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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开始发掘至今，我们一共发现了四种冠式，所谓“皮弁”、“长冠”、“鶡冠”、“帻”。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对它们的形制和名称一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但所得结论大多似乎并不十分肯定，从而使进一步的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有关秦代冠式的研究，由于秦历时短促，秦人自己记述的文献资料极其缺乏，加之焚书坑儒，毁了以前可能有的一些相关的资料。虽然汉以后追记的文字资料中冠式的名称繁多，但较为凌乱，具体形制和制作方法的描述则笼统难懂，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形制相近的又易于混淆，而且还常常伴有一物多名的现象，加之由于时代、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会产生一些称谓、形制上的差异，又有各人理解上的偏差等等，所以文献资料本身亦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就使今人很难准确如实地把握和领会。就秦俑坑出土的这几种冠式来说，大多已很难找到十分对应的资BF料。本文不揣冒昧，想试就这几种冠式，结合考古发现的前后代形制相似的实物和有关文献资料加以比较、探讨，追溯它们发展沿革的情况，就自己的理解谈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力图给予一个较为合理的阐释或补充说明。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资料之匮乏和理解上的欠缺，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还恳请各位专家能不吝赐教，以便为日后的冠式乃至整个服饰的研究确立正确的基点。 一、“皮弁” “皮弁”是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的冠式。他们均头梳六股宽辫扁髻贴于脑后，上扣“皮弁”。此冠式状如覆钵，圆平顶，前沿(即额部)浅短，后沿(即后脑部分)较深。两侧耳前方各有一长耳，耳的下端各连接一窄条形带，两带的末端用子母扣对接扣于颔下。由整体看，此冠小而浅，仅能盖住顶发，两边的髻发及后脑部分的发均露于冠外。冠赭色，用朱红色绘着三点一组的散点式纹样横向整齐地排满全冠。冠的后侧正中绘着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饰。冠上无折纹，质地硬直，似为皮质。 三点一组的朱红色散点纹样，袁先生认为是用以象征梅花形的鹿斑的，又据其与《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有皮弁形制“制如覆钵”基本相合，从而认为该冠似为以鹿皮制作的“皮弁”。窃以为似有不妥。以秦俑雕塑的高度写实性，连穿纳鞋底的针脚都要一丝不苟地加以表现，如果真要如实反映鹿皮的梅花斑，它应是五瓣形(五点一组)的，且应为白色而非朱红色。 综合《辞海》和《辞源》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鹿，兽名，生森林中，四肢细长，性质温顺，雄者生有枝之角，每年脱换，年增一枝，既老则否。壮时毛茶褐色，有白星斑纹，状似梅花，俗称梅花鹿，雌者无角，毛色较淡，种类甚多。 图一 1.南宋马和之《周颂十篇图卷》“桓”章中人物所戴“韦弁”。 2.3.宋陈祥道《礼书》中之韦弁、皮弁。 4.聂崇义《三礼图》中之皮弁。 5.《三才图会》中的皮弁。6.明·朱檀墓出土的皮弁。 7.元太祖着貂皮暖额像。(转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至于弁之形制，若人之两手相合状。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周代，各种礼仪制度已趋于成熟和完备，只是“礼不下庶人”。在统治阶级的服饰等级中，就有弁服一类，而弁又分爵弁、皮弁、韦弁。爵弁仅次于冕， 因有纟延 而形制明显不同于后两者。而皮弁据《周礼·春官》云：视朝则用皮弁服，古天子如受诸侯朝觐于庙或受享于庙时，则服衮冕，一般则戴皮弁以朝。