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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去历史哲学不计，上个世纪西方史学的最大成就恐怕要算是社会史研究的巨大进步了。自史学女神克丽奥降生以来，客观历史舞台上和观念形态的史学著作中，领大轴、唱主角的都是男性中的英雄豪杰，即使是负面人物，也是些尼禄、桀纣之类的暴君枭雄。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彼特拉克、布鲁尼、蒙森、尼布尔，再到黑格尔、尼采、罗素、汤因比……男性英雄史观及其变种精英史观一直是史家和历史哲学家们进行写作时的有意、无意的指南。而构成人类社会基本成分的草根阶级(包括妇女)却构成史学领域的弱势群体，史学权益遭到长期剥夺，处于史学的边缘地带或干脆不入流状态。说以往的历史(认识意义上的历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史，不能说没有道理。即使是法国年鉴学派极为推崇的近代文化史的先驱伏尔泰，也没有挣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只不过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把王公贵族的主角置换成了文化精英罢了。这种严重的“历史失忆症”是同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世袭不平等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当时史学研究队伍的构成也能鲜明地反映出这种男性霸权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史家，除了拜占庭公主康尼娜(写过一本回忆录体的史著)外，可以说是清一色的男性。由于历史写作要求作者长时间脱离体力劳动，不必为衣食奔走，同时也要求一定的文化教育积累，所以在史学专业化以前，它只能属于男性中“有闲”的世俗贵族和僧侣贵族，其内容自然也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个社会集团的历史活动。 随着西方封建社会以渐进的改革形式或突进的革命形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各国政府也逐渐把培养人才、促进国民教育纳入自己的日常工作范围，设立主管教育部门，兴办公立和私立学校。普及教育、科教兴国成为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的一项重要国策。普鲁士国王在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以后，接受教育部长洪堡建议，提出“以智力来弥补物力的损失”的宣言，可以视为当时西欧尊师重教风气的一个突出例证。各国平民子弟因而获得了接受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向国民灌输民族国家意识和人文基础知识的需要，普通教育设置了历史课，社会因此需求大量的历史教师，于是大学“安装”了成批“制造”史学专门人才的“生产线”――历史系，历史学科知识也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形成专业所需的成套认识论、方法论体系，积累起从论文、专著到教材、资料集之类的成套读物，以及专业教学培训的模式。史家队伍的构成、研究旨趣因此出现虽缓慢却意义深远的变化。平民出身的历史工作者被成批“生产”出来，其中一些优秀者留在或聘到大学校园内从事专门教学和研究。这样一来，平民出身的专业史家开始排挤贵族业余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兰克之所以在西方被誉为“历史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是为18世纪以来的这种史学专业化的进程写下最后一个句号的人。当然，这一过程中的诸多因果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联系，而是双向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以上的缕述只是为了勾勒史学重心在近代开始下移的简单过程。正是这种史学史的创造者逐渐向社会下层转移的趋势，才最终动摇了统治史坛两千年的英雄史观和男性霸权。 平民历史家对史学领域的弱势群体具有天然的阶级感情，当他们掌握了过去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掌握的史学知识之后，就在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对以往的史学理念展开有力的挑战。英国史家卡莱尔无疑是这一趋向的先驱。苏格兰贫苦农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一度卑微的社会地位，使他在披阅历史著作中发现传统史学对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漠视，于是在他的首篇史学论文《论历史》(1830年)中，率先道出了一个先悟者的强烈不满:“在第一个统帅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并取得康奈和特拉门湖战役胜利的人，与那第一个为自己铸造了一把铁铲的无名穷人之间，哪一个该是更伟大的创举呢?哪一个在人类史上更重要呢? ” 如果说这段力透纸背的话语还带有英雄史观的痕迹的话(因为发明铁铲的穷人也是穷人的精英)，那么论文中的另一段价值陈述就简直是人民史观的宣言了:“自古以来，经常有人指出，史家每每过于偏爱论述元老院、战场，甚至国王厅室而忘记了远离这些场所之外的思想与行动的滚滚洪流奔腾不止。就在那成百上千个流域里面，一个蓬蓬勃勃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盛衰荣枯，与某次战役的胜负全然无干。” 卡莱尔的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值得玩味:其一、伟大的英雄和辉煌的业绩是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主要部分。