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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出版之后不久，胡晓明先生就在“学术中国”网上发了一篇书评，即“《‘封建’考论》书后”。我也是读过冯著的，对于胡先生的书评很不敢苟同。 胡文的前一段是在夸冯著，夸得颇精辟，但我没有想到下面的几段“就教于天瑜先生”的文字居然也是出自胡先生之手。我一个后学小生绝不敢代冯先生“赐教”，而只想就教于冯、胡二位先生。 一 胡先生“就教”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冯先生未对陈寅恪、钱穆先生何以不响应“泛封建论”而提出进一步追问，胡先生还自己给出了“试答”。对于这个“试答”我不大赞成，试答之一是说陈、钱要避免对中国传统贴标签、全盘否定。可我以为贴标签本身未必就僵化，贴标签乃是一种名辩之学的内容，布洛赫等西方名家苦研“标签”，最后创设出一个有弹性且不混淆其本质的“封建社会”标签；冯先生将中国近二千年浓缩成标签“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此二标签无疑都有学术价值。另外，关于全盘否定之说，远不像常人想像中那么不堪一击，如果论述得精辟，反而无害于中华传统之更新，可参考胡适之、陈序经诸全盘西化论者。诚然，大家不必同意这种观点，可问题是这种观点蕴含的许多智慧已被中国大陆“强制遗忘”了。 胡先生的试答之二是说陈、钱要避免党化学术，试答之三是为了“去概念之蔽，回到现实本身”。在胡先生的三个试答中，第三个相对来说更为根本，可惜在表述上也成问题。其实，我就觉得陈、钱二先生不用“泛封建论”最首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反对党化学术等藏在背后的“微言大义”，实在是因为中国二千年来根本不“封建”，既然如此为何要用“泛封建论”？学者图的是求真，而反对党化学术只是求真之表现。胡先生试答之三亦是说要求真，但概念世界无疑并不必然“蔽人耳目”。胡先生还说：“如果（冯先生）能进一步追问，可以彰显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大问题，从而扩展是著的学术思想效应。”其实冯先生秉承历史科学之价值中立（尽管不可能绝对）的品质，对陈、钱之举，实是不追问之追问，绝未减少“是著的学术思想效应”。 二 胡先生“就教”的第二问题是主张在反话语霸权的前提下，可以对“封建”作有限泛化使用，具体地说即以“封建”泛指前现代社会中“不人道、非人权、不平等的内容”，胡先生给出的原因是前述这些内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并说“既然一个概念含有超过特指的内涵，那就已经天然具有了其泛化（即延伸使用）的潜在可能”。 我对于胡先生的上面的看法也不尽同意。冯著中已经梳理过了“国际－国别”、“广义－狭义”四重“封建”。这种四元交叉的格局，是东西方学人多年研究出的成果，比起胡先生笼而统之地说对“封建”在反话语霸权的前提之下有限泛化，要更为科学。当然，冯先生等诸史家讨论的“封建”更多的是史学概念，特重史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并不必然兼顾其他学科的概念。而胡先生的“封建”则偏重于文化学考量。我主张概念的分化与明晰化，文化学意义上的“封建”要与史学术语“封建”相得益彰才好，胡先生大抵也赞成；不过即便只考察既存的国际通用的史学术语“封建”，我觉得也未见得就那么忽略文化含义。我想，胡先生的观点不及冯先生梳理的四重“封建”概念更科学，关键不在于胡先生持文化学态度，而在于胡先生对封建的文化含义本身作了少量不合史实的分析。 比如胡先生认为“封建”可以有“不人道、非人权、不平等”等内容，此说较含混。中国古人历代的“封建论”中多有提及封建时代的私学多元、贵族气质有利于文化发展，今人李慎之也在“‘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一文中所说：“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致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可见，若论“封建”的人文意义，至少“不人道”不必然是“封建”题中应有之义。在此，胡先生的理解与李先生相反。李先生这些话，冯著里也引述过，冯先生也赞成，只是说李先生未及考虑经济因素。 胡先生对封建所谓的“有限泛化”的解释，一方面仅是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非历史科学的挖掘，另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冯先生区分过的四重“封建”概念，尤其是没有区分“国际－国别”之“封建”。我记得冯先生引述傅筑夫先生对先秦封建社会的描述时明确指出当的领土经济（非地主经济）所产生的经济剥削并不深重，先秦甚至还被后世美化成了田园牧歌的世界。而西方封建社会，有曰“黑暗的中世纪”，尽管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可也侧面说明了在西方封建社会对农奴的剥削较中国更为深重。可见中西方“封建”之异。故胡先生颇带贬义地一概而论封建社会不人道、非人权，不仅有以今苛苦之嫌，还有不辨中西之误。 所以贯通文化与科学而论，如果说中西方“封建”真有胡先生所认为的超过特指的内涵，那么只应包括非平等性、分散性这两个“实质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是中性的。这些特征，在冯先生厘定“封建”的四重含义时都已经适当地处理过。 总之，我坚持认为文化意义上的“封建”要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封建”保持张力、互不僭越。