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凯和他的农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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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5年的春风绿了成都南郊刘湘陵园的芳草，三年前，那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蜀中抗日名将刘湘就长卧于此。陵园内有荐馨堂、碑亭、旌忠门和石牌坊等祭祀建筑，还有高大的柏松和低矮的万年青，近旁有人工湖，湖边飘拂着依依垂柳……风景幽雅的陵园，也引来贪玩好耍的成都人。陵园区溢满欢笑，来自金陵大学的一百五十多位师生，在这里举办欢送会，送别那个执教二十多年即将离任的老教授卜凯。金大是在1937年的战火中从南京迁来成都华西坝的，也就是说卜凯随同他服务的学校已在成都当了七年的难民。在中国，小说家赛珍珠是个很响亮的名字，却鲜有人知道她的前夫卜凯。卜凯是一位成就极大的农业经济研究学者，他在中国首创了农业经济系。
欢送会的主持人是金大农经系系主任孙文郁，他是卜凯的弟子，在谈到老师像保姆一样抚育了本系二十多年，行将离去时，声音有些哽咽。卜凯的离别感言相对平静，也许该说的话平时已多次说过，也许他怕大家的情绪过于低沉，他只强调“希望金大农经系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要力戒空泛表面，要更专注更务实”，就很快结束了谈话。他戴一副墨镜，但熟悉他的弟子们还是透过漆黑的镜片看到了那双若有所失的眼睛。金大农学院院长章之汶继起致辞，他历述了卜凯二十多年来在金大的业绩，尤其是流浪中不弃不离随校西迁，异地复校，艰难办学的贡献，并代表远在美国的校长陈裕光表示感谢。最后，章之汶希望大家记住卜凯的嘱托，“我只希望在另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卜凯夫妇又会飘然归来，不过，我们欢迎的会场不会在成都的刘墓，而是在山明水秀、壮丽巍峨的南京中山陵园”。
人们坐在草地上吃着饼干，喝着红茶和牛奶，红茶的丝丝苦味仿佛内心的隐隐离愁……接下来的联欢活动有独唱、诗朗诵、猜谜语、对对子，真正让大家感兴趣的是有卜凯和章之汶、孙文郁参与的“瞎子捉跛子”的游戏。“瞎子”被一张大毛巾蒙住眼睛，跛子单脚起跳另一只脚不准落地。高大的卜凯当“瞎子”，他张开长臂，凭着对声音的判断，费力地捕捉不断躲闪的人，他的表演认真得很滑稽，恰如他做学问的一贯态度。
卜凯二十多岁来中国，此时已满头华发，他所创办的二十四周岁的金大农经系，已拥有研究生班、本科班、专科班和农村师范短训班等完整的教学体系。五十三岁的卜凯有些倦意，但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开创的学说在中国落地生根，郁郁成林。
1946年，卜凯离开了中国；金大也迁回紫金山下的南京。卜凯能不能践约南京中山陵园的春天聚会，对未来谁也没有自信。但谁也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二
卜凯全名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德彻斯县快乐谷的一个德裔农户。十九岁考进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同学中有胡适、赵元任、过探先、邹秉文、吕彦直等中国学生。卜凯参加学长赖斯纳发起的“中国研究俱乐部”，他对东方的文明古国产生了兴趣，后来向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提出到中国农业传教的申请。
大学毕业后，卜凯如愿以偿来到中国。1915年他先在南京金陵大学强化汉语。金大与康奈尔大学是友校，这里有他很多同学和朋友，正是这个原因奠定了他与这所教会大学的缘分。1916年他到安徽宿州开展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宿州位于皖北，接壤苏鲁豫三省，“扼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最初，他每天骑自行车在乡间摇晃，时而停下来帮农民干活，慢慢与农民聊天，逐渐熟悉路径、庄稼与民情。小麦是北中国的主要农作物。卜凯在宿州长老教会农场，试种从美国农业部要来的优质良种小麦，观察在当地的适应性，然后再传播给农民。卜凯还在教会中学举办蔬菜种植培训班。尽管有语言障碍，农民对洋人奇事也很戒备，但卜凯并未灰心。
1916年夏，卜凯在庐山牯岭度假，偶遇镇江长老会牧师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他被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高大丰满美国姑娘所吸引。赛珍珠1892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仅三个月大即被父母带到中国。她的中国保姆给她讲过很多“山海经”、“水浒传”一类的故事，在她的血液里灌注了中国文化的养分。稍大以后，她回美接受高等教育。因母病又重返中国，到镇江担任教会学校教职。她在《自传》（My Several Worlds）中说：“我成长在双重的世界，一个是父母的狭小、纯洁的长老会信徒的世界，一个是巨大、充满爱的、不那么干净的中国人世界。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对这块黄土地的深爱，是赛珍珠与卜凯的感情基础，而那位高大英俊而有几分刻板的德裔传教士也着实让她着迷。1917年5月30日他们双双走进教堂，经牧师祷告、献诗和证婚，在人们的祝福中，两人签字、交换戒指、宣誓，完成了结婚大仪。
