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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受益，本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吴天墀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其言传亦然，不论何人，有缘即有所悟。 先生后来得名，似乎多靠那本《西夏史稿》。其实先生的学术视野一向广阔，西夏史仅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业余写作”，不过小试牛刀而已。盖先生虽从少年时就关注西藏，又曾身往西康，西夏史却非其所素习，真正用心用力的时间，也就几年而已。正如其高足刘复生兄所说，“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 以我外行的陋见，吴先生最关注的，是在釐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然因其在抗战时一度从政，后来便成了“历史反革命”，故一直坎坷，难以出其所学。复因家世贫寒，不能不从小加倍用工，致眼睛深度近视，视力越来越差。晚年虽境遇稍好，看书则较他人远更费力。史学不比其他，论述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目疾导致的困难，也使先生的著述，未能达其素志。 吴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他常对学生说：“如果研究宋代历史，而对其前的汉唐，以及其后的元明全无了解，则宋代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如果研究宋代的某一专题，而对宋代的整体历史缺乏了解，那么这一专题你也就难以研究深透。”这大体就是他老师蒙文通先生所说的上下左右读书。而先生的目光，更远射及欧美。他晚年编写五代学术文化系年，便拟在“附录”里纳入世界学术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某年某月牛津大学成立”一类，以便读者知所参照。这样开阔的视野，是研究中国所必须的，却也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所缺乏的。 且吴先生目光所及，又不仅限于书面史料的领域。他自己阅历丰富，故对史学有着特别的体认，如其《治学小议》所云，搞社会科学，“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先生引张居正所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一段话，强调“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这是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非一般不出书斋者所能喻能言，没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很难亲切。而其著述，也能常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从已发表的成果看，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然若结合先生未曾发表的遗作考察，这看法就要修正。吴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蒙文通老师指导的，后来文章写长了，一时难以结束，遂经蒙先生同意，以其大二时修明史所撰的《明代三吴水利考》一文代之。然而其原本毕业论文的题目，先生自己和他人似都未曾提及。 据我猜想，现存尚未完稿的《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就是先生那篇没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这是一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仅成其半，约五六万字）。从其使用的表述方式（略带文言味道的白话文）、所引用的材料和对话的论著看，此文撰写颇早。在他一度从政中断后，到一九四六年回归学术后又重拾修改（从引用材料可知），大致完成上篇，便身逢巨变，再次搁置。 如果这个猜想不错，先生之学就不是晚年博大，而是大器早成。其广博的眼光、雄伟的气魄和通达的识见，在大学读书期间便已初步形成，并贯通其一生。文章开篇云： “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间，为吾国社会之一剧烈锐变时期。于时，旧文化体系由动摇以趋崩溃，而新文化之端绪，亦崭然露以头角。”在长期酝酿发育之中，虽不无波折回流，到宋仁宗庆历之世，全面的文化更新遂如瓜熟蒂落，臻于功成。“自是世局改观，形质焕变，无异为中世、近世历史画一明朗之大界。” 此文之作，“乃就此期中平民社会崛兴之事实，考察其于庆历时代之全面文化更新，究有何种渊源与影响？并藉窥此一伟大变革之意义与价值，以明中国近世文化之趋向”。故文章的核心，是这一时段平民社会之崛兴。主要通过科举之影响、经济之演变（含兼并激烈、商业活跃和都市发达三节）以及南方的开发三方面来论证。 在吴先生看来，门阀衰落和平民解放是这一时段基本的阶级升降，“颇似晚周社会现象之复演”。尤其平民解放使原本静凝的社会转趋活络，同时也因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被毁坏，“组织解体，无多拘束之力；由是个性发展，思想趋于自由，人人务于表现才能，生活竞争转激烈，则社会之动进不宁，自有必然之势”。因此，文章也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平民社会之病态”，表现为“政治理想之卑”、“国计民生之困”和“社会风俗之陋”三部分。文章最后说，新的社会中“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堪可惊”。盖因“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景者也”。 一个社会到了读书人也“无行”的时候，世风的污陋，乃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是最基本的原因。