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顾颉刚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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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是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桩公案。过去学术界研究这一公案，多依据鲁迅著作以及相关资料，难见全部的历史真相。2007年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下文简称《日记》）和2010年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两地顾著先后面世，改变了这种研究局面。
鲁、顾交恶，其实并非那么的复杂、纠结。鲁迅憎恶顾颉刚，大略不出两方面原因：第一，鲁迅认为顾颉刚乃“胡适之的信徒”、“胡适之陈源之流”，属“现代评论派”，而陈则是鲁迅深恶痛绝的人。鲁迅爱憎分明，对敌方不稍宽假，爱屋及乌，恶其余胥，是他刚直的一面，也是“派性”分明的一面，第二，鲁迅到厦门大学之后，看到顾颉刚所“汲引”的熟人朋友达六七人之多，认为顾先前所宣称的“不问外事，专一看书”是骗人的话；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鲁迅也感到了顾颉刚和他“安排的羽翼”对自己的“排斥”（《两地书》）。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涉及顾颉刚的那部分书信中，隐去顾的真名，以绰号“朱山根”代称之，熟悉内情的人一望便知那就是顾颉刚，这说明鲁迅首先把一件原本属于小范围内的事情全部公开化、社会化了，此前即1927年5月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已有所披露，但未连带更多的人和事。顾颉刚在同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夜在冰心处始见鲁迅《两地书》，其中骂予之语皆彼之‘疑心生暗鬼’”（《日记》第三卷）。顾颉刚由此终其一生不再原谅鲁迅。
顾颉刚也清楚，鲁迅最恨的人不是胡适，也不是陈源，而是顾本人，他推断原因，约有四条，其中主要者有两点，第一，自己最先揭露了《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二，自己是胡适的学生（《日记》第二卷）。
关于鲁迅抄袭事，顾颉刚在1927年2月21日日记中有一条记载：
“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日记》第二卷）
由此可见，鲁迅应该早就知道谁是始作谣言者。1935年底，在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作后记中，鲁迅慨叹道，“男盗女娼”，这是“人间大可耻事”，现在《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盐谷温的著作也早有了中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自己背负了十年之久的“剽窃”恶名，总算可以卸下了，而陈源则将永远无法洗刷造谣、说谎的罪名。鲁迅严守了写作和做人的伦理底线：只对准公开传播谣言的人，无只言片语涉及顾颉刚，这是他的过人之处。鲁迅逝世后，胡适曾忠告陈源拿出绅士的姿态写一篇短文，声明当日说鲁迅抄袭是因“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奇怪的是，面对如此重大且真相已明的事件，顾颉刚眼看着两个朋友因他的轻率而背负黑锅，自己除在日记里坚执己见，公开场合竟默无一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行为殊难理解。
与鲁迅对他的公开嘲讽相比，顾颉刚仅在私人日记中有所涉及。此后顾颉刚于1927年4月18日、4月22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中大聘书被孙伏园所“吞没”事（《日记》第二卷）。这是一条孤证，肯定与鲁迅无涉。据《两地书》可知：1926年10月16日鲁迅收到朱家骅电报，邀他和林语堂去中大“指示一切”；11月7日孙伏园从广东回来，说学校想请鲁迅去教书，“但无聘书”，此时鲁迅颇为热心甚至有一点“野心”，拟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可“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便又不作此想了”（“便又不作此想了”原信为“就很心灰意懒了”）；11月15日鲁迅收到中大聘书。以鲁迅之光明磊落，自当不满于孙伏园的“吞吞吐吐”；今以顾颉刚日记所记“吞没”事与鲁迅所记“吞吞吐吐”对证，虽不能遽下结论，然终不免令人时涉遐想。
鲁迅吃过学生、弟子的亏。1925年4月，陷入生活困境的丁玲给鲁迅写了封求助信，鲁迅得信时，适荆有麟在座，后者挑拨说丁玲是沈从文化名，引起鲁迅反感，鲁、沈从此互相憎嫌。循此例证，鲁迅与顾颉刚恶感不断升级过程中，川岛、孙伏园起了极坏的作用。
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省亲，25日往孔德学校看旧书，顾颉刚亦偶至，鲁迅信中描述：顾“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两地书》）；顾颉刚同日记载：“今日到孔德，竟与鲁迅撞见，不巧甚”（《日记》第二卷）。这是两个人最末一次的尴尬偶遇。一位文学宗师，一位著名史学家，彼时都为生活所迫，仆仆风尘，辗转于南北各高校；他们的那点冲突，并无深水内幕，可放在桌面上来说的，然则终至于怨毒相向、恶语相加，其事也因此成了留给后世的一点尴尬遗产，让人禁不住三致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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