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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备课，找出一本自己印象里极喜读的书，依迪斯·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这书是葛海滨翻译，陈嘉映给作的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陈嘉映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在序中，陈先生自云，是一个希腊的爱好者，认为“希腊是一个奇迹”，认为自己对于西方文明的心情，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心怦怦然而向往之”。自然，对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更是如此。陈先生此序，盛赞希腊人的卓越、自由、简朴，以及在身体和精神之间、普遍和一般之间近乎完美的平衡，并云：“与希腊人相比，现代人一望可知和残废差不多。”葛海滨先生之所以翻译此书，与陈先生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译后记里，葛先生提到，他想了解古代希腊，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在书架上挑出这本书很旧的英文版，云，非常喜欢。葛先生于是就有了翻译这本书的机缘。对这本书，两位的推崇是一致的。我记得这本书过去曾经有人翻译过，是八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葛先生后记在2001年，当是两位译者，不过前面那个译本，我始终都未找到。 今天首先让我不满意的就是，这本书竟然没有标明所依据的英文版本的基本情况，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事。 再看看自己三年多以前对这本书的标注，竟然划得满纸都是，印象里却只有“分析得比较细致、精彩”，其余却什么也记不起了。可见当时未曾真正用心，虽然满纸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今天因为要批改学生作业、核对史料，仅仅读了本书前两章，不但与从前的印象差距颇大。虽然不会怀疑上面两位先生关于希腊文化和精神的伟大的说法，但作者作为西方人的傲慢和无知，似乎布满了书页，令人慨叹昔日之我读书之粗心。 第一章《东方和西方》，总论西方和东方文化的差异，以突出希腊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下面摘抄数条，以案语稍做分析。 “在历史学上再没有人比得上修昔底德；……说起史诗，没有人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品达的颂歌亦无人能出其右；有史以来的四个悲剧大师中有三个是希腊人。”（第2页） 案：史诗和悲剧恐怕无法否认，颂歌我完全不懂，《诗经》是否可以与之相比，自然难以断定。但在我的心中，《诗经》是最美的诗，个人意见，当然算不得数的。但是，在历史方面，真的就没有人可以与修昔底德相比吗？修昔底德诚然是了不起的大历史学家，可我们如果读过《左传》、《史记》这两部时代相差无多的中国史书，恐怕在各方面，史学、史识等，与之相比，都不遑多让吧。至于史才，恐怕还要略胜一筹。退一步讲，原本就是有差异、偏向的人，非要拔高到如此如此程度，只怕是作者思想上因为无知，而带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起了不少作用。如果这样的挑错算是吹毛求疵的话，下面的内容，可是任何稍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难以认同的。 “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这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突发奇想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人民境遇悲惨，慑威臣服；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知识领域。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也仍旧如此。”（第3页） 案：数千年的历史里是否各国都是君主政治，本就成问题的，比如雅各布森在四十年代就专门撰文讨论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民主的问题。至于君主政治是否都是专制的，也比较成问题的。就拿作者盛称的希腊来说，斯巴达是君主政治，但无疑斯巴达不是专制的。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是君主政治，可现在学者们多数都认为，那时还谈不上什么专制的问题。上面都成问题，什么突发奇想、感情好恶决定国家问题，自然是无稽之谈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君主政治是否人民就一定境遇悲惨？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罗马帝国时期，有过几乎长达两百年的“罗马和平”，中国的西汉前期、盛唐、康乾等时期，显然是一个人民普遍比较幸福的时期。当然，中国秦以后的君主政治即使在比较好的时候也会威胁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但人的幸福感，各个时代恐怕有所不同，今人崇尚自由，古人，或他国古人则未必，以今人之精神取向衡量古人，不也是史学现代化之弊吗？再退一步，民主政治就一定带来人民幸福吗？看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只怕未必吧？ 太晚了，明天再接着唠叨吧。 作者接下来讨论东方人如何没有理性，希腊人则首先开启了人类的理性之门。 “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唯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第4页）“我们的主要精力也花在增强我们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控制上。……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本质特点的活动是我们对智力的使用。”“我们西方人对所谓真实世界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在东方不受任何重视。”