天子郊天、巡牲、在朝宾射礼等也服皮弁。除天子外，又为诸侯在王朝之服，又可作诸侯视朔之服，以及田猎等亦服之。皮弁的形制如两手相合状，用白鹿皮为之，因皮上有浅毛，而白中带浅黄色。其制法是用鹿皮分片，尖狭端在上，广的一端在下而缝合之。天子用五彩玉十二饰其缝中，诸侯以下各按其命数而用玉饰之。如此看来，皮弁之制必为上锐小，下广大，一若人之两手作相合状，也就不难理解《诗·卫风》中“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所描写的皮弁华贵灿烂的情景了。而韦弁则服于兵事之时，“凡兵事韦弁服。(《周礼·天官》)。晋代谓韦弁制如皮弁，顶上尖，区别仅在于以韦 (熟皮)为之，呈赤色，可惜汉以前已无实物遗存，目前仅见形象资料存于后世所绘的图卷中(见图一1-5)。明·朱檀墓出土的皮弁似亦与古皮弁制同，据《文物》1972年第5期所载该弁原文云：“高21厘米，宽31厘米，藤蔑编制，表有黑色编织物痕迹，前后各九缝，缝压金线，缀五彩玉珠九，镶金边，金圈二侧有梅花形穿孔以贯笄”(见图一6)。又据出土的魏晋时期的俑头上所着之巾 合 ，又称巾夹 、 、巾舀，《晋书·五行志》载：“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兼帛为白巾 合 ，以易旧服”，后以色别其贵贱，甚至其本人亦戴。《三国志注》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时或 帽以见宾客”。之形制“如古代的皮弁而缺四隅，顶上尖”(见图二)。 图二 魏晋时陶俑所戴恰之正、侧面 可见其所拟之古皮弁与上述所言制同，而秦俑所着之“皮弁”与它们相比却有较大异处，而《汉志》却有：“皮弁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的不同记载，这可能与秦对周以来的服饰礼仪大加损毁、削减、改制，而“汉承秦制”有关。与秦俑此式冠形制较为相似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还有： (1)侯马背剑跪姿武士陶范铸像冠式(见图四1)；(2)杨家湾汉墓彩绘陶武士俑、骑兵俑冠式(见图四2)；(3)汉金银错车饰上射虎武士冠式(见图四4)；(4)徐州狮子山、北洞山兵俑、侍俑、仪卫俑等冠式(见图四5、3)；(5)汉漆笼纱冠(见图四6)，从这些图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冠式中一脉相承的联系。 据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几例基本被确认为鶡冠的图像(见图八) 和文献资料的对比，《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丝为绲，加双鶡尾，竖左右，为鹖冠云”等等，则此式冠也许称之为武弁大冠或武冠较为确切。从秦俑坑的出土情况看，只有骑兵俑着此冠，而且他们均着短裙、皮靴，与其他步卒、车卒所着中原服装不同，盖此种弁式也许承继了赵武灵王时胡服的一些形制，如“搭耳帽”。《中华古今注·搭耳帽条》：“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又隐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猎游宴，后赐武臣及内侍从”。所谓“搭耳”，我以为便是带有护耳。而且，有的武弁也许还采取了胡人的貂皮冠的特式，用貂皮暖额(杨家湾汉俑武弁似有其遗制)(见图四2)，所以这种弁式可能始于战国，而贵为天子，诸侯所戴的，如两手相合状之皮弁反而少见了。至于红色的散点式纹样可能如同绛帻之色，用以展士武人的威武和凛然，但用此三点一组的散点式纹样必还另有寓意。而白色桃心形纹样亦见于咸阳杨家湾汉俑武弁的前额、后脑和两耳上部以及汉代金银错车饰上武士冠的两耳上，且多少不一，这种装饰可能至后来成为一种习惯，但起初必有用意，可惜现在已无法详知。 图四 1.侯马背剑士陶范铸像之短式。2.杨家湾汉墓陪葬俑之冠式。 3.徐州北洞山汉墓陶俑冠式。4.汉错金银车饰中武士之冠式。 5.徐州狮子山汉墓陶俑之冠式。6.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漆笼纱冠。 7.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中的武士。 