再回到安徽宿州的卜凯，身边有了一个好翻译。他开始走村串户的农村调查，发给一些中小学生和青年调查表，请他们填写，或代不识字的农民填写，赛珍珠帮着逐一收回。赛珍珠还代丈夫跟中国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和牧师通信，请他们代为收集各地农村的情况。有时丈夫忙他的事，赛珍珠就和纳鞋底、奶孩子、洗衣服的大娘大嫂唠家常，边听拿个小本边记。
穿境而过的淮河，使得宿州年年洪灾，卜凯用当地小麦与引进的多个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力图培育出能抗涝的新品种，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教会农场的试验经费跟不上。他在教会中学开设农业课程的建议又遭拒绝。据赛珍珠回忆：“一个忧愁的晚上，当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的时候，我建议说最明智的计划可能是首先发现关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的事实。”也许是枕边风吹醒了卜凯：由外国人直接作农业推广工作，或许不如尽快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献身精神的中国人。
天从人愿。此时康乃尔大学校友、金大农林科主任芮思娄（J.H.Reisner）正好向卜凯发出教书的邀请。1920年，卜凯携夫人来到南京，在金大理学院二楼东南角的两间小屋里，开始筹建中国高校首个农业经济专业。
卜凯担任教授兼系主任，那时农经系只有助教华伯雄一个兵。卜凯开出的课程有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场管理学与农村工程学等四门课。1922年，崔毓俊以农经系学生的身份参加系里的工作，边读书边帮助卜凯计算和校对农业调查表。在华伯雄与崔毓俊那间拥塞的办公室的地板上，堆满了同学们陆续送来的调查表格。表格是英文的，一些名词，需要卜凯亲自讲解，然后由华伯雄译成中文。随着调查材料的天天长高，他们已无法应付大量的计算、校对、整理和分析等工作。系里又增聘了助理统计员林锡麟、徐才龙、杨树凡等人。1923年以后，卜凯从康奈尔大学聘来华伦、路易斯、雷伯恩等六七位教授，还从英、美、澳、德等国聘请了气象、土壤、食物营养、统计、人口、农村合作、农村金融、土地利用、农业史等方面的专家。而卜凯自己的学生徐澄、孙文郁、乔启明、崔毓俊等，也很快撑起了农经系的梁柱。但他们明白，金大农经系所面向的是整个中国，要收集整理全国各地的农业状况统计数据，还势单力薄。每个人还得像孙行者，拔出身上的毫毛，吹口气，变出一大批“者行孙”。
卜凯这位“外来的和尚”，逐渐发现所传的经书未必适合中国弟子。比如美国标准教材“农场管理学”是针对美国农场的，所分析的理想规模的农家农场是三百英亩（一千八百二十一亩），中国学生的农家概念却只是十几亩至多几十亩地。卜凯认识到教学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而首要任务得摸清中国的家底。
在征得金大校长包文和教务长夏为思的同意后，从1922年夏天开始，卜凯对选修“农场管理学”的学生作了一项规定，要求他们必须回家乡调查一百户以上的农家经济情况。当年就有陶延桥、毕汝藩、刘同欣三位同学完成了这项调查。一次，一孙姓同学发现崔毓俊在家乡盐山调查的表格上，一项农村长工的年工资是十六元；而当时金大农场工人年收入为七十二元。他认为崔毓俊的调查不可信，遂向卜凯报告。卜凯也颇为怀疑，遂请崔毓俊解释。崔回答：北方农业工人工资不能与南方农业工人工资相比，更不能与南方城市农业工人工资相比；所调查的那家农户付给长工的工资包括现金报酬和非现金报酬两部分，十六元只是现金，还有全年的吃住，以及提供的草帽、毛巾、肥皂等。卜凯无话可说。但1924年夏天他还是叫崔毓俊再回盐山，选择离城较远的地方做第二次调查；他还专程从南京赶去盐山县，观察崔调查的全过程。他看到崔毓俊向农民问问题的方法，以及想方设法获取信息的手段，这才对崔毓俊有了信心。最后，卜凯还让崔毓俊带他前次调查过的村庄。午饭后，卜凯在大树荫下与农民闲谈，他把崔毓俊调查的统计资料一一讲给农民听。从农民的反馈中，他才彻底释然。
卜凯一面防微杜渐，一面积沙成塔。经过众多学生长达八年的努力，到1930年止，农家调查共完成七省十七个地区二千八百六十六户。最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卜凯将所有资料汇总，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英文稿完成后，太平洋学会总干事康德利夫拨给印刷费付印出版，后由张履鸾译成中文，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用数据向世界述说不同于欧美庄园农场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小农经济模式。卜凯还证明，中国农业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农佃制度，而在于农业技术、田场管理的落后，完全可以通过农场管理的优化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来解决。此书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经典。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近现代农业和农村史部分，主要资料即来源于此。