在以往历史家钟爱的英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沸腾的劳动人民的世界，缺少这一部分人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其二、在历史作用的价值评判中，促进生产发展的无名氏比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豪杰更重要、更伟大，因为前者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历史作用更为巨大。然而独占史学舞台两千多年的英雄史观并不会轻易出让自己的位置。由于卡莱尔所处的时代仍然是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是英雄和领袖层出不穷的时代，人民群众在历史变局中的巨大作用往往被其领袖的光芒所遮盖，因此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英雄史观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连卡莱尔也逐渐被主流思想所驯化，拜倒在他曾严厉批判的英雄史观脚下。 与此相适应，男性霸权的地位尽管自18世纪始就有人提出过挑战，如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孔多塞曾提出男女权利平等的看法，英国女作家沃斯通克拉芙特则发表了英语世界第一份男女平等主义的宣言《女权辩》。但他(她)们的声音与卡莱尔的一样微弱，远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既然西方妇女在社会中还没有出头之日，妇女的史学地位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了。 需要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一种与传统史观对立的崭新历史观出现在西方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个新的理论很自然地将历史发展的主要动能赋予历史上的一切社会生产者，英雄与群众的依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领袖之类杰出人物只是站在时代前列、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人，即使没有这些英雄，历史也会选择别人来充当这些角色。所以英雄乃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实质上是阶级或人民的一分子，而最终决定历史结局的力量则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现存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便是代表着新生产方式的无产者。这种新的历史观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等国家的胜利，逐渐在这些国家成为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传统英雄史观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退却的过程。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场合，钟摆甚至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英雄或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被彻底否定，完全成为人民群众的牵线木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专业史学中，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认识并没有在史学实践中得到充分贯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一般只限于理论概括的层面，具体的描述则着眼于历史转折关头所发生的或是暴力、或是和平的群体运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读物中的那些最活跃的人物仍然是英雄豪杰及其对立一方的代表人物，草根阶级看上去仍然像是“消极的舞台台柱”，被浓缩在十来个毫无生气的、生硬简单的群体概念之中，如“平民”、“贫民”、“奴隶”、“农奴”、“农民”、“工人”“群众”之类，缺乏生动鲜活的形象，始终没能达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具有的那种细致描述和深刻分析的程度。这可能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有段相当长的时间，英雄崇拜和革命的激情尚未消退，因此光亮自然会投射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先驱或各种完人一般的社会精英身上。 至于妇女的权益，无疑在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得到了广泛的落实，但在史学领域还只是提出原则，没有人明确提出妇女史的研究方向，史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局上，尚无暇顾及除了阶级差别之外的性别问题。 真正使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史学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当时，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新史学研究方向，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的勃兴，以及民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高扬，逐渐演变成欧美史学实践活动的主导力量。新史学的一个主攻方向便是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一趋向的理论基础是取代英雄史观和男性霸权的总体史观。在新史学的提倡者看来，史学是人类过去的事实，是对人类一切事实以及与人类的事实发生关系的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只有包括人类事实总和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忽略那些处在社会结构底层和史学边陲地带的人数最多的社会成员、包括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的历史显然是荒谬的。