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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先生是原杭州大学（今并入浙江大学）著名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家，著作等身，不但是国内地理学界的泰斗，即在国际学术界也是相当知名的。 从我初次与他接触和交往时起，至今已有25年，足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了。可以说，他对我一生的命运，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我没有碰到他，我的余生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过对他的专业我完全是门外汉，所以对于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家的陈桥驿教授，我没有什么可说；我这里想谈的，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所了解的陈桥驿教授其人其事罢了。 我开始认识陈桥驿教授是在1978年。那时我还是杭州大学教材科的一名刻写员。 我原来是中文系讲师，1957年我这条做着社会主义美梦的“蛇”，糊里糊涂地被引出了洞，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右派。我被下放监督劳动7年，1965年回校，先是被安排在工会当个勤杂人员，“文革”后转到教材科刻写蜡纸，一干就是十几年。 1978年，国务院下达文件，要求当时全国9个省市大专院校组织人力，翻译世界地理著作，这在当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杭州大学地理系精通外语的教师十分稀缺，急需搜罗翻译人才。陈桥驿教授知道我懂英语，就把我调到地理系。 我到地理系后，他又把目标锁定了教材科另一个右派——原历史系助教吕以春。当时教材科集中了四个从各系被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几乎成了右派的巢窟了。因此“文革”时教务处几位造反派女将愤愤不平，大发牢骚说：“难道我们教材科是垃圾箱吗？怎么把那些垃圾都扫到这里来！”吕以春既是历史系过来的，从专业上说，和陈桥驿教授研究的历史地理是相交叉的，正好做他的助手。于是我们这两堆“垃圾”都被他捡了去了。 当时虽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一点，但右派尚未平反。陈桥驿教授一个接一个搜罗为人所不屑的右派分子，大捡“政治垃圾”，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有些人在议论，说他太大胆，有“右倾”之嫌。但他却坦然地说：大不了再来一次文化革命，再次把我打倒——反正你什么也不做还是逃不过一劫的。 在地理系，陈桥驿教授不让我有片刻的空闲，接二连三地给我分派工作。翻译外国地理尚未完成，他又要我编写一本介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的书了。一个久被鄙弃、挨斗挨整的人，对自己怎么有信心？我想，搞翻译还马马乎乎，写书我缺乏专业修养，哪能写呢？但他却竭力鼓励我，并请吕以春帮助我搜集资料，说有了资料，书就好写了。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约了吕以春合作，各人都先试写了两篇，寄给编辑审阅。编辑回信表示满意，我们用了几个月时间，全书终于脱稿，顺利出版了——这就是《西湖漫话》（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到地理系后出的第一本书。 这次出书的经验，多少提高了我的信心，可是我终究是文科出身，对地理专业一窍不通；而陈桥驿教授却常给我分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例如要我独力翻译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 Hartshorne）的名著《地理学的性质》（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人合译施坚雅（W. G. Skinner）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等。特别是哈特向那本书，专业理论原已相当深奥，又加他是从哲学的高度来阐述问题的，文字艰深，句子结构复杂，即使懂专业的外语人才，看起来也相当吃力了，何况我这个地理外行。在陈桥驿教授的一再鼓励和帮助下，我试译了一章，竟得到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肯定，终于把全书译完。 我在地理系虽然也出过几本书，但因经济形势的变化，有些书稿或是出版不了，或是经历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才得以出版。如1986年交稿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已约定在某出版社出版，但因社长易人，一搁就是十几年；后来《光明日报》记者潘剑凯先生采访了陈桥驿教授，写了一篇报道，才引起出版界的关注，近20个出版社纷纷来电索稿，最后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并在年余以后再版。如果不是因为陈桥驿教授的声望，这本书一定逃脱不了被丢弃在角落里霉烂，遭受鼠啃虫蚀的命运了。 