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议人如此说法，不知从何说起。既然评议人认为贾敬颜先生的观点可以参考，那么岑仲勉、张星烺二先生的意见为何不能参考？难道贾先生的观点就是绝对真理？评议人应该明白，在学术研究上任何所谓权威的观点都不能定为一尊，他们的观点只是后人研究问题借以思考的材料，必须经受理性的审视，不可奉为教条。每个人都会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后有所取舍，择善而从。此乃自然之理。评议人如此对待前辈学者的见解，说明对于学理未有深入思考，对学问之道似尚未得一间。 评议人谓我“全然不顾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进步与成果”，似指我没有注意到贾敬颜先生的成果。当然，学术研究上追求原始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竭泽而渔，在学理上是对的，但实际行动中往往很难做到。我不知道，除贾先生的大作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那些值得参考的成果？希望评议人示下。实际上，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文章，只是感到价值不大，没有列出。如果漏掉一篇或数篇文章，就要被指责为“全然不顾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进步与成果”，因而是“妄逞胸臆，殊不可取”，那么，恐怕学术界任何学者都不要或不敢再发表研究成果了。因为，无论国学研究者还是西学研究者，有谁敢断言在某一课题研究上已将全世界的研究成果一网打尽？有谁敢像评议人这样气冲斗牛，出此狂言？ 评议意见7： 评议人针对拙文对希腊语Ταυγάστ（突厥碑铭中Tabγač）与“大汉”的勘比批评说：“这一段对音全以通转敷衍，用他自己的话说，‘实在是太普遍也太简易了’！严谨的语音勘同工作应该有音韵学根据的支持，尤其是对前人已有比定且为学界接受的观点提出讨论，更要有充分的论证。据我看，‘大’字上古音（《切韵》以前音）*dāt，收音-t，‘汉’字为阳声韵（鼻音），很难与Tabghach勘同；而‘拓跋’二字古音*t‘āk buāt，要与Taugast/ Ta-bghach勘同则问题不大（收音-k除阻仅剩下送气动作）。”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先将我的论述抄录如下：“从语音上，希腊语Ταυγάστ尾部的“τ”，除非与其他韵母构成一个独立音节，一般不发音，因此Ταυγάστ的读音应为Ταυγάς，这也可由突厥碑铭中Tabγač得到印证。阿拉伯、波斯和西亚作家著作中的写法稍异：Tabgač、Tabghaj、Tamgama、Tamghaj、Tooghaj、Tamghj、Timghaj等，但读音基本无大异。这些名词的词根为Tauga，而s, č , j等为词根辅助音。希腊语中的“γ”对应于拉丁语族的“g”。“拓跋”的古代读音为T’ak bwat，中古读音为T’ak buat。比较Tau-ga、Tab-ga、Tab-γα、Tab-gha、Tam-ga、Tam-gha 等可知，Tau、Tab、Tam、Tan相对于“拓”、“大”都有通转的可能，但以“大”更为通便，但以bwat或buat对ga、γα、gha则不相应。在诸多亚洲语言，如突厥语、波斯语和印度西北俗语中，g / gh / h 之间的互转是通例，如突厥语Jabgu译为汉语作“叶护”；波斯语muγ汉文作“穆护”；印度西北俗语lahu转为laghu; ogha转为oha; samga转为samgha; goduma 转为ghoduma，都是显著的例证，因此han（或gan，“汉”之中古读音为gan）与ga，γα，gha之间的互转，仅在于韵尾的些微变化，而这种差别甚小的韵尾转变实在是太普遍也太简易了。” 原来，在评议者看来，这一大段考证音转的论述只不过是“敷衍”而已！评议人称“严谨的语音勘同工作应该有音韵学根据的支持”，我的讨论难道在音韵学上没有道理？g / gh / h 之间的互转已有大量例证，而“a”、“an”互转是音韵学上的通例，属于基本常识，这点知识在我这样的音韵学上的门外汉也知道，还需要举例论证吗？ 实际上，章巽、芮传明二位先生在Taugast与“大汗”或“大汉”的音转上都有过论说，我读到他们的见解后，感觉我原来的想法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其他学者的观点我也了解。如要对他们的观点一一展开讨论，岂不如评议人所说“颇多闲言赘语、拉杂废话”？很显然，评议人对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并不熟悉。评议人在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上就希望作者多做讨论，在自己所熟悉的部分又认为作者没有必要展开，全不顾作者也有自己的知识结构。以自己的好恶随意要求作者，实在有失厚道。 我对自己在音韵学方面的知识不足深以为憾。评议人认为，“‘大’字上古音（《切韵》以前音）*dāt，收音-t，‘汉’字为阳声韵（鼻音），很难与Tabghach勘同；而‘拓跋’二字古音*t‘āk buāt，要与Taugast/ Ta-bghach勘同则问题不大（收音-k除阻仅剩下送气动作）。”这也只是从音韵角度进行勘比，但此论实在并不高明。首先，希腊语Ταυγάστ之第一个音节Ταυ，相当于拉丁语的Tau，转为Tāt或dāt并无大碍；其次，希腊语Ταυγάστ断不可转为Τα-υγάστ，而评议人将Tabghach断为Ta-bghach，意味着将希腊语Ταυγάστ断为Τα-υγάστ。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Tabghach在突厥碑铭上写作Tabγač，这里的Tab是一部分，由于b发弱音或不发音，Tab转为Ta，正好对应“大”。我在论证中，已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Ταυγάστ中的γάς即γač（γa）可以转为γαn，gan或ghan即“汉”。评议人将Tabghach（即Tabγač）断为Ta-bghach，硬将b移到后一个音节，以组成b（gh）ach，达成“跋”的发音，可谓苦心孤诣。无奈后来的“桃花石”、“絛贯主”（见于宋代史料，具体研究见黄时鉴：《“絛贯主“考》，《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38页）等都证明，后一个音节的“花”或“贯”的声母是gh或h，而非b。