即便冯先生觉得李慎之先生对封建作的文化阐释合乎社会科学的“封建”，冯先生也没有在史学术语“封建”之厘定过程中加以文化的褒贬，此正是韦伯的科学的禁欲主义之体现。历史学诚然介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兼具两种品性，但这也推不出两种品性相互僭越。 三 胡先生第三个“就教”是对第二个“就教”的延伸。他基于他自己认为的“封建”所含有的超过特指的内涵，进而认为发现并使用封建的“二柄”含义（“中外皆然的不平等、等级制”与“分权、地方自治、摆脱专制”），有利于语言使用时的区分智慧，只要二柄含义不相互抹杀。 根据胡先生的前文，我们了解胡先生对“封建”二柄之前一柄明显带有贬义，而后一柄则带有褒义。如我的前文所述，如果不基于文化层面考虑，那么应原则上遵守价值中立，故二柄之说没有必要，中西史家早已创立的四重“封建”含义完全可资科学分析之用。而在文化学上以褒贬为标准创设二柄，也未为不可。我只是说这种更深的文化探讨一定不可违背历史科学的共识。由此观之，文化“封建”之二柄，就绝不是简单的二义背反，而有了坚实的一致的科学“封建”作基底，这与我党的“泛化封建论”以及胡先生的“有限泛化封建论”都是不同的。 对胡先生的第四个“就教”，我就更加有话要说了。胡先生认为“实乃用一种概念，去反对另一种概念，未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生活在概念世界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一大景观。……由反封建始，由行专制终，成为二十世纪思想之一大怪现象。此一思想观念的建构史，正好是生活在概念中的一个极佳例证。” 胡先生这话是接着前几个“就教”的“前见”讲下来的，先就对中国的“封建”作了不恰当的价值判断，然后竟然认为中国人由“反专制”的口号走向专制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概念世界：以一种概念反对另一种概念，文字游戏罢了。而胡先生认为要真正的反专制就应该跳出概念世界，回到社会历史本身；并且还觉得这一点是冯先生没有意识到的一大“真知”。殊不知，冯先生在书的末尾专门有一节标题叫做“名辩之学不可轻慢”，冯先生以一贯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间接地关怀了被胡先生认为没有关怀的问题，而且观点与胡先生相反。冯先生认为中国何尝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中国历来都轻视名辩之学，进而让曲解概念者成为了“主流”。生活在概念世界里的人民怎么会对概念这么麻木？中国人应该是生活在政治标语的世界里。相反，概念世界的构筑，从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我再次转述冯先生引述过的严复名言：“名辩之学乃哲学之哲学。”西方整个的学术繁荣以及政制之发达皆得益于对概念的尊重与深究。 四 胡先生的第五个“就教”即是申说他在第四个“就教”中主张的“跳出概念世界、回到社会现实”。胡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都不是铁板一块，各自内部都有好与坏、新与旧。他觉得在现代中国如果挟“新”的主义建立大一统的话语霸权，而建构臆想出的两军对垒（即在“泛封建论”者在中国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那么一方面由于此对垒的臆想性而使两军都不得真实着力，另一方面扼杀了传统中有恒久价值的部分。胡先生认为国人没有跳出概念世界，所以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形式主义掩盖了不民主的实质；并认为“思想如何被思想建构的机制（误导）”是冯著没有洞见到的。 首先，胡先生将反对话语霸权之法说基于“概念世界”与“回到现实”之不相容，对此观点冯著以及我的前文中均有反驳。要补充的是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对概念霸权、本质与现象分裂之说并不构成胡先生的支持。因为在一个知识论传统根本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国家，就说要消解西方意义上的概念霸权，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不现实。而且胡先生所要反对的是概念世界本身，与后现代主义者抵制概念霸权是不同的。可能会有人以“先污染后治理”来形容我的主张，那么我要说，发展必然会有污染，我们唯一的路是力图边发展边治理。而自以为是地企图以“中国特色”的发展来一并获取现代化与后现代之美，我从来都是很警惕的。 其次，不民主的实质从来不是形式主义惹的祸，而不论这种形式是自由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韦伯指出形式主义乃是“法理型统治”之第一特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二律背反之说，并不足以消解形式主义作为现代政制之基本品性，而只是一种对现代化之修正的探讨。中国的不民主的实质的产生恰是因为缺少真正的形式主义。用法学术语，即国人对程序正义长期的曲解与抵制。故冯先生并非如胡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洞见到“思想如何被思想建构的机制（误导）”，冯先生的解决之方就是确立严肃的名辩之学。 综观胡先生全文，我觉得自己与胡先生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冯著的最大价值在于将“封建”这个个案分析升华为对名辩之学的重估；而胡先生则仿佛走向了他反对的内容，即以“回到现实”这一新的话语霸权取代现在的“泛封建论”的话语霸权。毕竟，主张消解概念世界本身也可能是一种话语霸权。 写于2006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