（第5页）“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在古代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悲惨之极。……在埃及和尼尼微，一如在当今的印度和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相比之下，他们对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实实在在。……心怀恐惧、饱受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找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地从外界现实退却。……当埃及消亡之后，东方人朝着埃及指向的方向走得更远了。亚洲的悲惨境况是人类历史上可怕的一页。……现实——我们两耳所闻、双目所见、伸手可及、活生生的这个世界——被看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虚构的世界。……当人们越来越远离事实的时候，一种崭新的东西出现了。希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了解这个世界开始了。（第6－11页）案：且不管作者把历经数千年变化和远隔万里的不同地域的民族，简单地视作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和思维特征的群体，这样大而划之的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怎样的荒谬，实在不值得驳斥。我们还是讨论作者的中心问题——理性。作者认为，有无理性是东方人和希腊人最大的区别。那么什么是理性呢？作者的解释很模糊，似乎包含了对外界事物的关注，而不是对来生的无穷尽的想象。而东方社会，因为对现实的悲苦，导致人们否定现实，把所有的热望都留给来世，因而受到僧侣的控制，僧侣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又竭力宣扬非常繁复的神学理论和仪式，人的理智（如果有的话）因此完全消失。其实，理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基础，是由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中总结的：通过对现实存在的事物的归纳得出认识。这与作者所论，并无大的差异，但培根只是讨论思想方法，并没有自负到认为可以纵论那些并不真的了解的事物。韦伯也是探讨理性为目标的大学者，一生分别对中国、印度、西方的宗教和传统中理性的因素如何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但读完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可以说是失望得很，因为韦伯的理想太大了，在他根本不具备阅读第一手材料，因此也不可能精研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情形下，粗率地讨论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雄心胜过了理性。当代华人学者黄仁宇把理性简化为数目字的管理，并以此来衡量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虽然作为华人学者，对中国的认识来得实在许多，但所用的方法之简略，在眼光上又远不及韦伯，可谓知一而不知十，有如此局限的理性，还能叫做真正的理性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些学者和作者着力强调的都是理性，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思想的方法上还是遵循了培根的原则，尽力寻求事实。而这本书的作者，在没有真正研究、甚至连严肃学者的研究著作都未认真看过，就在这里大谈东方人的无理性，这可以算作是理性的态度吗？如此说来，并无一个所谓抽象的理性，理性都是人们在观察外界事物和人类自身的时候，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出的彻底贯彻归纳法的思想方式。没有对具体问题的理性的方法，也就没有所谓整体的理性。这一点，对于历史问题来说，显得尤其重要。作者对东方的态度，根本就不是一个学者实事求是寻求证据的态度，感觉上就是看了太多西方殖民时期对东方大肆贬低和侮蔑的小报，而得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如果用东方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献和传世文献细致地论证，那是这篇小文所不能承担的任务。但我们还是需要拿出一些证据来证伪作者大而划之的所谓认识。埃及的纸草文献中曾经出土了一篇教谕文字，是一个商人带着儿子到首都的书吏学校学习时教训儿子的话，他列举了许多职业如何如何不好，农夫、剃头匠、织工、国王的侍从等等，都有种种不好的地方，只有书吏才是最好的职业。这样的教训在今天看来，自然未必就对，但当时埃及人确实是通过实践，认定书吏这一职业，是最有前途，也最稳定的，这样的认识，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与来生和宗教相关的事情，前面《古埃及人的情诗》中也引述了两首哲理诗，都是如此，他们不但关注，而且是热切地关注现实，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的作者大概被金字塔这些遗留下来的与来生、宗教有关的事物迷住了双眼，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这些难道不算是理性吗？至于中国，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事实和认识。孔子的学生曾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不喜谈利，这很正常，但他对于谈论“命”或“仁”这样抽象的问题没有所少兴趣，却是一以贯之的。他自己说：“敬鬼神而远之。”岂止孔子，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子产也有过类似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时关注现实而非鬼神，已经成为思想的潮流。人们甚至清楚地认识到，鬼神乃是人的工具。（《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另外，理性的方面应当是多方面的，无所不在的，不但是外部世界，人的思维和内心世界不也需要理性的指导吗？