类似场景，或许是社会“转型”时的常态，吾人或不无似曾相识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于污秽凡陋的志士仁人，“趋赴理想，矫时变俗”，开出另一光焕之新景，恐怕也是所有“转型”社会能否产生一伟大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先生文章的脉络看，大概是先有侧重平民社会的初稿，后又根据新出版的论著进一步修订。初稿中一些观察和思考的面相，隐约可见日本学者的影响（吴先生在一九三六年曾翻译桑原骘藏的《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文中明显可见此文思路的影响）。增补的修订中，则多引证陈寅恪发表于吴先生毕业后的意见，盖因陈先生向来重视社会演变时的新旧异动也。 而对一些时贤的看法，则有所商榷。如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说，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故平民地位低落。吴先生指出，“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故平民地位实在上升。而钱穆先生说，隋唐习见官吏以经商致富，自唐中叶以后此风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少，商贾在政治社会方面活动力亦渐绌（《国史大纲》）。吴先生则认为：中唐以下社会的平等化，“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 中国传统文化本有甚强的“非物质”特征，观先生与时贤的歧异，两皆强调阶级之“贵贱”有其特定的涵义，与民生贫富不必同，实对此文化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领会。而“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一语，对宋以降中国社会的体认，极有识见，由此可以开拓出一片开阔的研究领域。 按先生以宋仁宗庆历之时为中国中世、近世历史的分界点，是一个大胆的识断；且前面从中唐说起，亦为一分界点（即中世），这与他的导师蒙文通的见解有些不同。不知这是否即先生后来一直展缓修改发表此文的一个考虑。盖蒙先生向以晚周、魏晋、中唐、晚明为中国古代四大变局，虽也说可以再细分为若干段，并明确承认北宋庆历前后的不同，但终不以为超过了晚明那一大分界点。 以我外行的凡眼看，蒙、吴两先生的卓越贡献，在于强调并明确了中唐以前豪族世家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所谓晚周的一大变化，正是贵族制的崩溃。用通俗的话说，孔子一个最持久的贡献，或即以文化代替血缘的高贵，塑造出一个通过读书而确立其地位的精神贵族，为社会所供养。但一个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虽被毁坏，仍会有“死而不僵”的余波长期存在，并以新生的形式“恢复和巩固”陈旧的内容（马克思语）。于是这后起的文化贵族，旋又以门第的方式延续了血缘高贵的传统。 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谱系为基准的门阀实际成为社会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朝代的更替和南北的分治，维系着以衣冠礼乐为象征的文化“正朔”。这不仅构成了对一般百姓的压迫，也足以与大一统的朝廷分庭抗礼。只要看看唐太宗对超越于本朝功业的世族那种不满和三番五次的打压，便可见其力量所在。 这也意味着，在对付豪家世族的斗争中，王朝统治者和以农民为主的平民其实有着共同的对手。隋文帝罢州郡乡官，恐怕与那时基层社会的转变不无关联。而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的确摧毁了豪族世家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农民和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便逐渐为佃农和地主的经济契约关系所代替”。农民不仅和地主同样成为皇帝的编户齐民，在法权上也“取得了与地主同等的政治权利”。 随着豪族世家特权地位的丧失，“唐以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一是皇室及皇亲国戚，一是地主和农民。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不稳固方面，地主正与农民同。所谓“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或可由此理解。而科举制对朝廷和平民的共同重要，也体现于此。 换言之，编户齐民的体制虽确立于秦汉，却并未稳固，实有长期的反复。尤其中国幅员辽阔，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徐中舒先生在论述古代田制演变时，也注意到经济基础和宗法形式的互动，故贵族社会的瓦解和平民社会之养成，进行得相当缓慢，大体始于战国，历经反复，到唐实行两税法以后才完成；至明清一条鞭法实施，乃不可逆转。徐先生所说的各类宗法形式，亦即蒙先生所说的豪族世家，大体都是先秦贵族在后世的变体。 蒙先生已注意到，宋儒与汉儒的一大不同，即其谆谆于基层社会教养之道。两宋“儒者极多究心于社会救济事业”，这既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势，同时也“源于理学理论之必然”。而“宋儒于乡村福利，恒主于下之自为”，故“重乡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属之官府”。宋代民间社会已初步构建起来的一个表征，即蒙先生指出的“东晋南渡需要侨置州郡、建立门阀，南宋南渡不需要侨置州郡，也无门阀出现”。 受蒙老师的影响，吴先生后来在多篇文章中，都进一步强调从北宋延续到元代各地义学、社仓等半体制化的基层建构。如范仲淹在苏州创置义田、张载试图在家乡实验井田制、蓝田吕大钧受张影响而创立“乡约”，以及南宋“社仓”、“义役”一类，皆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或“乡村自治的创举”。而这些“地方自治工作”，就是“儒学的复兴、理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风俗产生的重大影响。 窃以为这与朱熹等礼下庶人的努力相同，都是一种着眼于地方的基层构建，回应的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大挑战，即秦汉大一统后，怎样在广土众民的局面上延续以前诸侯国时代直达基层的治理模式。