武冠在汉时起又有一形制称漆笼纱冠或笼冠，在汉代的画像石、砖上多有出现，在武威磨咀子山汉墓中有实物出土(见图四6)，虽然其下常着有帻，但仍能看出其状若箕，《战国策》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注谓大冠，即武冠，至汉又称武弁大冠。箕，簸器，言其冠形若簸箕式者。秦俑之“皮弁”制似与此同，单从形象看，与其说是覆杯状，莫若说是箕状更为确切些。 图八 鹖冠 1.战国刺虎镜上骑士(传洛阳金村古墓出土)。2.北朝宁万寿石棺门卫。 3.汉洛阳空心砖上骑士。4.汉洛阳空心砖刻亭长。 从整个秦俑身着厚重的战袍看，当时身处冬季，与杨家湾汉墓俑所处季节基本一致，但后者头上所着武弁前后沿似有赵武灵王貂皮暖额的遗像，且其两耳严严实实地护着于士兵的双耳，而秦俑所着武弁较为单薄，两耳只在耳前方，我以为这似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关。据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将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依据变化趋势划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态时期和仪器观测时期。物候时期又可分六个时期，秦代属于物候时期的第二阶段，是中国气候史上第二个温暖期，它始自春秋时期，终于西汉之际。气候温暖使齐鲁之地“一岁而再获之”。如此看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上述的情况，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战国候马的背剑陶范铸像武士之冠式浅而单薄，而且也可以断定青铜车饰上的武士图像制作要么早于杨家湾汉墓，要么地理位置偏南。在杨家湾汉墓陶俑中，有的乐俑也戴同式的武弁，说明由于武弁之简捷实用，从西汉起已不再为武人专所用，在地理位置较南的徐州狮子山、北洞山汉墓陪葬俑中，同式武弁，不仅武士俑而且侍俑、仪卫俑均戴，其前沿亦浅，露出了中分的发际，后沿则较深，全部罩住头发，且柔软之形似已改为布帛类制作，也可能出于气候方面的原因。另外，我们在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中还见到一种武士所着的介于武弁和秦俑式帻之间的一种软帽(见图四7)，只是由于发式的变化，而中部突起，两侧无耳，但有带系于颔下，或者竟是一种武弁和秦式帻之合制，至南北朝时期仍有人戴。 二、“长冠”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御手俑、部分车士俑、中下级军吏俑，以及秦陵马厩坑出土的立姿圉人俑，均头戴“长冠”，且大多有扁髻置于冠室内，只有二号坑的御手俑头绾圆髻戴帻、扎带，偏于冠右侧。“长冠”又有“单版”、“双版”之分。 “单版冠”其形如梯形版状，长15.5—23厘米，前端宽6.5—10.5厘米，后端宽13.5—20.3厘米，前半段平直，后半段扬起，略呈45度角，尾部下折如钩。在下钩部分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板封堵，构成一个楔形槽状的冠室。也有不用板封堵者，还有极个别的冠，冠尾下折后成螺旋形卷曲，扁髻的顶端罩于冠室内。冠前半段的平版和扬起部分，分别压于额发和顶发上。冠上有环套形带。环套的前端压于冠前端的平形版上，后端攀于后脑扁髻的中腰(即头枕骨部位)。另有两根条带，其上端与环形带分别于两侧耳前上方相连系结，然后沿双颊下引结于颔下。末端之”纟委 或长或短，或垂或扬于颈前。这样就把冠固着于头顶上。冠和冠带可以起着压发和束约发髻的作用，以防发和髻的松散。从冠残留迹象看，冠为赭色或朱红色，个别为白色。冠带均为桔红色，冠板硬直，似用合革或多层的漆布折叠作成。 “双版冠”其形制与“单版冠”基本相同，大小宽窄相似，明显不同处仅在于冠的正中有一条纵行缝，似乎是由左、右大小相同的长版并列拚合而成。其系结方法、颜色、质地均与“单版冠”相同。袁先生认为此式冠为长冠，依据为《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纟丽 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我以为此段记述并未说清长冠的具体形制。袁先生所以得出此结论，大概主要从其“制如板”这一描述而来，因为秦俑此冠从正面看正如一块斜起的板。但从尺寸量取和大小上我以为形制并不完全相符。沈从文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认为“说高七寸，广三寸，都和汉石刻中常见梁冠相近”。