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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讀何芳川先生的著作。何先生的著作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思想深刻，視野開闊，能夠給人以若干的思考與啟示。由於教學的需要，我近些年一直在從事東方外交史的教研，較多地關注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匯通問題。三年前我就聽說何先生出版了新作《中外文明的交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稱《交匯》），也曾託人幫助購買這本書，但一直沒有能夠買到。最近從業師梁志明先生處借到了這本書。這部著作是何先生積數十年經驗研究中西方文明的獨到心得，字裏行間表現出他淵博的學識與縝密的思考，蘊含著他對中外文明深思熟慮的理解與判斷。他探索中西文明交流的卓犖成就，無疑代表了目前國內這一研究的既有水準。 《交匯》是何芳川先生應邀在香港城市大學講學的講座專題，共十二章，內容包括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華夷秩序」的理念、原則與體制，鄭和遠航、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殖民活動，十九世紀中國和東方國家的民族運動、晚清時期的改革，十九世紀中日兩國古代文明命運的對比、華僑與中華文明，以及當前東西方文明的撞擊與交匯等等。這些顯然都是中國古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問題。從該書中可以窺出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懷有的摯熱感情，對近代以來東西方兩種文明衝突與融合的健全把握，試圖吸收東西兩種文明之長，推進跬步不前的中國文化建設。簡而言之，《交匯》站在時代的高度，在東西方兩種文明的交匯中尋找中國的出路，從對本民族文化的探討裏面產生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對文化的信心裏面扎實本民族的根基。我們看到，西方文明被引進中國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程。中外文明交匯的歷史就是一部複雜曲折的歷史。該書並不是一部中外文明交流的通史著作，而是以專題的形式在中外文明交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上舉出其大筋大節，目的在於把握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它在深度上具有一般著作不曾有的專深，這種對文明交流史的構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一項不可不做的工作。 在《交匯》裏，作者首先探討了古代絲綢之路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在書中我們看到，絲綢古道是中外文化交流與文明交匯的重要載體，這條絲道上不僅有中國的高僧法顯、玄奘等人的西去，把域外文明帶回中國，而且有域外文明的滾滾流入，經過幾代人的引進、翻譯、研究和消化，使其融入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生活的許多方面。作者並不限於強調中國文明對世界的影響，也給外來文明以足夠的重視，指出：「絲綢古道上的文明交匯，中華民族既是惠予者，也是受惠者。……絲綢之路也令中華民族受益良多。」（第12頁）這是作者透徹考察所得。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學功力，詳細考察了域外文明傳入中國的情況，包括衣、食、住、行、音樂、舞蹈、雜技、體育等許多方面，僅食的方面就有葡萄、梧桐（胡桐）、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蠶豆（胡豆）、黃瓜（胡瓜）、大蒜（胡蒜），還有石榴、菠菜、西瓜、蕃茄、胡椒、薑……等等。它們自淺而深、由小到大，融入並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在《交匯》中，作者始終是以求知者的渴求眼光看待域外文明傳入的，表現出相當的熱情，也表現出歷史學者的冷靜與自覺。中國社會並非西方學者所說的是一個充滿了惰性的封閉系統，而是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與發展機制，在吸收域外文明後顯現出相當的活力。「由於古代中華文明的博大包容的特徵，對外來精神層面的文化、文明，一般都能勇於汲取、善於消化。遂使中華文明能不斷充實和豐富自己。」（第17頁）中華民族之所以在數千年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吞吐、包容百家，接受並消化外來文明甚至與自己對立的西方文明的成果。《交匯》是對中外文明交流的全面考察，蘊涵著對人類文明的深思熟慮的思考，視其為一部優秀的史著並非虛飾。 「華夷秩序」研究是本書富有特色的內容。由於作者具有寬厚扎實的文史功底，故而在述學時古風習習，在研究上表現出大手筆。對於「華夷秩序」這個古老的歷史課題，中外學者有許多精湛的成果，何先生稱得上是國內較早對此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人，取得了不亞於國外學者的成就。早在1998年，先生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華夷秩序」論〉，確立了對這一問題的總的根本的看法。在《交匯》裏，先生對「華夷秩序」研究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從其緣起、歷史沿革，到理念、原則與體制方面的完整論述，從對「華夷秩序」概念、內涵的總體把握，到與周邊國家關係形態的具體展開，都表現出新意和探索的勇氣。例如在談到「華夷秩序」的理念與原則時，強調了農業文明對中華帝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影響，「農業文明對穩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徵，以及為了這種穩定，和平需求應運而生的儒學那些『君臣父子』、『忠孝節義』等理念框架，也自然延伸到帝國對外關係的基本理念與原則之中。