而60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条件，以及历史工作者成分的改变(大批女史家进入史学领域)，都为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客观基础。因此社会各个环节、各个细部的历史便开始进入史学研究的中心地带，起初还仅限于局部，后来则是大面积的取代，跨学科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选题成为史学研究的主题，过去被忽视或遗忘的角落被一一发现，妇女史、性史、城市史、乡村史、人口史、新劳工史、种族史、心态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消闲史、生态史等等，构成了70年代以来西方专业史学的“亮丽风景线”。成文史舞台上的“演员”人数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充，三教九流、苍头百姓、贩夫走卒、妇女半边天……举凡一切社会成员都拥有了相对平等的史学权利。西方史家的触角还进一步从世间万象的表面世界深入到大脑皮层的精神世界，昔日横行历史舞台的英雄霸权、男性霸权、白人霸权从此风光不再，社会性别(gender)、社会阶级(class)、种族(race)、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形象(image)、表象(representation)等术语成为常用的理论概括，连女性的称谓和族籍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总之，用现代方法和理念撰写全面的人的历史，是年鉴学派史学带给20世纪西方史学的最丰厚的赠礼。 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的初衷，在20世纪末应当说取得了部分成功，这就是史学研究领域被极大地拓宽，包括妇女在内的原来史学领域的弱势群体变为强势群体。但也有一部分未能如愿，即建立系统的总体史的设想却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历史研究的碎化或多元化已经到了每个研究方向都演化为或可能演化为互不搭界的独立分支学科的地步。这种趋向是好是坏，西方史学界目前仍在评说，也有待我们自身的参与，这里姑且不论。就已经成为显学的妇女史研究而言，则是新史学中最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不仅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而且成为史家队伍中的女性成员的一个集合地。比如写出具有开拓性的妇女史专著的美国史家波梅罗伊，写出里程碑式的性史著作的坦纳希尔，提出社会性别应作为历史研究重要范畴、把女性作为历史主体加以研究的斯格特等人，都是女性史家。她们对妇女史问题具有更大的兴趣和责任感，对女性心理、生理活动有直接感受，因此在妇女史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这是妇女整体独立意识增强的体现，从大局方面评判，则是男性霸权在史学领域受到倾覆的象征。 我国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意跟踪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向，并试图借用国外研究方法对国内妇女史选题予以自己的解答。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1988年)、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1988年)、高世瑜的《唐代妇女》(1988年)闵家胤主编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1995年)、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1996年)、杜芳琴等著《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论文集》(1996年)、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1996年)、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1999年)等著作、编作是近年来我国妇女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在国内各种史学期刊上，每年也能见到不少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妇女史研究作为我国新时期史学成果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具有一定规模，显示出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但如果把目光转向外国妇女史研究，情况则令人焦虑。迄今的成果只有闵冬潮的《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1991年)、旅美学者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1995年)、李平所写导论性质的《世界妇女史》(1993年)，以及李雪季主编的《世界女性历程图说》(1999年)。在这种情况下，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一书的面市便凸显出它的价值:这是我国学者的第一部深入具体研究外国妇女史的学术著作，并且恰好是在新世纪初始之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此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我国学者对外国妇女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步入广泛依据国外文字史料进行研究的层面。 判断一部史著的质量高低，史料构成情况是个基本参数。我国的世界史论著，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一般而言都有一个显著弱点，就是依据现代国外研究成果者据多，即三手史料为多，一、二手史料太少。