高本为垂直之距离，是否因早期长冠之板比较直立，不像后来倾斜度较大，故言高可能基本为板之长(或是在未做之前量其板高取材)，广三寸，言其宽，可见其并不像秦俑之冠呈梯形板状，而且其板长(高)广(宽)之比例亦与秦俑冠式悬殊较大。目前，被研究者基本确认的汉代长冠或“刘氏冠”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男俑之冠式(见图五.1图五 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男俑冠式(长冠)。2.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出土的“谒者”俑所着长冠。3.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帛画人物。4.西安住家坡汉墓出土女侍俑冠式。)，其板前后宽度一致，仅冠室下渐宽，呈梯形，我以为称其为“长冠”比较确切。另外，在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有侧身而立，四人在左，一人在右，宽衣博袖，且佩长剑，相向迎立的人物(见图五.3)，还有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出土的“谒者”木俑，持戟直立，他们的头上亦戴同式之长冠，侧看正如长长翘起的鹊尾(见图五.2)。临沂属山东南部，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所以这种冠式在此出现亦不足为奇。长冠在汉时所著者地位较高，高帝八年曾有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从出土情况看，戴此冠式的，人物地位均较高，似与记载一致。不过，这种冠式在汉代初似乎还被改制成很小的形制，宫廷侍女用在首上以固髻，如西安西郊任家坡汉窦太后墓出土女侍俑(见图五.4)，其上的多条纵行线纹路与马王堆出土的男俑冠式如出一辙。 如此一来，把秦俑之板冠称为“长冠”似乎就不是很确切了，而且我们在汉代的图像和实物资料中，也能找到几例与秦俑板冠相似的例子，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也可见其分单、双版，呈梯形状，长宽比例适中，戴法相同： (1)洛阳西汉空心砖墓壁画中持节使者冠式(双版，见图六.1图六 1.洛阳西汉空心砖墓壁画中之持节使者。2.汉抱质武士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3.《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之一冠式。4.沂南画像石中所绘春秋战国时期人物。) (2)西安附近出土汉代抱盾武士俑冠式(单版，见图六.2) (3)《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冠之一式(帻上加冠，版制不明，见图六.3) (4)沂南画像石所画汉以前人物冠式(双版，见图六.4) 那么，这种冠式该怎样定名呢?《独断》曰：“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是”。按《晋书·舆服志》记载与此同，但增加了“高五寸”的说法，“下促”似在说明此式冠下部(即前部)“窄小”，则其上必“宽大”，而“高五寸”说明其长度小于长冠，如此说来，正符合秦代板冠较长冠短而板呈梯形之状的特征，那么，将其称为“却非冠”可能较为准确些。 至于单、双版之分，文献中不见记载，袁先生认为是区分地位高低的标志，其中着双版冠者地位要高于着单版冠者，我以为较有可能，这一点从上图所列几例也能比较得出，但从秦俑坑中的情况来看，情况并非完全一致。据袁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的实物资料，把其中的战车分为战士所乘之战车(主要在二号坑)和军吏所乘之指挥车(主要在一号坑)，其中前者上的三位乘员，御手戴单版冠，车左和车右戴巾帻，可见御手地位高于车左和车右；在一号坑出土的指挥车中，一般车右位置不变，均着单版冠，军吏和御手或居中、或居左，各车不定，其中御手既有着单版冠，又有着双版冠的，如果以秦武功二十爵位制相比较，车右地位应高于御手，而车左高于车右，所以似乎与袁先生的结论并不十分相符。