……以維持彼此的穩定與和平。」（第65─66頁）作者從多方面分析這一古老國際關係原則的積極意義，強調以和平、友好與互利為主線的傳統的國際關係有利於各國穩定與發展，共同締造區域的輝煌。 長期以來，我國古史研究中有一種傾向，即習慣於一國一事地孤立研究，很少將多國問題有機地聯繫起來加以綜合研究，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外史研究相互隔絕的局限。在中外史結合上，《交匯》以「華夷秩序」為突破口研究東亞古老的國際關係，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作者審慎嚴謹的治學態度，廣闊的分析視野，給讀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榜樣。與此相聯繫，《交匯》還考察了「華夷秩序」中消極的一面，即「中華帝國在帶給其他國家和平的時候，同時也將自己擺在了與其他邦國不平等的基礎上，彼此的關係，是『治』與『奉』的關係，是『撫馭』與『事大』的關係，中華帝國及其統治者，始終居於華夷秩序中居高臨下，凌駕一切的地位。」（第82頁）說到底，華夷秩序是以中國為天下中心、以「華夷之辨」為理念的，把中國與世界簡單地劃分為「內夏」與「外夷」，其要害是只可「以夏變夷」，不可 「以夷變夏」，其影響是深遠的。作者對此有深入、平實之論。 該書立足於東方外交史的大背景，對鄭和遠航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關於鄭和遠航的主要動因、歷史影響等問題，國內並非沒有人作過研究，但以前的研究往往專注於一點而不計其餘，或沉溺於材料的佔有而失之於對材料的質疑，或偏重於對鄭和個人的褒貶而疏於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層考察。該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力排眾議，提出鄭和遠航的政治動因既不是單純的「蹤跡建文」（即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也不是單純為了「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是「來自封建專制的大明帝國的統治集團對『帝王居中，撫馭萬國』和『四夷慕聖德而率來』這樣一種國際政治格局的追求，來自中國封建皇權對其威權與德化，即所謂『皇威』與『皇德』兩個方面無限膨脹的一種強烈追求。這種追求，正是中華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向外擴展與流播的表現。」（第90頁）這真是通人之言，見道之論！它摒棄了治史單因單果的研究方法，從單方面研究轉向了多方面研究，採用畢其功於一役的定性分析，表現出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研究特徵。作者以複雜的目光看待過去發生的歷史，對於我們今天思考重大國際問題不無啟發意義。我們注意到，作者近年出版的幾部深有影響的著作《崛起的太平洋》、《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太平洋貿易網500年》（主編）等，都洋溢著銳意創新的努力。平心而論，何先生稱得上既在行政工作又在學術研究方面數得上的有建樹者。 從該書中可以看到，在考察東方外交的重大國際行動時，它並沒有局限於問題本身，而是著眼於外交與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聯繫。它不同意將鄭和遠航的動因歸結於經濟的觀點，認為鄭和遠航「並非我們通常所說的那種基於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社會需求，而是一種狹隘的，畸型的需求。這種需求在鄭和遠航的動因中，只能居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第92頁）這是極有見地的判斷。該書進而指出：「而這種經濟目的，更多的來自封建統治上層對少數奢侈品的追求和貪得無厭的財富積累欲。這種經濟需求，至多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需求的一個狹隘、片面、歪曲的表現。」（第93頁）作者從多方面探究鄭和遠航的複雜歷史因緣。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看到鄭和遠航之後，中國史無前例地走出國門，商道大開，促進西太平洋國際貿易網建立的情況。正因為如此，從內政到外交，從政治經濟到文明的交流與發展的分析，頗具合理性，並能引起讀者的思考，從整體上把握了鄭和遠航的時代特徵。該書站在歷史的高處，對這一劃時代的偉大歷史活動，對中國人和歐洲人分別建立的朝貢貿易體系和殖民體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外關係模式看得分外清楚，使學術探討更為理性成熟。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思想史》中說：「歷史家不應該哭，不應該笑，而應求得真解。」《交匯》是一部「求得真解」的著作，響亮地提出未來中外文明交匯、交融的若干大膽判斷，受到讀者的關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近代中日兩國古代文明的歷史命運，也是該書著力探討的課題。應該說，《交匯》對近代中日兩國歷史命運的分析是值得稱道的。它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嘗試著對中日兩個民族歷史結局比較分析，採用宏觀研究與個案具體剖析相結合的方法，突出中日兩種歷史結局發生的不同社會歷史條件，指出：「日本古代社會農民生存空間的相對寬疏，比起中國來，比較有利於商品貨幣經濟向廣大農村滲透，比較便於新的經濟因素，即可能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因素的幼芽的萌生。……而中國雖然比日本更早出現了頗稱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卻很難向廣大農村，向農業生產中滲透、擴散。」