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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是梁启超先生写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此后钱穆先生对于梁先生的著作不甚满意，就另作了一部同名的书。就区别而论，前者意在介绍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偏重于具体问题；后者则在于董理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脉络，对于思想的精微变化，尤其注意。这里要说的，是梁先生的这本。当然，并非钱先生的书不好，而是因为他的书其实是一部清代学术思想史，比较抽象，不甚适合初学。如果略有基础后，把两书结合起来读，进而阅读章太炎、刘师培、张舜徽等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著述，是最好不过的。 梁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人所共知。其实，早年他出身于清代后期汉学大本营——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建的学海堂，其知识基础可以说就奠定于此。虽然后来在思想上受到康有为影响很深，但对于其师很多不切实际的思想，在当时就时常表示怀疑。虽然五十六岁就去世了，但我们只要翻翻他的《饮冰室合集》，就可以了解到他强烈的求知欲和丰沛的思想活力。他的晚年，渐渐远离政治，继续自己始终都未曾放弃的学术研究，主要着力点则在史学上。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成为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梁先生治学范围很广，可能在每一个具体领域中，他的研究都不算最为精微的，但在每个领域，他都能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在清代学术史上，虽然朱维铮先生对梁先生的创始身份颇表怀疑，但用现代思想如此全面梳理清代学术脉络，并系统介绍清代学术成就的第一人，则非梁先生莫属。 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治学当治两头，先秦两汉的的学术，乃是中国文化之源，清代学术乃是中国学术的总结时期。为什么这样说？清代学者几乎用考据的方法把中国重要的文献都整理了一遍，甚至一种典籍会有数十、上百种的注疏和研究著作，比如《尚书》、《诗经》、《左传》和《史记》等重要著作，莫不如是。而清人的方法又特别精密，按照梁先生的说法，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的方法，实在和近世西欧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不过是所用对象不同，清人的科学方法，专门用在整理故制度而已。（见《清代学术概论》“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因此，凡是有意研治国故的学者，无不需要通过清人这个桥梁，进而深入到传统之中的。而梁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和这部书，则是我们通往清人乃至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门径。 此书前半部分主要讲述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派和风气的转变。梁先生利用比较详细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治学精神，实在已开乾嘉考据之风气。而这些内容均可为我辈问学所借鉴。比如他在讲顾炎武的时候，认为顾氏“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学术史》，第69页）亭林在学术精神上，提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梁先生解读为，一个学者，如果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同上，第70页）而在治学上，“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同上，第73页）亭林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梳理，反对空发议论，故《日知录》卷二十六有“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岳麓书社），值得我们反复对照《史记》去思索。 亭林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抄书，所以在《亭林文集》卷二有《钞书自序》一文。（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可别小看这样一条，其实这是读古书的一个基本功，在古代就叫做句读，没有经过抄书、断句的训练，是没有办法真正读好古书的。我们现在习惯了古籍的标点本，如何断句，都是别人现成的东西，也很容易就认为古书自来如此。其实不然，真正要读懂古书，非要去下工夫啃啃那些没有标点的线装书，其中的官名、地名、人名、书名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读书的障碍，不如此不知读书之难，不如此不知读书该当细心、谨慎。 在讲到东晋所传《古文尚书》被证明为伪书时，梁先生认为阎若璩（百诗）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何以如此呢？梁先生在此说了一段极好的话：“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学术史》，第86页）没有精神的独立，是根本谈不上所谓研究的。 《学术史》还有很多让人感到兴味十足的话，比如黄宗羲所云：“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第53页）都对我们反思自己极有帮助。我们此处不过略举其中一些话，根本不能表现出梁先生在书中所述先贤们的真精神。如果有兴趣，不妨去读梁先生书，再进一步，当读梁先生所引先贤原书，那种感觉，与我在此撮抄几句的感觉，完全不同。 《学术史》的后半部分则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包括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这可以算作是一部清人重要学术著作的目录提要，而以上学术分支，实乃中国学术的核心，核心的材料和方法，均蕴含其中。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目录学，目录学对于我辈读书治学，就有如军中大将熟知各个部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派上什么样的部队一样，可以事半功倍，故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见吕幼樵《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里的要领以及该读何种版本的学问，就是指目录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如何介绍清人学术成就，“旧史之注释及辨证”一节谈到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的三种书（即钱大昕《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书名与常用者有异，当作《廿二史考异》、《廿二史箚记》，钱书当为梁先生笔误，下从常用名）：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相同。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王引之）《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间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钱大昕）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第354页） 的确如此，这三书各有其特点。比如这里提到的赵书每叙其著述沿革一语，看似简单，实则关乎史学甚大。《廿二史箚记》每讲到一部史书，首先就会讲这书都是由哪些人，依据怎样的史料，如何编成，后人谈论各部正史之编纂成书，比如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黄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学》等，无不由此而入其门。古人有云：“知人论世”，我辈用古人之书，何人所做、所用材料如何等一概不明，书尚且不知，有如干活工具尚且不知为何物，更不知有何等用处，欲言治史，岂非笑谈？ 梁先生的了不起之处，就是善于反思。他也知道清代学术方法和精神并非尽是优点，云：“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第359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并非梁先生最后定稿，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体例有不谐之处，前半内容为清初学术思想变化理路，但乾嘉时期以至晚清部分，则几乎未曾系统谈及，此其一；梁先生是个极为公允的人，眼界极开阔，可是，读此书，不免对宋明理学发生许多误解、曲解，也很难清楚了解清儒和宋明学者之间的关联，这就有必要对照着钱穆先生的书，来补充此书不足之处，此其二；前面缺一个序言，对此书的来龙去脉加以说明，此其三。最后，还有一些具体内容有误，是在所难免的。 梁先生此书，语言亲切，像是一个朋友在和我们谈话，对于学林掌故，娓娓道来，加上先生那支“有魔力”的笔，以及先生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真可谓最佳中国传统学术入门书了。先生写成此书，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反而随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而愈发重要。原因无他，在于先生对于中国文化深深的挚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