评议人既然熟悉突厥史，为何不注意突厥碑铭上的一个名称：Jabgu译为汉语作“叶护”，可见b也是不发音的。评议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囿于己见，固执自负，胶柱鼓瑟，削足适履，是典型的任性妄断。 评议人针对我提出的外族称中原为大汉有关的名称，说：“（第7页）第2段以下举‘大汉’、‘汉家’、‘汉’、‘汉人’、‘汉儿’之类名称作为例证，可见作者不懂中国历史，全无历史感！贾敬颜在上引《‘汉人’考》中论证：‘汉人之称来源于汉朝，但汉朝的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被称为秦人’；东汉时的‘汉人’、‘汉民’，均谓汉朝之人；‘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北）魏末’，而当时与‘汉’这个语素有关的词语，总是贬义的居多（137-140、151等页）。” 拙文中我已经列举诸多例证说明，自汉代以降北方和西域各族多以“大汉”之名称呼中原王朝。评议人对此不屑一顾，未作任何评说，却说我“不懂中国历史，全无历史感”，以反证其健全的“历史感”。但从其引述看，评议人的“历史感”似乎主要来自贾敬颜的《‘汉人’考》。贾先生的学问我不了解，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处处以他的结论为立论依据，恐怕不行。百代英雄唯贾公，天下豪杰不足道，岂不可悲？评议人之所以动辄搬出贾先生的研究为依据，我（主观地）认为，大概与评议人读书兴趣不广有关。如果真是如此，这里权且推荐一个人的研究，不妨一读，扩大一下视野。芮传明：《Tabγač语源新考》（见《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52-267页；同作者《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3-147页。） 评议人接受贾先生的见解，以为“‘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北）魏末’，而当时与‘汉’这个语素有关的词语，总是贬义的居多。”以我所知道的史料，所谓“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北）魏末”的见解并不确切，拙文已提供足够的例证证实，“大汉”之名自前汉时代已开始传布于北方民族如匈奴人中（芮传明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史料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如评议人所说，“当时与‘汉’这个语素有关的词语，总是贬义的居多”，也并不能证明与“大汉”、“汉”有关的名称不见称于北方和西域各族。朱彧《萍州可谈》卷一：“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相类似的事例是，19世纪中叶以后，China 在欧美世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贬义，近代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更始完全的贬义，但这个名称难道与此前流行于希腊罗马世界的具有褒义的Sin, Cina , Cini, Chin, Sinae, China诸名称无关？评议人如此胶柱鼓瑟，可见其思维之偏狭。 评议意见8。 拙文认为Tabghāj一称在西传过程中意义逐渐发生变化。评议人对此评曰：“Tabghach/Tabghāj源自‘拓跋’，转指中国，这一概念至宋代仍为中亚的黑汗王朝所接受和使用，这已经为前辈学者反复论证。本文作者故弄玄虚，反而自相矛盾。所谓新的词义，全属任情发挥，强词夺理，毫无根据。” 答辩：评议人的评论意见问题很多。第一，如前所述，Tabghach/Tabghāj源自“拓跋”之说不是定论，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评议人接受它是可以的，但不能置他人的论证于不顾，定于一尊。因为所谓权威学者说它起源于‘拓跋’，所以它就必定是‘拓跋’。这种宗教徒常有的思维方式，在现代世界中大概只有在那些没有接受完整学术训练的人那里才会见到。我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论证，这是正常的学问之道。怎能说是“故弄玄虚”、“强词夺理”？而“自相矛盾”又在何处？ 第二，我认为Tabghach/Tabghāj起源于“大汉”，并没有否认它在初期是指中国，这个结论是任何通读拙文的人都很容易明白的。“这一概念至宋代仍为中亚的黑汗王朝所接受和使用”，也是我所赞同的。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就是拙文提到的一个事实：“（中亚）突厥民族在以“桃花石”称呼中原王朝的同时，也将“桃花石”称谓用到自身之上”，如黑汗王朝就是如此。这种现象怎样解释？有的学者认为黑汗王朝认为自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自称Tabghāj，云云。用现代人的政治观念来解说历史，在政治统治一切、政治结论至高无上的学术环境中，是无人敢于提出异议的；即使有，也不敢公开表达。现在还需要坚持这样“反复论证”、陈陈相因的旧说而视之为当然吗？我提出个人的推理性意见：“这个称谓在使用过程中意义逐渐发生演变”，难道不符合逻辑？虽然我不能像评议人那样，自认为个人结论为必是，但思路无疑是健全的。评议人既然自命不凡，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却为何视而不见？难道17世纪克里米亚诸汗自称Tawγāč（Tawγāj）的大皇帝时，意思也是指“中国”皇帝吗？天下有是理乎？ 第三，评议人谓我“故弄玄虚，反而自相矛盾。所谓新的词义，全属任情发挥，强词夺理，毫无根据。”这样的用词在评语书中已多次出现，可见在评议人那里，以此类词汇评议他人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过，我个人认为——其他学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随便将这样的评语用在同行身上，太不正常。如此看轻他人，动辄斥为“故弄玄虚”、“强词夺理”，似乎不是一个心智健康者所具有的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