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国世界史的一手史料(主要是档案史料)存量极少，而且分布又很不平衡，所以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得不扮演二传手的角色，在国外史家的成果上作文章。正因为如此，具有史料优势的我国中国史研究者一般对我国世界史的著述颇不以为然。实际上，世界史的史料状况需要具体学科具体分析。如果说这是对遗留下来大量档案材料的世界中古、近现代史而言，情况的确如此，因为这些学科的一手史料绝大多数都储存在国外。对古代近东史而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迄今仅在古代西亚就发现了40万块泥板文书，我国目前只有几本简略的英文和俄文史料集。但对古希腊罗马史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国学者拥有的典籍史料同西方学者其实并没有量的差别，而典籍史料是古典世界史的主要史料， 这在中外是一致的，我们缺乏的只是铭文史料和解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本功。但现在这两个障碍也已被大大地削弱。我国古典学研究者中已有一些人较好地掌握了这两种令西方人同样生畏的死语言，我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已购进了全套古希腊罗马典籍，这些典籍的中译本也已成系列，为大学历史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读物。因此，我国古典学所拥有的史料资源同西方的差别远不如近现代史领域那么大，甚至可以说本来就不大，只是有条件利用这些资源的我国研究者为数不多罢了。 我们欣喜地看到，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在史料构成上有了很大进步，出自古希腊罗马诗人、历史家、戏剧家、哲学家、修辞家作品的典籍史料约占全书史料的6成，剩下约4成材料才来自现代美英史家和我国史家的专著。尽管古典史料在书中的分布还不算均匀，有些章节，如第五、六章几乎完全或大部依赖现代人的著作，但现有不同史料的比例已使这本书具有了颇为地道的学术专著特征。当然，裔昭印不是率先立足于古典史料基础上的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的不少论文和专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裔昭印的著作毕竟是我国第一部建筑在古代典籍基础上并由女性史家独立撰写的古希腊妇女史专著，仅就这个意义而言，本书的问世也是件十分可喜的事情。 (责任编辑:陈德正) 比较规范的史学专著通常应有关于个人选题的文献综述，简要说明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现状，自己打算从什么地方入手，解决哪些尚有争议或尚属空白的问题。《古希腊的妇女》一书严格遵循这一学术惯例。作者在序言中诚实地评述了已有的成果，交待了个人思路的某些来源，并不讳言自己参考借鉴了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整个著作注释规范，书后附有全书参考过的中西文著述一览表，“后记”还坦诚地说明全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进一步扩展和修改。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职业态度。 作者在综述中指出，以往西方学者对古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的解释具有简单化的缺点，或者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持悲观看法，认为妇女深受社会歧视；或者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持乐观看法，认为受到足够的尊敬；或者持中立看法，认为既有歧视又有尊重。这种简单化、一般化的解释给作者的选题和立意留下了空间。作者的基本认识是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城邦、不同领域中的妇女地位有着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各邦不同文化传统的反映。在希腊文化史上，始终存在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的两种思想传统。《古希腊的妇女》一书正是沿着这一基本认识展开讨论的。 作者先从大处着眼，也就是从纵的方面扫视了古希腊人妇女观的衍变过程，起点放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9世纪）。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之前的爱琴文明时代不仅残留的泥板文书过少，而且在零星史料基础上拼凑出来的该文明的特征与其后来的希腊文明相去甚远，似乎存在着文化的断裂，如同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关系一样。所以在追溯西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源头的时候，人们总是追到荷马史诗那里。至于终点，则放在古典时代晚期，整个考察的编年范围在700年左右。作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梳理出一条演变的线索，这就是作者在第一章结论中所说的：古希腊人的妇女观萌芽于荷马时代，发展于古风时代，成熟于古典时代。无论是尊重妇女还是歧视妇女的观念均起源于荷马时代，同当时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然后条件变了，妇女地位也在变，从早期具有较大活动自由到晚期的男人附庸。作者特别指出她所考察的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其实是男性的妇女观，或者说是男性的话语。男性的妇女认识通过著述和舆论被妇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作者强调“女人”实际是文化的产物。