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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前的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中级别最高的是何兆武先生，他当时是研究六级，已经达到副研究员应有的工资级别，但还是助研的名分。最近读他的文章，才知老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了七年始告毕业，学过三个专业。他英语特好，法语、俄语也娴熟，在历史所是绝对第一。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名著，真正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堪称我国人文社科类翻译著作中的精品。由于他对西学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写起中外对比的文章来就能讲出真知灼见。比如对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大多数史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却认为不值得肯定，因为传教士带给中国的知识不是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而是已经被西方抛弃的中世纪的东西。这说明，何先生坚持了作为学人的最可贵的品格独立思考。据说何先生在婚姻问题上曾受到挫折，后来同一位大他十岁的也是搞外文翻译的女士结了婚。两人一直恩恩爱爱，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2005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这时他已八十高龄，夫人九十高龄且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全由他精心侍候。何先生待人以诚，青年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讲解。他知识渊博，中西兼通，尤其对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更是熟烂于心。我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他大都能给予圆满的回答。例如，他不查书本，一字不易地背出了梁启超为康有为七十岁寿辰写的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可能由于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何先生为人一直低调，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倡导的“夹起尾巴做人”。他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语，从不高声大气，不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多大话语权，也从不张狂，总是心平气和地以商量的语气说出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某些理论家时时摆出垄断真理的权威架势，飞扬跋扈，极尽张狂。“文革”中，何先生是一个标准的“逍遥派”，对任何事情都尽量少参与、少表态。真像一张大字报所揭发的那样，他每逢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三句话：一、大家的发言很好。二、我没有别的意见。三、想起来我再说。这千篇一律的发言模式被人概括为“何三点”。其实，以何先生的聪明睿智，以他中西兼通的知识背景，他对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那些荒唐透顶、荒谬绝伦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呢？但他更加明白，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准说真话，只准说大话、假话、套话和空话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只能以低调避祸。 然而，即便何先生如此低调，他也未能避开天外飞来的横祸。事情其实很简单，在“文革”中或痛苦难耐，或疑虑重重的知识分子们，总希望找一些还能推心置腹讲真话的朋友倾诉一番。于是在1966年夏天那个疯狂的岁月里，何先生约了西南联大的一个老同学同游颐和园。在游园过程中，二人互相谈了一些对“文革”的感受，其中谈到“旗手”江青，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对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就说了一些对她不敬的话，同时谈到京剧改革，认为旧戏中有许多优秀剧目都被打成“毒草”，不让演，实在没有道理。他们提到一些剧目和著名演员，对其表露了难舍的思念之情。这次相见后两人一直没再联系。1969年上半年，北京各单位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何先生的这位朋友成了他所在单位的清理对象。在高压下他交代了两人的颐和园之游以及谈话的内容。他所在的单位立即将有关材料转到历史所的宣传队那里，何由是成为清理对象，而何这时还完全蒙在鼓里。我当时是宣传队指定的一排（当时历史所所有工作人员编为一个连三个排）清查小组的一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我明白他是在劫难逃了。 决定揪何先生的时候，先开大会，对他的事情隐隐约约地透露一点，希望他主动交代。何大概没有料到他这位朋友会交代他们那次谈话的内容，丝毫不为所动，没有主动交代。宣传队就让我在全排大会上点他的名（虽然是奉命行事，但我至今仍对何先生怀有愧疚之情）。尽管如此，但何还是不交代，我与清查小组成员一起几次同他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他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问题。看着他在那里受罪，我就在一次与他谈话时点了一下他们的颐和园之游，他立即明白了，就写了关于那次谈话的情况，然后接受群众批判。谁知无论怎么检查交代，宣传队就是不放他过关。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其中说，经过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一个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篇近乎梦呓的检查算是过了关。最后的处理决定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后，何先生更低调了。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何的问题彻底平了反，这时我已经调到到济南山东大学工作，他专就此事给我一信，说明平反情况。“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从80年代到现在的近三十年中，何先生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时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与他真实水平相应的学术地位。其间，他从历史所调到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不过，即使80年代后，何先生也没有改变他那种低调的为学做人的态度。听说在他八十寿诞之日，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为他举办了一个祝寿活动，事先通知他，他坚决不同意。祝寿活动当天，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结果那天的活动变成了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研讨他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会议。 2005年秋天我去他清华的寓所看望他，发现他还是住在80年代的老房子里，小小的三室只有60多平方米，他的四壁皆书的书房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两个人坐下后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那一次我们聊得很高兴，他劝我写“文革”的回忆录，他说：“你文革接触到的人和事比较多，应该写一写，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可惜。”我劝他将自己的一生写一个回忆录，他说自己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比如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但没有说自己一定写。2007年他的《上学记》出版了，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由于其中对冯友兰先生说了些不全是赞扬的话，引来冯门弟子们的反诘，但没有看到何先生有所答辩。我想这完全符合何先生的处事原则：我说出我知道的真相，任别人去评论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