（第183頁）作者把握了中日兩國社會十分複雜且十分重要的問題──社會結構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遠比日本社會具有剛性特徵。中國有發達的地主經濟，有大一統的官僚政治，因此「決定了中國古代社會剝削的特別殘酷，決定了中國農民經濟生存與發展空間特別狹窄的性質。」（第183頁） 該書將中日兩國文明的歷史命運加以對比考察，其審度是相當謹慎而求實的。它看到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古印度文明的學習者，「在瞭解和判斷其他民族文明的價值方面的能力，遠遠超過中國。」（第189頁）日本民族通常是以一種朦朧自覺的姿態吸收域外文明的，把本民族特有的東西與外來優秀文明相結合，以促進社會歷史變遷。該書詳細考察了「蘭學」在日本傳播與發展情況，1744-1852年，日本出版的「蘭學」譯著達500餘部，譯者達117人之多，成員涉及醫生、幕臣、譯者和庶民等階層。近三個世紀以來，東西方文明在日本匯合、生根、結果，至今仍在進行著艱巨而複雜的攝取工作。該書肯定日本在吸收域外文明的歷史作用，同時也看到西學在中國遭到排斥與阻遏的情況，「恰恰在這一個世紀，中國嚴厲打擊羅馬天主教在華勢力，同時對西學也採取了全然閉鎖的態度。……當中國的知識份子還在致力八股、皓首窮經時，日本先進的知識界已經具有新的、基於近代科學的宇宙觀」（第189-190頁）。或者由於這個差距，日本較早地獲得了通向近代崛起的歷史機遇，而中國遲遲不能走上正軌。 中國的情況較日本複雜得多，濃重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對西學產生強烈的抗拒作用，西學在中國的傳播遠比日本艱難曲折。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然經濟的瓦解與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中國封建政權以清王朝為代表儘管到19世紀中葉已經十分腐敗，但這腐敗的龐然大物卻可以從全國廣大地區的閉塞和落後狀態中吸收取之不盡的力量，來遏制局部先進地區資本主義新因素的發展。對於反映這種新因素要求的呼聲，它完全可以依賴和動用全國廣大落後地區的壓倒優勢，將其窒息!」（第184頁）此時英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歷程，其他國家處於工業革命前夕。相比之下，中國清朝已經大大落伍了，「此等消極因素，愈到封建社會晚期，積澱愈甚，直至發生質變，上升為主流。」（第188頁）該書對上述問題的分析縝密細緻，落落大方，表現出作者生動活潑的探索精神。 東西方文明的衝突與融合是何先生近年思考最多的問題。2002年9月至2003年3月的半年裏，何先生忙中得閒沉下心來在香港城市大學系統地研究了中外文明與太平洋地區的歷史問題，確立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構想。他說：「在港半年，自問教學態度是敬業認真的。此外的時間，盡歸於我。每日裏聞雞起舞，在城大的南山晨煉，然後便是神清氣爽，終日泡進書堆。」（《後記》）正是在這樣優雅清新的環境裏，他得以從紛繁複雜的歷史材料中理出頭緒，寫下遠見深識、傾動人心的作品。此時先生已年逾六十，可謂雄心未老，壯志猶存，正是大展學術抱負的時候。從他留下的這部著作可知，他在鍥而不捨、銳意進取的追求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把自己多年研史所得恰到好處地表達出來。我相信讀者在閱讀這部著作之後，也會有登高心曠、臨流意遠之感。 在〈百川匯海不復回──文明的撞擊與交匯〉這篇立論正大的大文中，先生對以征服異文明為己任的西方近代文明進行了批評，指出：「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質，卻決定了它這個先進者，在擴張自己的文明時，選擇的是征服者、剝削者和壓迫者的角色。」（第219頁）自從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論以後，引起了不同文明間關係的緊張。「文明的衝突」的基本觀點是，文明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將超越意識形態和經濟的矛盾進而主導未來的全球政治。何先生不同意過份誇大不同文明間矛盾的觀點，質疑「21世紀，果真將會以『文明衝突世紀』的惡名載於人類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歷史，果真將會以一場『文明之戰』而告殘或告終麼？」（第210頁）對於亨廷頓的觀點，國內學者已有相當多的回應，這裏不擬申述。何先生所關注的是對不同文明融合與衝突的思考，一種文明怎樣才能移植到另一種文明上來，不僅是接觸還要融會貫通的問題。《交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尋找東西兩種不同文明的矛盾所在以及融合點，對外來文明足夠的重視。作者看到：「世界各個文明體系都在與中華文明的相遇與交匯中，彼此產生巨大的吸收力，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共同受益於這種相會與交流。」（第217頁）作者給我們描述的是整個文明交匯的輪廓，正因為我們有一個其官在思的「心」，所以才有跨國家、跨民族、跨文明的理性交流。我們從全書詳略輕重的安排中，可以看到他是想說明：「眾多文明體系的不斷交匯、交融，使得人類的文明史，從萬泉進湧，到涓涓細流，直到奔騰的歷史長河。而且，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直到百川匯海，彙聚到未來人類文明的大海大洋。」（第220頁）所有這些，都是非常新穎而大膽的，表現出作者探索的艱辛與可貴。 何先生生前宣導：「清除贗品，拒絕平庸」，並把它應用到治史實踐，形成自己別具一格的治史方法。《詩經》上說：「思念君子，溫和如玉」。何先生稱得上是一位溫和如玉的謙謙君子，道德文章惠及後人。仔細閱讀何芳川先生的遺作，我深感先生是一位才華橫溢，有思想、有良知、有成就的優秀學者。在當前中國迫切需要文化與學術建設的時候，我深感這樣學者的稀少與可貴。 陳奉林 1962年生，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東北亞史、東方外交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