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无论是对雅典和斯巴达妇女地位的个案分析还是某个生活层面的妇女活动的探究，都在一直力求说明妇女的地位是古希腊社会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使作者在封面副标题中所申明的“文化视域中的研究”的宗旨得到了体现。显然，这里的“文化视域”，是取广义的文化概念，其实就是传统表述中的“社会存在”，亦即“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宗教、语言、社会制度、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多种因素的综合”。 妇女地位在因时因地因势而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的妇女意识和地位。笔者对这种置换术语的形式主义做法不以为然。对于这样一部严肃朴实的著作，没有必要跟随摆弄术语的新风，关键在于是否有实在的内容。《古希腊的妇女》应该说已有货真价实的内容，而且整本书的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朴实无华，不一定非得粘上几个时髦的术语。况且“文化视域”易让熟悉小文化概念的读者摸不着头脑，笔者也是认真琢磨了一气之后才弄懂这一泛文化用意的。当然，这种做法无伤大雅，《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在分析社会存在条件与妇女地位的关系方面是十分成功的。 比如，众所周知，雅典公民妇女被民主制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因为在以夫权和男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这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者却以不怪为怪，把这一现象放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发现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雅典妇女恰恰在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社会地位比先前更为低下。她对此归纳出7点原因：1、雅典公民妇女经济上无权决定了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低下。这是一个普遍原因，所以人们常讲妇女只有经济上的解放才有其他方面的解放。但作者认为雅典公民妇女无经济权的程度更深，不仅无土地所有权、财产继承权，而且连个人嫁妆（现金形式）也无权支配。2、奴隶制和娼妓制的广泛存在。奴隶制使雅典公民妇女鄙视劳动，加大了妇女脱离生产、幽居在家的深度。而年轻漂亮的女奴和发达的卖淫业则引起雅典公民妻子与丈夫关系的冷淡。3、民主制的建立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前，也就是在贵族寡头制下，男性公民同妇女的政治地位相近。建立民主政体之后，男性公民的政治地位上升，二者在政治上便拉开了距离。同时，为了缓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限制贵族势力，防止贵族借婚礼、葬礼显富，雅典严格限制陪嫁物品，使妇女出嫁后没有物质权益。结果对男性越民主，对女性就越不民主。4、雅典夫妻年龄的悬殊使女方处于不利地位。大男少女的婚姻习俗使双方缺乏共同语言，且丈夫对妻子的性忠诚十分担心，导致丈夫严格监督妻子，深化了对妇女的隔离。5、男女教育水平的差距。雅典社会舆论反对对妇女提供超出管理家务知识之外的教育，所以妇女往往同无知联系在一起，只好在各种事务上依赖丈夫。6、社会隔离使女性远离男性的世界。雅典妇女不仅被排除于经济、政治活动之外，而且被排斥出学术、体育、社交等公共活动之外，其活动空间仅限于家庭领域。7、同性恋的盛行。同性恋的环境使雅典妇女在男性眼中进一步贬值，对夫妻性关系更加冷淡，加重了妇女的困难处境。 这种娴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处理方法，是该书最为成功的地方之一。在作者笔下，无论是横向比较的雅典妇女和斯巴达妇女，还是纵向比较的不同时代的妇女，均有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有力衬托，都有一种比较合理的因果关系的连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古希腊妇女群像因此不仅生动具体，而且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也得到了适当的揭示。 从作者的层层分析中可以看出，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妇女是男性社会的附庸，那仅是就一般而言，并不包括例外。比如，古埃及的妇女地位就在世界文明史上算是比较特殊的现象。一定时期或一定场合的古希腊的妇女地位，如希腊化时代的女权和斯巴达的女权便是一种另类。斯巴达妇女不仅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财产权，拥有全国近一半的地产，而且还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权以及相当大的户外活动权，同男子一样参与体育锻练、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宗教仪式，甚至在政治上也具有很大影响力。至于希腊化时代的妇女，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很难说同男性有多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在政治层面，女性可以成为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与男性国王共治或独享最高权力。由此可见，史学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其法则、定律之类高度的概括只是在概率或统计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如果变为普适、绝对的东西，就要冒变为谬误的危险。 一本严肃认真的史著背后，总是隐含着作者坐冷板凳的功夫。从《古希腊的妇女》一书的后记中能看出，作者从选题、收集史料到完成20来万字的书稿大概用了6、7年的时间，这种慢功出细活的做法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非常令人敬佩，也特别值得提倡。