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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上就要回家乡过年了，所以没有时间继续更新博客。现在把“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系列的第二十篇中自己已经写完，又觉得比较重要，可能会有网友感兴趣的这个部分先行贴出，请大家不吝赐教。） 在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民族组成时，有一个民族“阿里亚人/Arian”我没有介绍，原因是这个“阿里亚人”，其实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雅利安人/Aryan”的前身。或者说，“雅利安人”的原型就是这个“阿里亚人”。由于“雅利安人”在现代历史中扮演了太特殊的角色，所以需要把“阿里亚人”单独拿出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从“阿里亚人/Arian”到“雅利安人/Aryan”的演变过程。 “阿里亚人”得名于他们居住的地方“阿里亚/Aria”。关于这个地方，由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七66讲到“阿里亚人”的时候，把这个民族和巴克妥利亚人、帕提亚人、花拉子模人等等放在一起。这暗示我们“阿里亚/Aria”应该离这些民族的居住地不远。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写他的巨著《地理学》时也提到了“阿里亚”，不过他通常写做“Ariana”。据《地理学》十五卷第2章的介绍，这个“阿里亚/Ariana”的地域很广阔，北起奥克苏/阿姆河，南到印度洋，东起印度河，西边到波斯本土，都被斯特拉波称为“阿里亚/Ariana”。 后人根据埃拉托塞尼的描述绘制的世界地图，注意其中的“Aryana”，即“阿里亚”（点击可放大） 斯特拉波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前3世纪“亚历山大学派”的著名地理学者埃拉托塞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276－195 BC，据说是第一个测量地球周长的人）。所以有可能从前3世纪开始，“阿里亚”涵盖的地域就超出了希罗多德的理解，成了对中亚一大部分地域的总称。不过斯特拉波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因为2世纪的阿里安写《亚历山大远征记》时，在三卷25节说亚历山大从帕提亚向巴克妥利亚进军的路上，经过了“阿瑞亚/Areia”――这个“阿瑞亚/Areia”是“阿里亚/Aria”的另一种写法。在阿里安看来，这个“阿瑞亚/Areia”的范围并不大，他在使用这个词时依然跟从了希罗多德，而不是斯特拉波。 总之，“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或大或小总是指今天阿富汗西部、伊朗东部的高原地带。而在这里生活的“阿里亚人/Arian”，古代作家对他们始终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注意。 一切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巨变。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里，我回顾了“印欧人”问题。即18世纪晚期的西方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三种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古典语言――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很可能是源于同一种现在已经失传了的古老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这三种，其它很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始语言。于是语言学家们把这种假设中的古老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并把由它演变出来的各种语言统称为“印欧语系”。不光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假设有一个原始民族是说“原始印欧语”的，这个原始民族被称为“原始印欧人”。由此开启了西方各学科的学者们寻找“原始印欧人”的漫长旅程。 在“印欧人”问题出现后不久，1838年，第三卷第5项札记提到的英国学者劳林森，利用“贝希斯顿铭文”破译了古波斯文，这就让学者们比较古代语言时多了一种极重要的参考。而他们发现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古波斯文和梵文在宗教用语上相似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用古波斯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与用梵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印度经典《吠陀》，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不管语法，只凭对音关系互译。 正是在研究古波斯文和梵文的过程中，“阿里亚人/Arian”开始变成了“雅利安人/Aryan”。 首先，在很多古波斯文铭文中，学者们反复发现“Aryan”这个词。比如薛西斯王的一篇铭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波斯人，我父亲也是波斯人，我是一个Aryan，有着Aryan血统”。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既然古波斯文和梵文那么相似，让我们参考梵文文献。在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吠陀》中，学者们果然发现了Aryan的对应词：arya（也有写成ariya、ayya、ajja等形式的）。有人统计，在大约成书于1500 BC的《梨俱吠陀》中，这个arya出现了36次。总地来看，这个arya和以它为前缀派生出的其它词，大体都有“高贵”、“自由”、“主人”等等含义。 实际上，不光是《吠陀》，在其它印度传统经典，比如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个arya。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般达婆（Pandava）、罗摩（Rama）等等，都曾经被称为arya。一般来说，被称为arya的人都有着高贵的举止、智慧的心灵，都是统治阶层的精英。由arya派生出的词也有类似的褒义，比如arjava，就是“正直”的意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先祖就叫Aryaman[1]。Arya的这种“高贵”的含义在印度一直保留到了佛教时代。比如“苦、集、灭、道”这个佛教根本教义中的“四谛”，在梵文中就是catvāry āryasatyāni。而“正听、正见……”所谓“八正道”，在梵文中就是āryamārga。还有一些用这个arya来取名字的人。比如佛教唯识派（玄奘所属的宗派）的创始人、《摄大乘论》的作者无著（约生活在5世纪），其名字就是Aryasanga，或作Asanga。再比如佛教中观派（中国佛教的主体）的创始人龙树，其最著名的弟子提婆（约生活在3、4世纪），名字是Deva，如果写全就是Aryadeva。提婆的另一个译名“圣天”，其中的“圣”字译的就是arya。 所以，在印度/梵文的传统中，我们大致可以认定arya是“高贵”、“统治者”、“智慧”的意思。那么对应到古波斯文中，薛西斯王的那句话就可以被理解成“我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着高贵的血统”。 然而，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个“高贵”的意义，他们认为Aryan还有民族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一个民族自称为“高贵者”，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根据之一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的七62说：波斯人和美地亚人可以被统称为“阿里亚人/Arian”。