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外邦人是雅典城邦的财政来源之一。关于外邦人在雅典财政中的作用，古典作家早有论述。色诺芬认为外邦人是雅典政府最为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如果雅典政府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好外邦人，那么雅典的收入会大大增加(33)。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面对雅典城邦的衰落，马其顿的威胁，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亦曾指出如果雅典继续大力吸引从事商业活动的外邦人以及外乡人，那么雅典就会得到现在两倍的收入(34)。古典作家这些描述表明雅典外邦人在城邦财政中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固定收入除了法庭诉讼费外，内部收入主要来自于港口和市场的税收、外邦人头税以及矿山租赁金；外部收入在公元前5世纪，主要来自同盟贡赋，但是自公元前405年同盟贡赋被取消后，城邦就更多的依靠盘剥外邦人与奴隶(35)。 那么雅典城邦以何种方式剥削外邦人呢？首先，外邦人必须缴纳人头税，通常情况下每个男性每月缴纳1德拉克马，不与丈夫或儿子居住的女性每月缴纳半个德拉克马(36)。其次，雅典人规定进出比里尤斯港的货物要征收2%的关税。由于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大多是外邦人以及短期居住的外来人，而雅典公民只是把资金或者运货船租借给他们以获取利润，自己并不亲自进行贸易活动，因此这项税收的制定主要还是针对外邦人以及外来人。再次，外邦人要想在市场上买卖还必须交纳市场税，尽管未有外邦人交纳市场税的确定数额记载，但这也是雅典城邦必征的税收之一。除了以上这些固定征收的税项而外，在战争等危急情况下外邦人还要与公民一起交纳不定期的战争税，据说外邦人整体要交纳1/6的战争税。此种税收是依据外邦人的经济能力征收的，富者多征，贫者少征，有时还视战争情况临时加重征收税额。此外，外邦人还要与富有的1200个公民一起负担特殊的“社会义务” (liturgy)。这项义务包括为歌队、火炬接力赛以及圣餐仪式提供基金。 雅典城邦将这些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津贴、战争经费（包括支付军饷、督造战船和武器）以及城市建设的费用方面。因此，公元前5世纪，在城邦繁荣时期，外邦人从财力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城邦的民主建设。A.兹门认为，如果没有外邦人在劳动力和资金上的支持，雅典就难以建立起曾经辉煌一时的海上霸权(37)。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城邦危机时代，外邦人除了积极履行必需的义务外，一些富有的外邦人还自愿慷慨捐助。阿提卡铭文记载的60个由于对城邦的特殊贡献而被授予占有土地与房屋特权的外邦人中，过半以上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这表明公元前4世纪外邦人在城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如，来自伊里昂的外邦人尼坎德罗斯以及以弗所的外邦人波里泽罗斯从347/6年直到323/2年，每年都自愿定期交纳建造码头以及武器督造厂的特别税收；在拉米亚战争中还在财政上支持雅典水师；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另一场战争中，又捐给雅典百姓1000德拉克马；公元前 306/5年，还负责出资修缮了雅典长城的一部分。城邦有战事时，他们还自备武装在雅典陆军和水师中服役(38)。由此可见，外邦人不论是在城邦繁荣时期还是在城邦危机时代都在财政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雅典城邦。 第四，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关于外邦人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古典作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亦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雅典人，哪些是雅典的外邦人。但是，现代一些研究外邦人的西方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英国古典史家D.怀特海德认为雅典的许多非公民雕刻家、画家、陶工、医生、科学家、智者、哲学家、演说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对雅典做出了巨大的创造性贡献，虽然在古代雅典人不愿将他们称之为外邦人，但是只要他们在雅典居住时间足够长，理论上就应该是外邦人，而不是一般的外来者(39)。这些外邦学者大多在雅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伯里克利时代修建的大量公共建筑，包括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装饰有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皆融合了多里亚和爱奥尼亚的风格，是现在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而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大多是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外邦人。另外，在雅典的雕刻家中，还有塞浦路斯人、派罗斯人以及西多尼亚人等非希腊人。希腊第一流的外邦人雕刻家，帕特农神庙艺术雕刻的监制人和制作者斐狄亚斯以及杰出的建筑学家——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和伊利特昂神庙的设计者卡利克拉特和伊克丁等，都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艺术做出过重大贡献。 