我认为或者是这种爵位制在秦统一后，有所变动，或者因为御手在车战实际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要经过严格选拔，从而地位有所提高，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汉承秦制”，但在汉代陪葬的兵马俑阵中，这种“却非冠”已很难见到，估计可能是因其在行军作战中的不便，从而使用较少，而后主要为“宫殿门吏仆射”所冠的原因。 三、“鹖冠” 此冠式见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以及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车马上的两个御官俑的头上，他们都于脑后绾扁髻，上着此冠。此冠式形状较为特殊，其前半部如方形板状，后半部歧分为双卷的雉尾形或角形，下部联一凹形槽，凹槽的两端各有一片圆板封堵，构成封闭式的冠室，扁髻的顶部恰好罩于冠室内。冠前半部的平板压于顶发上，冠上有带攀于冠前的平板上，另有一圆形环带套于脑后，与两带连接的还有两根条带，沿双颊下引系结于颔下，带尾垂于胸前。冠的颜色多为深赭色，个别的为红色。冠带均为橘红色。冠的质地硬直，似为合革或多层漆布叠合而成。 纵观截至目前的考古发掘实物和文献资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形制相同或者近似的例证，此式冠作为一种冠式上的孤例，它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袁仲一先生认为其似为鹖冠，但据我们见到的几例考古发掘出土的、属于战国至汉代的，还有北朝时期、目前基本公认为鹖冠形制的图像资料(见图八)，我们无法看出秦俑“鹖冠”与它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和前后的传承性。据《太平御览》六百八十五引董巴《舆服志》：“武冠加双鹖尾为鹖冠，羽林虎贲冠之。是鸟 鸡勇，斗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用焉。”又据《后汉书·舆服志》说：“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丝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虎贲武骑皆鹖冠”。从图像和文字资料上看，我们都可以清楚地得出，鹖冠为武冠上加双鹖尾，竖左右，而双鹖尾确切地说是鹖羽，并非以鹖尾形饰冠，而武冠式样更近似于我们前已探讨的秦俑“皮弁”，所以我以为从战国至汉，真正意义上的鹖冠是一种武弁左右各插一鹖羽的冠式，如仅从秦俑此冠后半部歧分为二支扭曲旋转的雉尾形和其所戴者之身份，而断定其可能为鹖冠，似有显牵强。 有大量的资料表明鹖冠始于赵武灵王，以及在秦汉时不仅武官，而且文官亦戴，我以为较有可能，但在此我还想谈谈自己对有关鹖冠的一些看法：鹖冠与 义鸟冠可能到后来因为外形十分相似，才合为一物，但起初并不等同。让我们比较以下的几条文字记载：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侯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刘昭补注又名 义鸟 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续汉书·舆服志》) “武冠，或曰繁冠，今谓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貂蝉鼠尾饰之。太傅胡公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始施貂蝉之饰。秦灭赵，以其君冠赐侍中”。(《独断》卷下) “秦、汉之初，侍中冠 义鸟”。(《说文解字》) 《淮南子》云：“赵武灵王服贝带 义鸟”。《汉官仪》云：“秦破赵，以其冠赐侍中”。师古曰：“以 义鸟 羽毛饰冠。”(《史记·佞幸列传·索隐》) 联系前面段落中有关冠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鹖冠与 义鸟冠均由武冠发展而来，且均由赵武灵王始用，但因其上饰物的不同，而名称、所戴者官级地位各异，前者从赵武灵王至秦、汉皆主要施于武人，以表现其勇猛不屈，而后者先为赵武灵王之冠，后秦破赵，乃赐为侍中、中常侍等官之冠，又称赵惠文冠，而且鹖与虽同属雉类，但本身亦有区别，因而寓意不同，我想在当时也不太可能混为一用，鹖：雉属，较雉为义鸟 大，黄黑色，头有毛冠，性猛好斗，至死不却，故古之虎贲皆冠，而 义鸟为雉之有纹彩者。《汉书·司马相如传》师古曰：“ 义鸟，， 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彩鲜明，今俗呼山鸡，其实非也。”