封建与郡县虽各有利弊，其实也都面临一个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的问题，具体即是否及怎样设置乡官。而基层社会的构建，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思路，乃以自治取代被治。物质基础既备，再加上礼下庶人，意味着普通人与“天道”的直接衔接，使平民自治具有了自足的合道性（legitimacy）。若地方社会可以自立，则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就不那么大，甚至可以做到“亡国”而不“亡天下”。 后者或是南宋士人心中萦回的一个切要思虑。吴先生后来指出，面临辽、夏政权的冲击，“宋代道学家的潜在意识中，既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也不无政治危机感”。尤其在宋代“武力不竞”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得其宣扬，深入人心，不特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亦使人情敦厚，风俗善良”。重要的是，这些基层建制确实在元代得到了延续。蒙古入主中夏后，虽“欲悉诛汉人，空其地为牧场”，而乡村之自治自理，反“视宋为尤美备”。其主要原因，就是已构建起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基层社会。若与蒙古入侵对欧洲的中断性影响相比，就更能明白此类基层社会的构建对民生的相对稳定和文化传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了。不过，这样一种平民社会的完全确立，或真要到明中叶以后，即蒙先生注意到的，明世宗时乃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级存在。不论这“绅”的含义更多是经济的（与土地、财富的关联）还是文化的（即后来日渐显著的绅与士的关联），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故两先生的论述可以互补，对我们理解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与社会，有极大的启发。 现在回想，有这样宽宏学术器局的学人，不论有多么强的经世意愿，恐怕总会想着回到学术，去完成这一构思已经成熟、仅待写出的宏大史学杰构。在先生心中，很可能有着持之以恒的强烈学术召唤，去走完他已经起步的征程。要理解吴先生为什么在实际政治中屡进屡出，或许这是另一重要因素。 也只有理解了吴先生心中早有对整个中世（中唐以下三百年）和近世（宋仁宗庆历以后）一套基本清晰的构思，他那些处处闪现着灵光的早年和晚年论文，看似意义自足的具体题目，仿佛信手拈来，其实背后有着宏阔的纲维，可以借此贯串起来。此即昔人所谓如网在纲、纲举目张乎？ 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享誉中外的《西夏史稿》。那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品。在先生以吴浦帆之名拉车度日之时，一九五四年某日，徐中舒先生忽到访，不遇，嘱先生往见。后谒见于徐府，告知已与蒙文通先生议，不能坐看先生废其学，决定由二先生每月资助三十元（那时此数略可养家），让这位已不年轻的学生回归学问（后来王恩洋先生闻知，也参与资助）。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经费的问题，出资者还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有这样的老师，宁非幸事！人生有时真是需要贵人援手的，先生无此转折，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了。 且徐、蒙二老连研究的题目也替吴先生想好了，就是西夏史。这是老先生们体贴入微而又深思熟虑的选择，一方面照顾了吴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关注西部边疆的治学心路，历史时段又在先生用功较多的中古，同时也有回避当时学问“主流”、不与他人争锋的意思。盖以吴先生当时的身份，无业而兼“历史反革命”，若所做题目太“预流”，难保不生枝节。而西夏史又确是一块需要填补的空白，其自身的价值不言而喻。 与一般民族史、区域史的研究不同，吴先生的西夏史立意高远。各族环绕之中的西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常以诸“蕃族”的代表自居，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西域的局部统一。从后来的中国版图看，当时的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也都是局部统一而已。各政权虽分疆而治，政治上对立（对立也是一种关联），而经济文化等则有合作互补的一面。先生延续其关于中世、近世社会构建的思路，特别注意考证道路、商路、市场的情况。即在政治空间分裂之时，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却从未断绝，仍相联贯。正是文化、经济网络对国家的维系作用，将“中国”确立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 天墀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其论著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以及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众多面相的关联互动，凸显出多民族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在刘咸炘的《推十书》影印再版时，吴先生追述其学术，曾引释迦牟尼“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动”的话，以为该书的再版“是值得高兴的善因，必会招来善果”。如今《吴天墀文史存稿》将出增补本，借先生自己的话，相信这一善因也必会招来善果。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吴天墀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