它再次体现了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目前存在的良好学风。近年来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陆续问世了一些颇为扎实的著作，如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1995年）、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1996年）、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1998年）、杨共乐的《罗马社会经济研究》（1998年）、刘文鹏的《古埃及史》（2000年）等，显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不声不响中稳步前进的可喜局面。《古希腊的妇女》的出版为这个学科的进步做出了新的贡献。笔者向裔昭印博士祝贺，同时也想就个别问题谈些不同想法，以利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或许因为笔者是男性，所以对女权主义者大力强调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生理上与男子差别不大的看法不敢苟同。作者在第一章开头便引用法国学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的类似提法，以说明书中的基本观点――女人完全是文化的产物。笔者以为，女人是文化的产物，但并不完全是文化的产物。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就像当今中国男足和女足的差别（速度、力量、耐力、爆发力、技巧等差别）一样，一眼就能区别开来。由于女性同男性相对而言是某些生理功能上的弱者，所以在史前时代便自然地产生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如母亲哺育子女，留守营地，父亲出外狩猎以及负责对氏族部落的守护。这种简单的由生理差别而来的社会差别，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目前所有社会工作男女均可胜任，但胜任的质量仍然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比如强体力劳动（冶金行业、建筑行业），需要较高身体条件的工作（战机驾驶员和宇航员），高危险性、特别需要敏捷和力量的职业（军队），就更适于男性。所以阴柔和阳刚的男女性征并非属于后天形成的文化，如同女性语言和形象思维能力一般较强和男性抽象思维能力一般较强一样，都是男女的天性使然。这也是为什么从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到最好的厨子和服装设计师大多是男性的缘故，也是重点高中的理科班女生少于男生的原因。所以我们应当区分什么是先天造成的社会差别和后天文化造成的社会差别。不能把现存的男女差别与基因、染色体、荷尔蒙完全隔绝开来。当然，男女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别是个很大的论题，非三言两语可罄，这里只是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而已。 《古希腊的妇女》在个别史料的解读和运用上也还存在改进的余地。比如作者同意弗拉塞列雷的结论，即“古典时期的丈夫和妻子几乎没有亲密的关系和理性的交流，甚至没有真正的爱。”随后提出个人的观点：“雅典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爱情”，“性生活也不和谐”，夫妻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只是丈夫的生育工具和家庭的管理和守护者”等等， 并列举出一些史料作为论据。在笔者看来，下这种覆盖面很大的断言（整个雅典的丈夫和妻子）要有足够的样本，仅靠个别古典作家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在此类需广泛概括的场合，我们还是多用一些不确定的表述（如多半有可能、大体说来之类）更保险一点。因为很难想像，3、4万雅典公民会时常生活在没有爱情、夫妻关系紧张的家庭当中。对于散居在中远郊农村里的广大第三、四等级的小农，尤其是第四等级的少地无地小农，丈夫的性冷淡因素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生存问题尚且没有完全解决，哪里有纳妾嫖妓、玩弄女奴的条件？他们同一切夫权、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子一样，虽然拥有支配妻子的权力（但在希腊夫权是相对有限的，如不能卖妻子儿女），但平时他的妻子仍然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最亲爱的伴侣。苏格拉底怕老婆的故事说明妇女在古典时代的家庭中也不都是受气的对象。在笔者看来，古典作家作品中部分关于夫妻关系紧张的描述即使不是文学的虚构，也主要是贵族精英们生活的典型写照。即使是贵族精英，夫妻感情笃厚的例子也不乏见。以作者所举伯利克里与名妓阿斯帕西亚的关系为例，恰与作者本来要说明的问题相反。伯利克里因与前妻婚姻关系不睦，遂协议离婚（并非如作者说是“遗弃了自己原先的妻子”），而与他衷情的阿斯帕西亚结为夫妇，且婚后相敬如宾。 关于雅典人家庭一般存在爱情生活这一点，只要举出梭伦改革婚俗的例子就足够了。梭伦厌恶买卖婚姻，在改革中特别提出“男女结合应该只是为了爱情的欢乐和生儿育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希腊人的传统，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援引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话作为旁证。狄奥尼修斯的母亲在他成为僭主后要求准许她嫁给她的情人，其子的回答却是：“虽然他因成为僭主而破坏了法律，但他不能因准许年龄不合的人结婚而破坏自然法。所以，我们的城邦是不允许这种非正常的事情发生的，也不允许年龄不相称的和没有爱情的婚姻。” 这里的“城邦”在原文中是复数，意味对无爱情婚姻的否定乃是希腊城邦普遍的原则。当然，以上纰漏无伤大雅，还是前面的话，《古希腊的妇女》是我国史学工作史所写的一本难得的外国妇女史佳作。 （作者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