可见： 义鸟 冠比之于曷鸟 冠，可能更富文采和华贵些，故后改用貂蝉等饰，又称貂蝉冠或蝉冠等，且有一定的含意《释名·舆服》：“貂蝉，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也。”又据《晋书·舆服志》知：“金取刚强百炼不耗”之意，所以这种冠式赵武灵王本人亦戴。 另外，我还以为以羽毛饰冠为赵武灵王效胡服之饰，但以鹖羽饰冠可能只是赵武灵王借鉴了 义鸟冠之饰法而已，鹖作为一种凶猛善斗的鸟，从上古之时起就被作为一种作战时顽强不屈的象征，黄帝时已以曷鸟饰旌旗，《列子》曰：“黄帝与炎帝战，以雕鹖为旗帜”，到赵武灵王时，可能受胡服义鸟冠的启发，始以鹖羽饰武冠，以表现武人之精神。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秦俑冠饰中这种被称之为“鹖冠”的冠式，它究竟可能源于何处呢? 王学理先生在其《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认为其可能为楚式之“切云冠”或其改进型，其作比之例证为，长沙楚墓帛画中佩剑御龙男子所戴冠式(见图七.7 图七1.殷高冠人首玉柄(安阳出土)。2.玉人(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3.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漆瑟上彩绘的巫师冠式。4、5、6.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铜鉴上水陆攻战纹中的四角冠、三角冠和两角冠。7.长沙子弹库楚墓帛画中男子冠式。8.包山楚墓出土的人物车马区上漆画中的角状冠。)。“切云冠”之名其实是由屈原《楚辞·九章·涉江》中的一句“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推测而来，现实生活中是否有此冠称尚很难说，即便真有，故名思义，其必为一种竖立高耸，似要与云相切的冠式，虽具体形制未加说明，但帛画中男子冠式却也有高冠之势，而秦俑此冠，向后倾斜度很大，并不显得很高，且与图中男子冠式迥异，故称“切云冠”恐亦不确。 由于缺乏对应的文字资料和相近的实物例证，而秦俑此冠又确实存在，那么它肯定有其制作的起始源头和发展演变过程。这里，我想谈谈自己有关这种冠式的一点猜测和想法，以待日后考证： 秦俑此冠可能是对殷周以来角式冠的一种继承和改制，抑或就是楚獬豸冠之遗制。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抵御寒冷，曾经“衣毛而冒皮”，有时为了猎取动物，还要披着野兽的皮毛加以伪装以蒙蔽诱惑猎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仪制度的不断完善，有些动物的角和鸟的羽毛被装饰在冠上，这也可能就是冠之起源与由来，并被附于一定的含义，而限制庶人的使用，从殷商时期便有了高高向后弯曲的巨大的角状高冠(见图七.1)，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玉人所着之冠。前高后低，似两角并立(见图七.2)，春秋战国时期的角式冠大量出现在一系列风格相近的青铜刻纹中，如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上的武士，除部分着圆形带檐帽之外，其余大多着角形冠(见图七.4、5、6、)，且有的为四角(或拟双耳双角)，有的为三角，其中头顶前并立二角，后部加披如曳长鹊尾状(文武均同)，也有极个别的为两角冠，其中三角冠式还可见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彩绘画上的巫师之首(见图七.3)，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的燕乐狩猎纹铜钅监 中的一些士大夫文士头上，此外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战国青铜壶上采桑女、射手、乐人之首均有戴者，成都百花潭错银壶宴乐部分亦有个别人着戴。但这种冠式在秦以后的出土文物中便不见踪迹，可能因其较为繁琐，不实用之故，而秦俑此冠正视亦像两支岐分的角状，或许正为其改制，抑或本身就为原来的两角状冠式。在包山楚墓出土的人物车马奁上所绘图像中，我们也可见到一种相似的歧分为二角的冠式(见图七.8)与秦俑此冠似乎很相像，只是两角间距稍大，惜其画面小而模糊，加之人物为背身而立，具体形制、着法不清，联系前面所提例证的出土地点基本属古楚地或其附近，此式冠可能从楚式冠而来，是否即为楚之獬豸冠。