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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大作！因网站格式原因，原文中的文字加粗/加红等无法显示，见谅！) 作者按：拙文《西摩卡塔所记中国历史风俗事物考》在《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发表前曾投给一家重要刊物。根据该刊物的审稿规则，拙文被交付相关专家匿名审读。编辑先生将匿名评议人的审读意见转我，希望供我修改时参考。我感谢编辑先生的真诚和敬业，也感谢匿名评议人费心提出批评。我对评议意见拜读再三，诚心接受评议人所指出的拙文存在的别字和笔误，但对其评议观点多不敢苟同。圣人言：来而不往非礼也。做此答复，一为体现学术公器的应有之意，二为表达我对评议意见的重视。至于针对评议文字所展现的评议者为人为学态度的议论，与其说意在提醒同道，毋宁说是自警。 评议意见1： 第3段第4-5行：“560年前后，西突厥在室点密统领下，与波斯联盟，消灭了其西部的嚈哒”，据沙畹考证，“嚈哒之灭亡应位置于563至567年之间”《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0页）。 答辩：沙畹的研究是在20世纪初完成，其中涉及嚈哒的意见早已被余太山的专门研究所修正（见《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03-113页）。余氏的论证详密远过沙畹，其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更为合理。评议人将沙畹并不深入且已明显过时的结论奉为圭臬，而不参考其他更合理的意见，欠妥。 评议意见2： 倒2-1行：“581年隋文帝统一北方后转而谋求统一江南，无暇顾及北方的突厥，对突厥仍采取守势。突厥趁机以‘贡献’为名威迫隋朝进行贸易”，以下引开皇八年（588年）突厥遣使贡马的记载为证。一般认为，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就统一了北方；581年杨隋代周，同年突厥大可汗佗钵病死，后继者互不相让，突厥汗国出现了五可汗并立的混乱局面。隋用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同时施以军事打击，到三年末，突厥正式分裂成了东、西两个汗国。五年七月，突厥沙钵略可汗为西边达头可汗所困，归附隋朝，率部徙居漠南（今内蒙古）。六年正月，隋朝向突厥颁发历法，表明自己是突厥正统合法的统治者。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隋朝后期。可见，隋文帝是在解决了北方突厥这个后顾之忧后，才转而谋取江南，并于589年实现了全国统一。本文作者所述与史实正好想反。 答辩：突厥与隋朝的关系或如评议人所说，隋朝处于主动地位。但突厥的存在始终是隋、唐两朝的外在压力，故不管是否构成边患，隋、唐两朝都对突厥实行安抚的一手。突厥正是从中原王朝的这种“安抚”中捞到了不少好处，获取大量丝绸“赏赐”乃诸多好处之一。 评议意见3： “第3段第4行：‘波斯人将突厥-粟特使团成员大部鸠杀’，当作鸩杀。更重要的是，据其下文，此事发生在568年以前，而且是第二次使团受挫（第3行说第一次‘波斯王收购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生丝，当其面全部焚毁’）。可是，据上引沙畹的考证，567年突厥和波斯才共灭嚈哒，很难想象在其同盟期间会连续发生这种冲突，其断代有误。” 答辩：拙文别字应改正。 评议人以肯定的口气断言我“其断代有误”，显示了十足的学术自信心。以己为必是，是评议人的特殊性格，以下评议文字可以为证。此种决绝口气很容易使一般读者相信一定是作者犯了错误。 其实，评议人的自信心实在是过了头，以致演为揣测臆断。我文中的这一段文字完全取自拜占庭史家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这一原始材料记载，突厥-粟特使团在查士丁（565-578）皇帝在位第四年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在位第四年为568年，而突厥-粟特使团是在此前两次出使波斯失败后，才转而与拜占庭发展关系。那么，不在568年之前，又能在何时？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有关突厥与拜占庭交往的记载，我已全部译出，载于拙译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186页）中，有案可稽。评议人不熟悉拜占庭史料，仅仅根据沙畹推断性的观点，就想象“567年突厥和波斯才共灭嚈哒，很难想象在其同盟期间会发生这种冲突”，轻下断语，强充通人，其治学态度恐不足为训。 评议意见4： 第3段第7-8行：“突厥-粟特使团向查士丁二世呈献以‘斯基泰文字’写成的国书”，对旧说“斯基泰文字”应该说明是粟特文，这一勘同早已是国际突厥学的成果之一（可参耿世民关于突厥碑铭的介绍）。 答辩：意见不错。其实，拙文中的这段文字也是取自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原文，我没有将它写成“粟特文”，主要是为了尽量保持原文风貌，并非对国际学术界的意见一无所知。尽管我没有读到耿世民先生的意见，但早已从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man, Liverpool, 1985，p. 263读到这样的观点。不过国际学术界的异见仍然存在。评议人认为“这一勘同早已是国际突厥学的成果之一”，以为了不起的发现，特意表出，其实意义不大。 又，评议人说：“关于文献记载的中亚何国（屈霜尼迦或贵霜匿，作者误作贵霜尼）门楼壁画，国际学界近年据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参葛乐耐《粟特人的自画像》，收在《粟特人在中国，中华书局，2005年305页以下》，本文作者未能参考。” 多谢提醒笔误，应该改正。不过，我对文献记载的诠释并无错误，使用上亦无不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的未能参考是否使我对中国古文献的解读和使用出现了错误？实际上，关于中国文献记载（即《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何（国）或曰屈霜尼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的含义已经很明确，无须再东拉西扯地加以申说，使文字邋遢冗长、拖泥带水。是否在注释中加上一条注释才显得会更有意义？很显然，评议人提到以上这两点，意在显示自己的多识与博学。 评议意见5： 末段，关于桃花石国的较详细叙述。