仅在于对其功能认识的程度有别，政治生活中是主动运用还是被动运用而已。而对于各级官僚来说，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则可以使自己在波谲云诡的宦海之中立于 不败之地，理所当然地被奉为做官箴言”[23]。“思士”语意不可 确指，“殆指善于思考的士吏”，亦或与道家思想有关[24]。说明 在秦中下层的官僚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吸收道家等各家思想中处世哲学，作为指导日常行为的官僚文化。儒家是主张厚葬的，A区M3出土了较A区其他墓葬更 多的随葬品亦是情理之中的。 由于这两次对黄家庄A、B两区的墓地分别是随工清理和抢救性发掘，所以我们的工作范围和 工作目的是确定的，两个墓地都只是发掘了少量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反映两个墓地的全面情况，因而我们的认识只是初步和不成熟的。为了全面了解秦公陵园之内秦人较低等级墓地的 埋葬制度，特别B区墓地的布局及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对其进行全面考古工作的必要。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等：《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 物》待刊稿；许卫红等：《99凤翔黄家庄秦墓B区发掘》，《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年第2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 报》1979年第1期。 [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侯马东周殉人墓》，《文物》1960年第8、9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的发掘——奴隶制度的罪证》，《文物》19 72年第1期；三门峡市文物队：《三门峡火电厂秦人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4 期。 [4]关于秦人墓地壕沟方面的论述详见王志友《凤翔黄家庄秦墓B区墓地壕沟初论》(《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年第3期)一文。 [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6]这种类似双齿钁的痕迹在秦俑二号坑的发掘中有发现，其规格与黄家庄B区M15 的尺寸相似。 [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版。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28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等：《陕西临潼刘庄战国墓地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尚志儒、赵丛仓：《陕西凤翔八旗屯西道沟秦墓发掘简报》，《文搏》1 986年第3期。 [10]尚志儒、赵丛仓：《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3期。 [11]M17出土的纤维经过西安市文物保护中心测定为非纺织品，与其最接近的纤维形状为麻纤维。 [12][13][16]张长寿：《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五》，《 文物》1992年第4期。 [14]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5]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7]参见《孟子·梁惠王上》“亲丧，固所尽也……”和《荀子·礼论》：“事生不忠 厚不敬文谓之野……”一段。 [18]参见《墨子·节葬》：“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一段。 [19]王辉：《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第5期。 [20]此印报告之中文字部分为M25346所出，但从墓葬登记表看，应为M35246出土。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8月。 [21]《辞源》。 [22]王学理：《咸阳帝都记·咸阳的文化活动》，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 [23]臧知非：《吕不韦、〈吕氏春秋〉与秦朝政治》，《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4]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第303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