卜凯更大的雄心是调查清楚中国的土地。机会总是赐给有准备的头脑。1927年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开会，建议在环太平洋各国进行土地利用调查，中国是会员国。第二年冬，太平洋国际学会派员考察了金大农经系，双方达成协议，学会委托金大农经系主持实施一项“了解农村社会现实而为农业改进提供依据”的土地调查，每年提供一万美元的经费。卜凯承揽下任务，先将全国分为十几个区，每区设一名调查主任，下有调查员数百人。卜凯将弟子乔启明、孙文郁、崔毓俊、应廉耕等“分封”各地，担任调查部主任。各地情况有殊，但大多遭遇过兵匪抢劫、缺粮断顿、染病倒床等种种威胁。参与这项工作的Enid Saunders Candlin，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墙上的豁口——旧中国的回忆》（The Breach in the Wall——A Memoir of the Old China）一书，内中写到调查的过程：
年轻的地区调查员和各地困惑而又聪明的农民之间的问答：“你有多少头驴子？”“多少头猪？”“多少只鸭子？”“多少个孩子？”“你冬天猫冬吗？”“这个地区有多少土地用于坟墓？”等等。统计数据总是惊人地多变，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却要有比平常更多的因素需要考虑。为什么一个理智的老农会回答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自数千英里之外的洋学堂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小伙子的询问？这所大学真正存在么？调查者解释说他们的回答将会被印在一部书里，这部书将会使得大家改善耕作，变得更富裕。农民想，“真的么？”“一个可能的故事。”很多农民怀疑这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目的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税收。完完全全地承认收获的数额是愚蠢的，不理智的，可笑的，可能也是不幸的。至于关键统计数据，孩子，自然只指男孩。大家都知道所有这些具体的问题，表面上与实质是有差距的。
但是调查者又不能空手而返。表格必须要填。一些农民事实上还是很配合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大量的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巧的作物清单，给出作物的古代的有诗意的名称，还有很多关于田地的充满智慧的民俗。
卜凯一面主持这些大型农村调查，一边完成了在美国母校的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那是他最为充实的一段日子，但这位严谨的学者却有些忽略妻子的感情需求。
他们的爱巢是金大北园的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小楼。赛珍珠曾回忆：“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他们的女儿有先天性的智障，又抱养了一个年龄相同的女孩。
如果说早期赛珍珠与在淮北农村调查的夫君是如影随形，而回到南京后就各自放飞。赛珍珠在金大外语系教英语和美国文学。据学生叶延燊回忆，“记得上英语课，是著名的赛珍珠老师给我们讲课。她要求我们每星期看一本英文原著。有一次看《飘》，一星期读完，我的眼睛都花了。真不容易啊”。显然，赛珍珠的英文课教学偏重文学，且有极大的发挥。这种西方启发式的教学法并不受中国学生欢迎。有学生告到校长室。校长陈裕光委婉地向赛珍珠转告了学生的意见，生性高傲的赛珍珠认为颇伤自尊竟扬长而去。陈裕光叹息道：“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我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扔掉教鞭的赛珍珠转而伏案写作，把旺盛的精力和压抑的激情发泄在打字机上。早期从保姆那里听来的故事，当年随夫农村调查采集的素材，逐渐在脑海里发酵。1931年她创作出一部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小说第一部描写以王龙、阿兰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主人公王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毫无二致，他沿袭列祖列宗所过的那种生活，带着虔诚的喜悦把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了土地。人勤地不懒，土地也生产出庄稼回报诚实的农人……作品的主题思想暗合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的结论。
陈裕光的儿子陈农文讲：“父亲替我兄弟二人取名为农文、农安，后来我发现P.Buck（赛珍珠）的书《大地》里主角王龙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与我们相同。这是巧合，还是P.Buck从她的邻居（我家）借来的？”答案不言而喻。
小说《大地》一炮打响，连年畅销，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后，又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中国的反响并不好。很多人认为《大地》丑化了中国人，如江亢虎、巴金、钱钟书等人颇有微词，在民族主义情绪汹涌的中国，赛珍珠并不交好运。