如前所述，这些内容与阿拉伯人所作如《中国印度见闻录》等颇多类似，这本身就值得研究，可本文对此却只字未提。 答辩：这样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论断实在没有意义。首先，阿拉伯记载中关于桃花石国的最集中的论述，包括评议人提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的相关材料早已被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收录于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17页），我是译者，岂有不加注意之理？且说我没有注意这类材料，也是评论者的胡猜瞎想；其次，评议人后文评论我论述西摩卡塔关于牛车的较详尽的文字时，以我“颇多闲言赘语、拉杂废话”，此处却又以我没有把关涉不大的阿拉伯材料拉进来，暗指我无知。评议人思维如此混乱，真匪夷所思也。其三，阿拉伯史料（尤其是评议人提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哪里有什么重要的“颇多类似”的记载？我很怀疑评议人是否认真读过这些阿拉伯史料。第四，评议人主观地想象，作者对一些文献“只字未提”就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文献的存在，其实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评议人应该明白，注释浩繁虽能给人以博学的印象，但未必人人喜欢这种风格。 评议意见6。 拙文认为，“拓跋鲜卑族入主中国北部后迅即汉化，王朝之名亦采用汉化之‘魏’，其本族名称‘拓跋’实无扬名于他族之可能。” 针对这段文字，评议人说：“从皇始元年（396）拓跋[王圭]称尊号，到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洛，历时几近百年，岂可谓‘迅即汉化’？已故民族史权威学者贾敬颜撰《‘汉人’考》说：‘鲜卑的拓跋族由于统治中国近200年之久，也算得国力强大和声威远震，几与秦汉相埒，所以7世纪突厥碑文中便有Tabghach，而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撰述中早已写作Taugast，唐代的中亚人普遍用这个称谓称中国人。’（收在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141页）本文作者对人所共知的史实信口开河，极不严肃，暴露其历史知识准备不足。” 答辩：现在的学者多将突厥碑铭中的这个名称转写为Tabγač，Tabghach是早期汉学家的转写法。 拙文所谓“迅即汉化”本义指“迅即开始汉化”，采汉化之名‘魏’是汉化的标志之一。我说“（拓跋）王朝之名亦采用汉化之‘魏’，其本族名称‘拓跋’实无扬名于他族之可能”，可能稍嫌绝对了些。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否定：既然拓跋迅速采用汉化之名‘魏’，那么其与外族交往中，传播其原族名“拓跋”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道理不是如此吗？评议人应该指明的是，在拓跋以‘魏’名国的情况下，仍被外族称为“拓跋”。这才是问题关键，评议人可有证据否？如果出于评议文字简约性的需要不便详述，那么，说明何人曾回答了此一问题，也是应该的。否则，根据又是什么？ 评议人对我将“桃花石”比对为“大汉”而不是流行的“拓跋”，甚不以为然，但对我的论证却没有提出直接而有力的反驳。仅以贾敬颜先生《“汉人”考》说是“拓跋”，就以为是颠扑不破的定论，未免过于轻率。我没有读过贾先生的大作，这是事实。但根据评议人所引，贾先生以为“鲜卑的拓跋由于统治中国近200年之久，也算得上国力强大和声威远震，几与秦汉相埒，”仅就此语而论，恐怕也只能算作贾先生的一家之言。以对外族的影响而论，恐怕拓跋魏还不能说“几与秦汉相埒”。此点不能视为不易之断论。 评议人以贾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居高临下地斥责：“作者对人所共知的史实信口开河，极不严肃，暴露其历史知识准备不足。” 批评可谓严厉矣。由这一批评可见评议人在学问上的牛气冲天、雄心万丈；其自认才高八斗、睥睨百代的傲气，令人叹为观止！但遗憾的是，评议人的论证又与他的自命不凡完全不合，对我的论证本身并没有提出有力的反证。评议人说我“极不严肃”，意在说明他的“极为严肃”，但我实在看不出，我的“极不严肃”反衬下的评议人的“极为严肃”又表现在哪里？ 其实，法国学者伯希和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早有“拓跋”之说。此二人是东西洋的权威学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权威学者我们就应不假思索地接受？关于“桃花石”的勘对问题，迄今仍无定论。1983年章巽先生发表《桃花石与回纥国》（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讨论过这一问题，提出“大汗”说，他的高足芮传明先生不以其师学说为定论，于1997年发表《Tabγač语源新考》（见《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及同作者《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的相关论述）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怎能说这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有意思的是，我曾将拙文送芮传明先生过目，请他批评，他读后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实在是篇好论文。例如，有关‘大汉说’，我虽亦曾论过，但与兄之考证相比，则无论是资料方面还是论述的缜密方面，都相去甚远矣”，并诚恳地要求我应允将此文贴在上海社科院的“传统中国”网站上，公诸同好。（2006年6月22日给我的信件）随后又力劝我将此文交《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一辑发表。芮氏是对突厥碑铭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他持Tabγač即大汉说，不会是轻易立说。难道其他人都在“信口开河”，只有评议人“金口玉言”？ 评议人又批评说：作者“仿岑仲勉思路，用张星烺假说以桃花石（Tabghach）为‘大汉’音译，全然不顾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进步与成果，妄逞胸臆，殊不可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