《独断》曰柱后惠文“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今冠两角，非豸也。”臣昭曰：“或谓獬豸，乃非定名，在两角，未足断正，安不存其竖饰，令两为冠平。”《淮南子》曰：“楚文王服獬豸冠，楚国效之。”可见在楚并非独楚王与执法者着獬豸冠，而獬豸冠可能至汉代有饰为两角的。秦俑此冠有可能即为这种两角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挚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惜无相应的实物验证，只留下柱后、柱后惠文、法冠等别名，令人不得要领。 四、帻 秦始皇陵一号坑的T2和T20出土的的二百余个身穿铠甲的武士俑，都于头顶的右侧绾圆锥形发髻，外罩软帽，软帽下部如覆钵形，下沿至发际，顶部右侧呈锥形，正好罩住圆形发髻。从锥顶向下周围大都有几道襞折，在软帽的后边沿或左、右的一侧边沿往往开一三角形的叉口，叉口的两侧下端各有一条组带，互相交结系扎，使软帽紧紧固着于头上。不致被风吹落。二号俑坑出土的车士俑，头部亦为同样装束，所不同的只是戴上帽后，在其顶部发髻根部，再以发带束扎，即把帽顶和发髻扎于一起，使帽更不易脱落。软帽颜色以朱红色居多，个别的为白色或黑色，质地轻软，似以单层布帛制成。其制作可能是用一基本呈圆形的布帛(圆形右侧较宽，左侧较窄)，在右侧顶上向下斜向均匀襞积几道，使其顶呈圆锥形，外围剪一三角形叉口，收边，内贯带，以系扎之。 《后汉书·舆服志》曰：“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支页，所以安物。故诗曰：‘有支页 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 ，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日帻，颐也，头首严颐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得出，古代皆有冠而无帻，且冠均以支页 固着，直至战国时期秦雄诸侯，才在军队的服饰中出现了一种称作“绛 ”的布帛类做的头饰，并用以表现等级的贵贱，后经形制的逐渐演化和发展而成为汉代各式各样的帻。那么，帻之称谓似是到了汉代才有的，但在《吴越春秋》(汉·赵晔)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太子 ……解冠帻，肉袒”，至少可以说明春秋之时，在吴越之地，已有帻，且与冠同着，但其具体形制、用法如何，惜目前尚无法弄清楚，容庚先生在其《商周彝器通考》中也认为晚周的战斗纹鉴中男子皆帻首，惜未具体指明何人戴帻，但这亦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戴帻的了，它们也许与汉帻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图三 战国青铜蜀奴头饰(河北易县出土) 秦之“绛 ”，董巴《舆服志》作“绛帻”(《太平御览》687引)，“ ”通“帕”，首饰也，通称“ 额”，即额巾，抹额，《广韵》释为“额首饰”。帻，《释名·释首饰》曰：“帻，迹也，下齐员(通“圆”，或作“眉”)迹然也，兑(通“锐”)上下大，小兑兑然也，或曰耳夹 耳夹 折其后也。或曰帻，形似帻也，贱者所著曰兑发，作之裁裹发也，或日牛心形似之也”。《方言》曰：“覆髻谓之帻”《说文》曰：“发有巾曰帻，帻即巾也。”《玉篇》释帻为“覆发”，可见，帕与帻的形制似应有一定的区别，大概帕只护在额部，而帻则盖于发和髻上，且上尖小，下圆大。但这些解释都很模糊，不足以让人清楚地了解帕、帻的具体形制。袁先生通过分析认为：“两者略有不同，前者为环套形，和支页 的形状相似，后者为覆钵形；前者仅把额发束扎住；后者则把头发全部罩于帻内。”如果真是如此，我以为秦俑所着之软帽称“帻”，似乎较为确切，而帕与支页形状相似，又区别于支页，又该是何种形制呢?近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青铜镯奴(见图三)，其头饰从前额至后脑顶纵搭一长方形巾，前端稍后处至下颔有一圆形环套固定，巾的后端被一半圆形环套勒压住，半圆环套的两端分别在双耳前上方与前一圆环套相连，整个环套为一整体，似“支页”状，周锡保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服饰史》中认为其可能为后世之抹额，我以为所谓“绛帕”可能与之相似。 “帕”作为一种主要为庶人所着的，以带制作的环套形首饰，在不许庶人着冠的时代，为固着头发，而源于上层统治者固冠之支页 的形制是很自然的事情，倘若秦真的曾将其施用于武将之首，那也可能已是在民间流行之后，而秦只是以色作为区别，而且这种环套式首饰在战国时可能南北各地均有，只是称呼不同、形制可能微有差异而已。《方言·冠部杂释》曰：“络头，帕头也，纱缋 带， 带， ，巾奄 ， 头也。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帕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 头，或谓之 ，或谓之巾奄，其遍者谓之 带，或谓之 带”。可见，一种简单的带制首饰在古代其名称之复杂，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种首饰在秦曾存在过，称作“络头”，它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述之“ ”。 那么这种“绛帕”秦武将是否曾真正戴过?为什么会在基本相同的文字记述中出现同一首饰有两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为什么会出现实物与名称的不相符呢?因为没有更多的实物证据，现在一切都似乎很难说。估计有两种可能。第一，如果“绛 ”确实曾被施之于秦武将之首，那么秦俑之帻较之于它，即使发乱，亦不影响作战，为了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在改进各种作战条件的情况下，有可能借鉴了他人之长处，并把这种首饰用在了军队中；第二种可能是，抑或这种后人追述的文献中， 、帻本指一物，只是年代已久，或者区分已不十分严格，而史学家各人理解不同，而称呼相异，因为“ ”毕竟在汉代已极少使用，而秦俑之帻式较之于汉帻又过于简易，或者还由于我们的理解过于偏狭。联系后来汉帻的继承、发展、演化过程，我以为它以秦俑之帻作为源头则较有可能。常任侠等翻译的日人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中依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把帻在汉代的形制演化解释为：“颜题是在帻的额前立起的三角状的装饰，耳接续于颜题，立在帻的两侧，同样也是三角状的装饰，巾是加在帻的顶上，就是加在原来空顶地方的屋。”而我以为，这可能是后来的式样，汉代人们已很少像秦俑那样把圆髻高高竖在头顶的右侧，而在正中且偏低，这种发式上的变化，使汉代帻式较为平正，而不是在头右侧鼓起一块，所以能够使帻平整地做成后来的各种式样。秦之“稍稍作颜题”，只是把帻的下沿再往深延伸了一些，汉又下延，“却摞之”，摞：把东西重叠放置，即上折，在脑后交结或施为收，顶上覆巾与颜题相连，可能使帻顶成为里外两重，至于以后又“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我们可能从大量出土的汉代陶俑和画像资料中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冠下均着帻，从而使汉冠与前代冠式相比较，从外形上看，均有些不同，往往会给冠式形制的研究带来一些混乱和误解，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加以分辨。 袁宏《后汉记》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自尊，下以赐百官，而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可见秦在统一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各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亦大大破坏了商周以来的服饰等级制度。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希望能使人们对秦俑的冠式达到一种较为合理的共识，而不仅仅停留在一种表面称谓的一致性上，并能对以后的服饰研究有所启发和促进，以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准确、更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