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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仅以笔者所知，其翻译的专着即有（依翻译时间为序）：1、《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2、《希腊拟曲》，3、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4、《希腊的神与英雄》，5、《希腊女诗人萨波》，6、《伊索寓言》，7、《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8、《卢奇安对话集》；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史记》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论文一批等。近年，海南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重印、新刊《希腊的神与英雄》、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财神•希腊拟曲》、《全译伊索寓言集》，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且书品、装帧、编排也可称佳构，我欣然得之，深感两社和主其事者之功德。然而前者缺一个出版（重印）说明；后三种为“苦雨斋译丛”，虽有止庵撰的总序和《希腊神话》的后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还不够详细，乃至有讹误。为求破疑解惑，我曾私下汇辑了一些相关资料，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上读到超哥的《周作人与希腊神话的翻译》(下称“超文”)，专门谈了头两书的情况，颇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但在欢喜之余、获益之外，觉得还有些地方可以提出讨论和补充，遂不揣冒昧，撰此小文，冀专家贤者指教。 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 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 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 ”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去的，译好后可能也由他们代带出送出版社（见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后的情况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补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个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对于译了两次，《译后附记》中说：“重译的事殊少兴味”，“兴趣较薄”，这也许与他其时刚出狱不久的心情有关，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态度就颇不同了，认为两部希腊神话都译了两次（另一部见下述），这是缘分深，对希腊神话固执的、偏颇的爱好和热心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迁》、《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后记》）在上面这些价值之外，这个译本还多少表达了周氏中年后的一种人生观、文学观。前述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文中，他说：“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到《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谈到本书又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对这观点这里不作展开讨论，但这些话本身的态度我是喜欢的：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海南版间有注释，但看来应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视译本注释的（详见下节），此译稿似乎也不可能没有周注。《译后附记》最后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至于此外注释的话，说起来也一言难尽，只好因陋就简罢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初译时作过注，到译稿失去后，重译就没了再做的“兴味”；或者当时的处境，手头资料缺乏；又或者在当时情形下，不便强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释，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简”，也可能是虽因上述原因不作详注，到底有些简注也说不定。实情如何颇费猜疑，所以说此书缺一细致的出版说明是个缺憾，虽经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况，到底还是留有疑窦。 关于《希腊神话》 超文述此书甚详，其中一个要点是认为它确实只译过两次。我是早就怀疑它并不像周氏自称那样只译过两次，就因为中间有1944年连载发表时的《引言》所致。见到此书后，大喜于止庵在后记中也把1944年那次算上，说译过三次，然而总不能解的是与周氏自述间的矛盾。现在按超文的说法，似可释然，原来怕是止庵和我搞错了。但大疑惑解开后却还有小疑惑：1944年《引言》说，当时译出的本文为19章，为何今版却是原本三卷16章、另节本7章呢？对此，超文只能称若非周氏误记，“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了（另外，《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第一次翻译本文有4卷，可见译稿有三种不同的章节划分）；还有，1944年《引言》中估计注释至少有20万字，写于同年的《我的杂学》（后移入《知堂回想录•拾遗（癸）》）也说，注释恐有本文的两倍，也即20万字，可是今版的注释约10万字，与本文差不多––这两项出入，“两译说”解释不了，却正可用“三译说”解释得通（止庵后记说今版是1951年第三次翻译稿）。因此，“两译”、“三译”看来暂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疑案，超文提供的到底只是一种“推想”，既然按超文说法，周氏所谓“本文19章”可能是误记，那为什么“两译”就不是误记呢？当然这到底是牵强了一点，因为周氏是多次说译过两次的。 为此，我曾在去年与也喜慕知堂的谷林先生通信谈过此事，我大致说：按周氏分别写于1944年和1958年的两篇《引言》以及《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介绍，此书由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可以恳信”；作者不是哲学家、词章家，故没有改窜材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叙述平易，不加修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种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我甚为追慕，同时，周氏这些介绍虽多有摘抄西方学者的说法，但也正是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他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亦不失此坦然之风，但关于两译还是三译的“不一致与矛盾”却令我迷惑。历史长河，浪沫翻覆，细迹难寻，真可借用他（谷林）的一句话了：“哪能一切从头追究呵”。谷林先生早年就搜集周氏著作，曾与周氏有来往，于周氏著述颇有会心，他的回信以闲话的形式提出了看法：“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我私下并不敢把“正史”抬到太高的位置，但这也同样是难以细究的，看来这问题于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1934年写的《希腊神话二》中，周氏称《希腊拟曲》完工后（1932年）便动手译本书，但真正的第一次翻译还是在1937-1938年。这也是一个特殊时空里的产物：止庵的后记指出，当时周氏不随北大南迁，一段时间赖以谋生的事即靠译此书。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当时周氏“袈裟”尚未脱，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 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 ”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它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着《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 ”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着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纔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着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纔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财神》，阿里斯托芬着。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着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纔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着，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着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渖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鼓励，此书纔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着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着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 ”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着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自相矛盾，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吶，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良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纔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它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