走红欧美的赛珍珠与卜凯的婚姻也走到尽头，她移情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据崔毓俊回忆，赛珍珠获奖后买了辆汽车，出版商沃尔什来南京时三人乘车郊游。卜凯教授在前座开车，沃尔什和赛珍珠在后排说说笑笑。这位风流男子还邀赛珍珠到各地旅游，也许观赏眼花缭乱的异域风情，比跟着学者在乡下跑调查更为有趣。1933年，他们去印度旅游三个月后，赛珍珠就与卜凯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并跟随沃尔什去纽约同居。两年后，赛珍珠等到了卜凯同意离婚的法律文书。
形只影单的卜凯对未来有些举棋不定。陈裕光为挽留卜凯继续未竟的事业不遗余力。据陈农文回忆：
卜凯先生与父亲是朋友，最近在耶鲁档案里找到不少父亲关于卜凯所写的信，其中一封是给纽约托事部的（1934年），内有“……有一件事请帮忙……金大需要卜凯这样的人才……他单人薪水不够维持家用……”云云（按当时规则，外籍教员薪资有两种：单身或结婚，前者较少，而卜凯当时与赛珍珠已离婚）。父亲费了不少时间与教会达成协议，卜凯得以留下金大安心工作，后来对中国土地利用有重大贡献。
冰心在《平绥沿线旅行纪序》一文中也写到，1935年8月18日，她在包头，“宴后在社中晤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先生（Mr.j.lossing Buck，其夫人即《大地》三部曲的小说作者赛珍珠），相见甚欢，互询近况。卜先生是到五原临河一带，调查土壤农产者，后闻亦因阻水未果”。那时卜凯与赛珍珠已离婚，但仍被前妻的光环所笼罩。同样“斩不断理还乱”的还有赛珍珠，她虽与沃尔什再婚，没能像通常的妻子一样使用夫姓，而是一直沿用前夫卜凯（Buck）的姓氏，那是因为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是发给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赛珍珠的英文名字）。
命运是公平的，堵上一扇门又会为你开启一面窗。1936年，卜凯的中国土地调查进入了关键阶段。前期的田野工作犹如漫天撒网殊为不易，而后期举纲张目更加艰难。九年多的土地调查数据如万水归流，汇集在金大陶园中心的一个阶梯教室。室内一级一级的台阶上摆放着一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卷宗。一群穿旗袍的女生和戴眼镜的小伙，认真地查询表格，列出清单，一边是汉字，一边是英文。参与其中的也有一些老外，来自康奈尔大学和美国其他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是合作社、市场营销、农具、土壤等方面的专家。整个场景宛如一个复杂而有序的蜂房。那些运用抽样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的数据和资料，经过计算汇总，材料整理，条分缕析，最后形成了一部名为《中国土地利用》的巨著。那是在计算机时代到来前的杰作，凝聚着无数人数年的心血。
卜凯将这套书按文字、地图和资料分为三册。在编排地图一册时，老师与弟子之间产生了分歧。照卜凯看来，调查的区域只有十八个省，也只需印刷十八个省的调查地图；中国弟子认为这样会伤害民族感情，印制地图应包括全国所有的省区。最后卜凯妥协了，他理解了弟子们的爱国热忱，按照他们的意见，在地图的第一张上是全国各省区的地图，在该图上加四方框框，说明调查材料是在方框内进行的。1936年《中国土地利用》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国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写道，“极为赞许，特颁奖状，以示鼓励，而资宣扬”。此书获得了国府出版局授予的“1937年最佳出版卷著奖”。1937年，日本出版《中国土地利用》的两种日译本。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辞典》称，卜凯是中国农业精细调查领域的公认的权威。1938年，《中国土地利用》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1年卜凯终于走出了离婚的阴影，这一年他的生命史有了转机。当时，他住在成都华西坝竹林院丁克生家。丁是加拿大籍传教士、华西大学植物学家。他们一个高一个矮，走在一起像琴键上的黑白键，相映成趣。金大农经系新生白永达回忆：
1941年春入学后，在学期末我同一位本系同班同学张莎到“学生公社”申请暑期工作。得到了在暑假中为华西大学农科主任丁克生先生调查成都四郊苹果园业经营状况的工作。丁克生先生请卜凯先生指导这项工作。当时，他已经与赛珍珠离婚几年，单身住在丁家二楼上。丁家是一所带院子的西式小楼。每逢我们去，丁太太就拉着长声叫：“Lossing，伙子们来了。”这“Lossing”就是卜凯先生的小名（中间名）。
农经系以调查研究出名，卜凯先生设计的果园调查表不但扼要明细，而且要求的答案十分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每次我们调查完一个苹果园，回来交表时，他都逐项审查。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必须重新去问明白，填写好了才算数。这对我们这两个本系的新生是个很好的锻炼。当然也有时被查问得有点“不胜其烦”的感觉。加之烈日高照，在乡间火烤似的小路奔走，很耗体力，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他严格要求绝不苟且。