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这个“Arian”，就是古波斯文铭文中的“Aryan”。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希罗多德是在两个意义上用“Arian”这个词的。在狭义上，“Arian”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的那些人；在广义上，“Arian”是指包括狭义的“阿里亚人/Arian”，以及波斯人、美地亚人等等在内的一个大的民族。既然学者们已经发现在古波斯文铭文中，薛西斯王所用的“Aryan”，正好对应希罗多德的广义的“Arian”（因为薛西斯王既不是生在那个“阿里亚”地方，又不是在那里长大），那么正好，这个广义的“Arian”就被“Aryan”取代了。“Arian”这个词以后只剩下了狭义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像希罗多德在七62那样在广义上使用它，就得用“Aryan”这种写法了。 又因为“Aryan”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的名称，所以我们不再按其原本的意思，称这个民族为“高贵者”，而是用音译，称之为“Aryan/雅利安人”。就好比Hebrew，原意是“从河对岸过来的人”，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时，我们按读音叫他们“希伯莱人”（犹太人的祖先）。 19世纪学者们认为“Aryan”有民族的意义，还有另一个根据，就是“伊朗”这个名称。“伊朗/Iran”，很多人都知道，本意就是“Aryan之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5年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伊朗/Iran”的这个国家，其名称并不是“伊朗/Iran”，而是自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波斯/Perisa”。只是由于那个历史上的“波斯”，其统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今天的“波斯”；很多被历史上的那个“波斯”所统治的民族，并不生活在这个今天的“波斯”之内。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最终在1935年，“伊朗/Iran”取代了“波斯/Persia”，成为新的国名。这个“伊朗/Iran”，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当时生活在今天伊朗国土上的人们称这里是“Aryan之地”，即Iran。可以肯定地说，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的人们自称为“Aryan/雅利安人”，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所以薛西斯王的那句话，现在通常的理解就是“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有着雅利安血统”。 那么，究竟是“高贵的血统”，还是“雅利安血统”？这两个理解究竟哪个正确？对此今天的学者们还有争论。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分歧是：Aryan是否只有文化、身份上“高贵”的含义，是否还有血统上、民族上的含义？ 可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称来说明这种含义上的细微区别。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时，曾经把全国的人分成4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4个阶层中的后3个都只有身份上的含义，没有民族上的含义。“色目人”是西亚、中亚各民族的统称，甚至连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也是算在这个阶层的。“汉人”是北方汉族、原来金国统治下的女真族，原来西夏统治下的党项族等等中国北方各民族的统称。“南人”仅仅是原来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色目人”不会仅仅因为被划在一个阶层就认为整个阶层的人就是同一个民族；“南人”也不会因为和“汉人”划在两个阶层就认为北方汉族就不是自己的同胞了。如果Aryan仅仅只有类似于“色目人”、“南人”这样的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用“雅利安人”这样的说法，最好还是理解成“高贵”――薛西斯王只是在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而已。 如果Aryan确实有民族上的意义，那么“雅利安人”的说法就能够站住脚了。 学者们今天依然在试图确定薛西斯王铭文中的这个“Aryan”，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民族的名称。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了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这个词已经有了民族上的含义了（有“伊朗/Iran”作为证据）。即使我们考虑了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多也只能说到了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Aryan”（不是原来那个狭义的“Arian”）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我们无法说在更早的时候，这个词除了“高贵者”之外还有血缘、民族的含义。最明确的证据还是在印度/梵文经典中。《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等在使用“arya”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它来形容具体的某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被称为“arya”，从来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民族或者继承了某种血统。现存的古代梵文文献中，对一群人、一个民族整体用arya来称呼的情况极为罕见。 不过，关于“Aryan”的这些争论都是后话了。19世纪的学者们不像今天的学者们考虑地这么细致，他们一旦在梵文经典中发现了arya的踪迹，就认为肯定有“Aryan/雅利安人”这个民族的存在。又因为这个词在古波斯文、梵文中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Aryan/雅利安人”，肯定就是波斯人和说梵语的印度人的共同祖先。 由于和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起来，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那么高的相似度，说明在“原始印欧语”的演变过程中，一定有一种语言从“原始印欧语”里分化出来之后，经过自己独立地发展、变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色，然后再分化为梵文和古波斯文。所以19世纪的学者们就把这个假设中的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称之为“雅利安语”，并在“印欧语系”中分出一个“雅利安语族”，用这个名称涵盖古波斯文、梵文等语言。而“Aryan/雅利安人”，当然就被认为是说“雅利安语”的。 在没有任何古代文献支持的情况下，19世纪的学者们假设出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大约2000 BC的民族――“雅利安人”。因为《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约成书于1500 BC，既然“雅利安人”生活在梵文和古波斯文分离之前，他们生活的年代必定比1500 BC还要早。 今天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说的语言是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是否叫“雅利安人”则很难说。