陈桥驿教授平易近人，对学浅位卑者无骄色，对位尊权重者不逢迎，在人前谈到一些著名的学术界前辈，则常流露出真诚的敬意。他胸怀坦荡，具有大学者的气度和风范；他钟情学术，但在学术上不垄断，不搞保密。凡他所占有的资料，他都乐于和别人分享，真诚热情地帮助别人取得成果。他时常说到“集体荣誉”：一个系能多出成果，是这个系的光荣；一个学校能多出成果，是这个学校的光荣。他接受了什么科研或编译任务，就组织人力，亲自指导，合力把它完成。对学术上刻苦努力、初露锋芒的晚辈，他尤其关心其成长。有些国外的年轻学者曾慕名而来，向他求教，如1985年春，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副教授堤正信，向我国教育部和杭州大学提出申请，要求到他的研究室进修一年，批准以后，就携妻挈子前来杭州大学，恭恭敬敬地请他指导。这位青年学者不幸在1986年因心脏病突发，死于杭州大学专家楼。 1986年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萧邦齐（R.K.Schoppa）为研究萧山湘湖，又来杭州大学向他求教，在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上请他帮助。他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热心指点这位美国学者找资料，联系当地各有关部门，帮助他解决各种问题。萧邦齐留浙半年，实地考察，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一部关于湘湖的重要著作。 我还知道陈桥驿教授曾花费极大的精力，帮助过一位历尽坎坷、自学成才的历史地理学者——张步天。这位学者初进大学，年仅19岁就中了“阳谋”，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右派。他一边在洞庭湖服苦役，一边刻苦研究，埋头著作，写成《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两册。平反后他入益阳师专，慕名到陈桥驿教授门下进修，接受指导，修改著作，以七八个月的时间改成。陈桥驿教授把他这部著作推荐给湖南大学出版社，并为它作序。对这位在残酷的磨难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作出辉煌成绩的后学，他格外垂青，特请历史地理学前辈谭其骧教授题写书名，使这本书终于在1987年问世。 张步天还有另一部重要著作——《山海经解》，也请他审阅。虽然研究工作紧张，学术活动频繁，但陈桥驿教授不辞辛劳，欣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于百忙中抽出时间，甚至去外地开会时也带着一大包原稿，彻夜审阅。由此可见他对后辈学者的关心和热情扶助了。 对于受苦受难的好人，陈桥驿教授更怀着满腔的同情，只要力所能及，他都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即使这些人他原来素不相识。 上世纪80年代，陈桥驿教授曾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杭州大学有一位老职工，因为一些历史问题遭到不公待遇，生活非常困苦。这位职工从前工作认真负责，人们对他印象都很好。他那些政治历史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有关部门迟迟没有给他落实政策。他先去请求校里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可是那位人大代表态度冷漠，以帮不了忙为辞推掉了。无望中他转而向陈桥驿教授求助。对这位极左时期蒙冤受屈的小人物的悲惨处境，陈桥驿教授十分同情，多方设法，终于为他取得退休待遇，解决了生活的困难。 1980年我有个儿子参加高考，因为基础太差，分数没有上本科线，但上了杭州大学自费走读的杠杠。他因我受株连，只读到高小就被拒于校门之外了，但他勤奋好学，劳动之余，常挑灯夜读，所以文科程度大体上过得去。恢复高考后，我勉励他去读高复班，补上数理化、英语等完全空白的高中课程。一个只有高小程度的学生，复习两年，高考时能达到这样的分数也不容易，可见他学习的刻苦了。 高考分数上杠，并不意味着就能录取。陈桥驿教授知道我在为儿子的命运发愁，就去找校领导，对他们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求过你们，这次却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助。”一句话救了我儿子，他终于被录取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自费走读班。多少年来他一心想读书，只能彷徨于校门之外，郁郁不得志；这次他终于圆了读书梦，自然喜出望外。他学习比班中所有的同学都勤勉，专科3年，成绩年年在班中名列第一，以后被某报社破格录用。凭着他的刻苦努力，20年来他在新闻工作方面也取得点小成绩。他能有今天，不能不感谢陈桥驿教授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如果这次高考落榜，他多半只能在农村了此一生了。 语云：“滴水之恩，报以涌泉。”很惭愧，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相报。我只有认真把陈桥驿教授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以期不辜负他的盛意。 (转自学术批评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