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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代称其为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七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十八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给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他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并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 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巴列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成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