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但指出了知识与理性的关系，而且指出了实际思考中的界限。孔子门徒还说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于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思想的有限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这实在是对理性的更深入的反思。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有很多非常理性的思想资源，没有读过他们的作者，难道不应当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性态度吗？比如，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荀子就更为精彩：“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可以说充分发挥了孔子“多闻阙疑”的理性精神。相信其他地区的古人，也有许多理性的精神的体现。其实，理性还有一个明证，就是各国留下的种种重要的建筑遗址。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及大量的城市遗址，没有关于外界事物多种繁复的实际的知识，怎么能够建成呢？作者可能会反驳我：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金字塔自然是为了神和来世的，但没有清明的理性，如此庞杂的系统工程，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世界上只有整体理性，而没有工具理性吗？难道人类认识的过程，不是通过单个的工具理性逐渐过渡到对理性原则的认识吗？况且，中国的长城，与神完全没有关系，而是抵御外敌的防御工事。如果再进一步说，作者实在是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希腊清明的理性，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希腊人独创的，而是接受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再加以创造的结果。作者所盛称的希腊的艺术，我们在艺术史里非常清楚地了解，他们的雕塑，无论是技法，还是早期的风格，都来源于作者不断批评的埃及，甚至到了古风时代，我们比较古王国埃及的雕塑与希腊雕塑，还有着惊人的相似。更不必说文字了，希腊文字是大约公元前九世纪从东方腓尼基人那里改造而来，而腓尼基文字又是在吸收西亚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没有东方基于理性的文字，希腊文明又从何谈起呢？还需要说明的是，希腊的理性真的就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纯而又纯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等重要的思想家的思想，是希腊精神的代表，这是事实。但考察历史，实际生活中的希腊人常常并非如作者所言。最著名的就是希腊人对神谕的看重，无论何种事情，通常都要求之于神谕，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尤可哀痛的是，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在已经失败的情形下，本有充足的时间逃脱，但因为军队对月蚀的迷信，而耽搁了将近一个月，导致全军覆没的惨剧。其他类似的情形还很多，比如斯巴达人因为迷信而不能去帮助马拉松的雅典军队抵抗波斯大军，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上面通过对东方理性的举证，对希腊理性的质疑，来证明在事实层面上，东方和希腊都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混合体，所谓纯而又纯的说法是欺人的大言，或者未经证明的浮辞。因此，没有工具理性的所谓整体理性是虚妄的，甚至本身就不合于理性的要求。作者在第二章还提到一个非常可笑的观点：“不管怎样，我们在任何其他古代社会中都找不到欢乐的影子。而在希腊没有比欢乐更显而易见的了。在这个世界上，希腊人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而且他们的游戏活动有相当大的规模。……境遇悲惨的人们和辛苦劳役的人们不会游戏。希腊的那些竞赛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想见的事情。……但实际上埃及人不游戏。”（第12－13页）这一段前面我没有抄，可谓矛盾百出。作者声称，在埃及壁画里没有看到他们游戏的场景，否则在壁画中应当有所表现。真的如此吗？我们在埃及的壁画中看到过音乐家的表演，看到舞蹈家的表演，看到打猎的场景，不知作者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当时还未出土，还是作者视而不见？中国的例子我也懒得再继续写下去。相信看我这篇文字的读者早已经厌烦了。到底是谁没有理性？我相信在古代，希腊人的理性程度很高，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总体上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况。对于东方的轻视，也不是起源于作者。黑格尔早就在《历史哲学》中把东方的文明视为停滞的文明。自然有其道理，但也同样有无知者的无畏。作者呢，在后面谈到希腊的专门问题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独独在前面讨论东方时，没有经过论证的所谓道听途说的知识和理性充斥了书页。对待思想和历史这样的非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发生在以理性自我标榜的作者身上，实在令人吃惊。我无意于因为作者的非理性，怀疑西方社会的理性程度。但真正让我奇怪的，是研究哲学，喜欢希腊和西方文明的陈嘉映、葛海滨两位先生在他们的文字中，除了对作者此书和希腊文明的推崇外，竟然没有提出一点点质疑，正如我三年前读到此书的情形一样。哲学家、学者如此，倒真让我怀疑起现在中国学者的理性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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