（考虑到arya在梵文中的用法，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称不是“雅利安人”。）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在缺乏细致考证的情况下，开始在各种场合大量地使用这个名称，造成了很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吠陀》中，他们发现印度神话中的神灵（最著名的是因陀罗/Indra）经常和一些土著部落交战。这些土著部落，经常被称为达萨/Dasa，或者达休/Dasyu（比如《梨俱吠陀》二卷12首）。而神灵与达萨之间的战争，总是被描写成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比如《梨俱吠陀》五卷14首），而且土著部落总是被称为“皮肤黝黑的”（比如《梨俱吠陀》九卷73首）。所以他们认为这肯定意味着创作《吠陀》的是一个肤色较白的民族，被这个民族征服的肯定是一个肤色较黑的民族。于是印度早期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被构建了出来。即“雅利安人”是肤色较白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原来生活在印度的、肤色较黑的土著居民。这场可能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被记录在了《吠陀》中。由于印度南方的民族确实肤色较黑，于是西方学者用梵语中对南印度的称呼“Dravida”来特指这些民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和梵文不是一个语系）。中文里把这个民族译为“达罗毗荼人”，把他们的语言译为“德拉维达语”，今天的泰米尔人和他们的泰米尔语就是其后裔。（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联军的民族组成中，所谓“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从肤色上看，可能就是泰米尔人的祖先。）1921年在印度河上游的Harappa、Mohenjo-Daro（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所谓“印度河谷文明”，是一处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其年代约处于2500 BC－1500 BC之间，而且从遗迹被破坏的痕迹上看，这个文明似乎是被一场战争毁灭的，所以“印度河谷文明”被视为代表了达罗毗荼人在受到“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社会情况。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从外部进入印度的，那么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在哪里呢？1914年在今天俄国境内的Andronovo小村发现的所谓“Andronovo文化”给出了回答。这里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由于后来的发现证明“Andronovo文化”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乌拉尔山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地域上已经很接近印度河上游了。而且这个文化约存在于2300 BC－1000 BC之间。和“印度河谷文明”差不多同时。再加上《吠陀》中屡次提到因陀罗摧毁达萨土著们的城市，而这些“入侵者”又拥有马拉的战车，看上去非常像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和征服，所以“Andronovo文化”被视为“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遗迹。而其它游牧民族，比如我们在《历史》第一、四卷里见识过的“辛美利亚人”、“斯基泰/撒迦人”，就被认为是“Andronovo文化”在1000 BC之后的继承者。 在上面两个考古遗迹被发现之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主要是从语言学上获得支持的。除了《吠陀》里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评论《历史》第一卷时曾经回顾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那里我提到有一些游牧民族先后攻入两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比如古提人、赫梯人、米坦尼人等等[2]。由于这些民族的语言有一部分保留到了今天，而语言学家们在释读它们时，居然发现了“因陀罗/Indra”这样的《吠陀》神灵的名字。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和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肯定是有联系的。往小了说，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往大了说，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两河流域，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雅利安人入侵”的组成部分。即在2000 BC－1500 BC之间，一些“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另一些“雅利安人”分波次进入了两河流域。再后来，美地亚人和波斯人在900 BC和600 BC左右进入两河流域，则被看作“雅利安人入侵”的最后阶段。考虑到所有这些入侵的民族可能都是游牧民族，而且彼此的语言确实有共通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梵文和古波斯文的相似），这样的猜想并不算离谱。 以上就是今天仍然得到大多数学者们认同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除了“雅利安人”这个名称，如前所述有些靠不住之外，其它的细节基本上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此。由于梵文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印欧语，而这个“雅利安人”所说的“雅利安语”，依他们推断比梵文还古老，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想把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和“雅利安人”拉上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就是第一批说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所有印欧语系的源头，他们这个民族就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先祖。 现在的学者们已经比较注意不要轻易地把语言和民族划等号，说同一种语言的未必是同一个民族[3]，同一个语系的各民族也未必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但是19世纪的学者们尚没有这种谨慎。他们的很多失误就源于这种“想当然”。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把“雅利安人”这个概念一步步扩展开的。 首先，看到arya，学过希腊文的很快就能联想起一个词：arete――德行、善、优秀。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arete作为形容词时，其最高级就是aristo[4]――最优秀、最善、最有德行。这个aristo和arya很像吧？而且意思也很接近哦！于是他们认为古希腊人还记得arya，于是古希腊人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古罗马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