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各个城邦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古希腊文化中所含有的诸多东方、埃及与西亚因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人的经商以及征服行为，但是不能否认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外邦人以及外来人亦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有些古希腊著名学者和文人，为求知识游历到东方，然后又回到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雅典，他们把在外地学习到的知识带到雅典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就使古代东西文化直接融合，从而创造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譬如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他边游历，边行医，曾到过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埃及等地，后来到达雅典，取得了巨大的医学成就；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雅典发表他的著作《历史》之前曾经游历了腓尼基、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他把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介绍给了希腊人，从他所写的历史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方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这些都离不开他对那些城市的实地考察。 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成为“全希腊的学校”，文化上高度繁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40)来自于雅典以外世界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在雅典主要集中居住在比里尤斯港周围以及考埃莱与麦利特的长城之间；另外，有些居住在考里图斯、区达泰奈乌姆、斯卡姆邦尼德与郊区某些地方以及阿提卡的边远地区，比如埃莱乌西斯、萨拉米和劳里乌姆银矿等矿山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居住在北部和东部的以农业为主的德莫(41)。外邦人分散居住于雅典各个德莫和地区的居住方式有利于与雅典人全面接触和交流。色诺芬曾经说，由于雅典人控制了海洋，因此雅典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并且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及西西里、意大利、埃及、吕底亚、黑海、塞浦路斯等其他地区的土特产。他们听到和了解世界各地的方言，并且从所有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那里融合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打扮(42)。不难看出外邦人对雅典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促进了雅典人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向多样化发展。由于与外邦人接触，雅典人的语言、服饰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免地会融入许多新的因素，从而产生新的式样。例如，在语言方面，雅典本地的方言和外邦人的方言混在一起，就产生了许多不纯粹的雅典话；在装束方面，从前那些高贵的雅典人所穿的伊奥尼亚式的麻制的长贴身衣被多里亚式的办事人所穿的短贴身衣所代替；雅典人的头发也剪短了，从前用“金蟋蟀”束着的高傲的卷发再也看不见了(43)。说各种语言的外邦人与雅典人杂居一处，在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知识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各方面彼此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促进了古希腊人的种族融合，并造就了古代雅典辉煌灿烂的文化。 综上所述，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在古代雅典城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他们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雅典城邦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贡献。外邦人的存在迎合了城邦的发展需求，为构建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外邦人在城邦史中后期经济重要性的明显增强，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这就制约了其历史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加重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城邦危机。由此可见，弱势群体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对于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外邦人”(Me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Metoikoi”，词源学含义为“同住之人”或“改变家园之人”，国内学界大多将之称为“外邦人”。自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雅典外邦人的论著，例如：U. Wilamowitz-Moellendorff, 'Demotika der attischen Metoeken', Hermes, 1887(22); M. Clerc, Les mé tèques athéniens, Paris, 1893; D. Whitehead, 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 Cambridge, 1977。就雅典外邦人的研究现状而言，西方学界对外邦人社会地位的探讨较多，而对于外邦人历史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国内学界虽然在论及雅典城邦社会形态时谈到外邦人的一些情况，但目前尚未见比较系统的研究。 ②雅典的外邦人最初主要是亚洲与欧洲的希腊人，后来才有弗里吉亚人、色雷斯人、帕弗拉哥尼亚人、加拉提亚人、吕底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阿拉伯人等。 ③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④Plutarch, Solon, 24.4. ⑤Aristotle, Politics, 1275b34-38. ⑥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2.39. ⑦R. P. Duncan-Jones, 'Metic numbers in Periclean Athens', Chiron 10, 1980,P102。