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顽童”的微言大义——读金克木《人生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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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作家李敖自诩是“文化老顽童”，可他一会儿竞选“总统”，一会儿做客“康熙来了”，既介入政治，也涉足娱乐。因此，其身上的“文化气”难免为江湖气所拖累，显得不够纯正。而回望神州，倒有一人确实堪此殊荣，这人就是“燕园三老”之一的金克木先生。
金先生是举世罕见的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这种语言天赋在中国学界除陈寅恪外罕有其匹！难怪有人说他是“钱锺书先生去世后，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更有意思的是， 1980年代，金先生已年近七旬，但他还敢于蹈新踏奇，举凡国际人类文化学的一些新学科，他几乎门门涉足，例如比较文学、符号学、诠释学、信息美学、民俗学、语义学等。当代有些最新的研究方法，还是由他首倡从域外引进的。对于他这种“博学杂览”的特点，陈平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实在妙不可言”。
那么，“妙不可言”在哪呢？这本《人生与学问》就将为你提供答案和启示。该书集结的都是金先生晚年谈人生、谈学问的文章，分为四编：“文化钩玄”是通过比较中、西、印文化的特点，为中国文化指点迷津；“学林晴影”是通过剖析学术史上的具体问题，以小见大；“阅卷津逮”是通过展示自己的读书经历，强调“读书得间”；“槛外小语”是通过抒写人生的一些感悟、断章、往事，略表心曲。
在我看来，要真正读懂这本书，就必须注意此书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品读文章”。金先生的散文学理丰厚，视野开阔，沉稳厚重而不失机敏谐趣，是学者与诗人完满的融合。由于学问功底深厚和人生阅历丰富，他发而为文，打通中西，贯通古今，举重若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到三皇五帝、佛祖耶稣，新到符号学、耗散结构；大到人类的历史和前途，小到中餐的筷子、西餐的刀叉；雅的如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俗的如男女情爱痴迷，均能别开生面，出奇制胜。更让人钦佩的是，他的文章打破了中国传统散文起承转合的程式，采取单刀直入、直抒胸臆的方式，文字充满张力，生气淋漓，还不时的亮出一手 “幽默”，让人不禁莞尔。比如，金先生在《何谓“文化危机”》一文里说：“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或超现代化，而思想是古老的，只信直接经验和实用，要求‘立竿见影’。这好比以成汤、周武的思维软件装入电脑，以刻竹简方式打字，越急越慢”，这对于那些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人是很中要害，但话又说的极委婉，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从而也表现了金先生为人的达观和豁亮。
第二层次是“略窥门径”。金先生在中国文坛初露锋芒之作是1935年发表的那篇《为载道辩》，后来却有人将他归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六朝文章”的代表人物之一，意思是他们不喜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主流散文的“载道”传统，而对“六朝文章”情有独钟。这种归类实在是莫名其妙，从金先生晚年所写的文章来看，讲道理的的成分多，为“文学而文学”的成分是比较小的。就以此书为例，基本上有一半的篇幅是讲怎么读书，他认为，“古书和今书，空白处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不一定是书错，也许是在书之外，总之，读者要发现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不是专挑错”，这一方法不妨称为“得间读书法”。为了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金先生举了自己的“一点经历”，那是1930年，金先生无家无业，在北京漂泊，暂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凡经他之手的索书条，他都注意，读者还书时只要来得及他都要抽空翻阅一下他没读过的书，藉以“充电”。某次，一神气落拓穿旧长袍的老先生，手持一纸大名鼎鼎教授致图书馆长的八行书及书单要借书。金克木接过条子一看，写的尽是古书名，并说明为标注某书的需要。金克木将条子示知管书库的老先生，老先生见他借的那些书都是善本、珍本，而借书人又不是北大的。怕有闪失，婉言谢绝。那借书者扬长而去，金克木立即抓了张废纸，把刚才那人欲借的书名默写出来。后来，他从善本库找出那些书，仔细揣摩这些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校注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琢磨之后，大有所获。这一张书单为金克木上了一堂无言之课，也给我们以启迪：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要带着“问题意识”读书。
第三层次是“通晓大义”。金先生治学有独到的功夫，他擅长把西方的新学科、新方法“中国化”。那些深奥拗口的洋名词、庞大复杂的结构，经过他的妙笔梳理，一一变得明白易懂、深入浅出了。比如，启功先生曾认为将李商隐的《锦瑟》“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便只剩下‘半辈子，梦，心，泪，热，早已知道”，有些人觉得这是恶搞，但金先生在《文才中的偏锋和中锋》却认为“我看启功不成诗的也是诗，若分行改成三行：‘半辈子/梦，心，泪，热/早已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做现代诗的朦胧诗？李义山可以这样通过启功而现代化吧？可见，诗意思也能突破诗形”。再比如说，至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史都是以“共相/殊相”来分析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金先生在《公孙龙．名家．立体思维》中却以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来分析“白马非马”，更厉害的是，他还根据西方几何学的发生学原理认为，名家“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谈的是“面”，“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谈的是“点”，“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谈的是空间的无限性。为此，他对名家作出了高度评价：“一般对于空间的认识是模糊的认识。分明的确切的认识，只能是几何学的数学的科学的理解。要求确切，只有用符号。语言文字符号仍不能确切，必须分析。数学是运用符号的科学。人类用数学语言与自然界对话。惠施、公孙龙等辩者、名家开始分析语言文字符号，要求确切，开始从万物的形分别认识出点、线、面，再从物的立体分别认识出运动、空间、无限，这应该算是数学、科学思维的开始。他们是在和自然界对话。探讨宇宙的奥秘”。这些观点，让我读后有醍醐灌顶之感。
以上三个层次就是金先生文本的基本结构，最内核的部分当然是“通晓大义”。那么，金先生“大义”何在呢？原来，在古典时代，阅读是一种比慢的功夫，也是一种打磨灵魂的活儿。可现代社会为了追求效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既没有了以往那种从容阅读的闲心，也失去了领略灵魂“整全”的机能。金先生破“概念”，破“方法”，破“专业”的玩法其实就是对这种阅读现状的迂回性反抗，这种反抗有两点意义相当明显：1、他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2、他增强了我们“非专业阅读”的信心和勇气。
老实说，虽然此书只是金先生的散文和随笔，不能代表他学问的最重要部分，但读完此书后，我觉得刘苏里先生所说的“三百年后看懂金克木”实在一点也不夸张。遗憾的是，对于王国维、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傅斯年、徐梵澄……等等先贤，几乎都有不可移易的定论，就是季羡林先生也已被尊为泰斗，李泽厚先生被称为大师。金克木的名字却与上述人物无缘并列。为何金先生的地位没有被普遍认可？汪丁丁的这段话或许是一种回答——“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是一句很诗化的语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那一刻，“出经入史，学冠中西”，“倘佯中外，思接古今”，“舌粲莲花，谈笑风生”，“羚羊挂角，神龙在天”，“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所有这些评价都显得多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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