据估计公元前431年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为5万人，外邦人为2.5万人，奴隶为10万人；公元前317年成年男性公民为 2.1万人，外邦人为1万人，奴隶为5万人(Joint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Teacher's, The World of Athens, Cambridge, 1985,P157)；芬利则认为雅典男性外邦人和男性公民数量之比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可能在1/6到1/1.25之间(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1985,P48)。 ⑧A. Diller, 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s before Alexander, Greenwood Press, 1971,P18、116. ⑨为了确保进口的粮食三分之二能够进入雅典城，雅典人抽签选举出10位专门负责粮食供应的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监察比里尤斯港与雅典城的粮食交易价格与斤两。雅典人还选出10位贸易专员管理商业贸易，后来这一官职又增加到20人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51)。 ⑩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66页。 (11)Xenophon, Ways and Means, III.1-3. (12)(14)(16)Aristotle, Politics, 1275、1278a、1291ab. (13)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5)关于古代雅典经济性质的探讨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言第3页。他阐述：“希腊文明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 (17)公民对工商业的偏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邦危机的加深，受利益的驱使以及为了谋生而逐渐削弱，到了公元前4世纪很多雅典公民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富有公民投资工商业并不亲自经营，贫穷者像外邦人一样在市场上或在比里尤斯港进行买卖活动。 (18)外邦人取得合法身份必须到雅典人的德莫注册，而注册前必须首先选择一个雅典公民作为庇护人，如若不选则被视为对公民权的亵渎，将被卖为奴。庇护人负有保护开代替外邦人进行法庭诉讼的义务。 (19)Aeschylus, Suppliant Maidens, P607-614. (20)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Penguin Books, 1992,P79-80. (21)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第265页。 (22)Demosthenes, Private Orations, 4.36. (23)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164. (24)A.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P177. (25)在伯罗奔尼撒的特洛真(Troizen)发现了一则公元前3世纪的法令铭文。该铭文描述了希波战争前提米斯托克利动员所有的雅典人、外邦人抵抗波斯入侵的事件。记载是这样的：“将军应该在告示板上逐船登记其他人的数量，雅典人依据德莫的记录，外来人与军事执政官登记在一起（笔者认为这里的“外来人”即为外邦人，因为梭伦时代用“外来人”即“Xenos”来指代所有来自外乡的人，包括已注册的外邦人和未注册的外来人，外邦人并不称作“Metics”；阿里斯托芬时代两个词才分别用于指代不同的人群，外邦人称作“Metics”，而未注册的外来人称作“Xenos”）。他们应当把他们列到名单上，然后分配到以每组一百人划分的二百个组中去，记下每组战船的名字以及指挥官和船长的名字，这样每一组就知道该登上哪一艘三层桨战船了。”(M. Dillon & L. Garland, Ancient Greece, Rouledge, London, 1994, 7.31.) (26)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2.31.1-2;3.16.1. (27)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2.13.6-7. (28)R. P. Duncan-Jones, 'Metic numbers in Periclean Athens' Chiron 10, 1980, P102. (29)Ps. Xenph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as, I.12. (30)G. Glotz, Ancient Greec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 1926, P180. (31)M. Grant, The Classical Greeks, Michael Grant Publications Ltd, 1989, P283. (32)Aristotle, Politics, 1326a. (33)Xenophon, Ways and Means, II. 1; II.7. (34)Isocrates, On the Peace, 6.21. (35)Joint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Teacher' s, The World of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27. (36)Isocrates, 8.21. (37)A.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78. (38)J. Pecirka, 'A Note on Aristotle' s Conception of Citizenship and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fourth century Athens', Eirene 6, 1967, P25. (39)D. Whitehead, 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77, P18. (4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1)A. Diller, 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s before Alexander, Greenwood Press, 1971,P120. (42)Ps. Xenoph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II.7-8. (43)《罗念生全集》第4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