回忆起那两个月：我忽然想到有些文人描述说赛珍珠的丈夫是个“无味的人”。赛珍珠是个文学家，遇见这样一位对事“板上钉钉”的丈夫，有时可能会有点腻味的感觉。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而马虎了事也不行啊！这可真可谓“全有理的误会”。
“板上钉钉”的卜凯就在1941年，结束了七年多的鳏居生涯，上帝赐他一桩意外之喜，他与农经系一位娴静的上海女性张渌梅喜结良缘。
好事连连。《中国土地利用》虽获盛誉，却无中文本。就在这一年，经卜凯的弟子乔启明、邵德馨、黄席群、孙文郁、杨铭崇等教授通力合作，终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在成都成城出版社印刷出版。乔启明在译文序中写道：
我国农事衰微，技术幼稚，人谋不臧，地利不尽，由来久矣。近念年来，一般有识之士，丁忧及此，殆莫不竞言以倡导土地。土地利用为今后厚生富国之要图。惟欲讲求将来之土地利用，即须首应明白现在土地利用之为状何若，究其得失，考其至此之原因，则大而整个国民经济政策，小而局部农业改进，始可行而有据，切合时殷。《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为就人地关系以剖析我国土地利用之空前巨著，其所贡献于国内朝野者，自无待乎赘言。
这部近七百页的中译本，是在敌机的轰炸中，用毛边纸赶印出来的。字迹模糊，装帧粗糙，但各大学和农业机构争相购阅。东京经济学大学教授罗欢镇说：“我们在估计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时，大量地使用了卜凯的数据。只要我们要想了解民国经济，卜凯的书是必须的参考。”中共元老徐特立也称之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胡乔木也认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很有研究”，并表现出对此书的极大兴趣。那时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
金无足赤。《中国土地利用》也有瑕疵。此书的调查囿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有的是在交通要道附近作的。据崔毓俊说，华北地区的调查是在京汉铁路、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各县及附近各县进行的。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梁方仲也撰文评介这部书，“应被视为现阶段关于这一课题的最系统、最全面的论述”，但书中有“许多次要的地区被研究，而许多重要的地区却被放弃了”，“对冬小麦——高粱区和长江稻麦区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双季作物区和四川水稻区的研究则相对较为疏忽”，“任何关于土地利用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完全不考虑农具的使用。然而，该书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一问题”。
三
汉承秦制。卜凯走后，金大农经系并未丧失在中国的影响力。全系有各类专家教授六十多人，其中卜凯选派的十多位青年教师到美国康乃尔等大学深造后，已成了中国农经学界的权威。
乔启明是卜凯的弟子中较独特的一位，他承袭了老师的衣钵，也发展和超越了老师的学说，开创了我国早期的农村社区研究，成为有影响的农村社会学家。
他于1897年出生在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抚育成长就学。因读书成绩优异，被山西省政府公费保送到金大农林科，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作卜凯的助手。乔启明生活在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多地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等现象，试图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方面入手研究农村问题。那时，金大农经系在南京远郊的农村服务站建起两个农民文娱中心。乔启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多在那里放幻灯、放电影或带领农民孩子做游戏。卜凯在晚年所写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一文中，对此颇有赞语。
乔启明在全国土地利用调查中，主持了苏、皖、晋、豫、陕等省十几个县的四次调查。他利用1926—1928年山西清原县农村调查材料，写出《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他指出，农村男女性比率严重失衡，“每女子一百人中，就有男子一百一十九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缘故”。于是男子成婚就成了难题，“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
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马克思在1850年的一篇政论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当时国内有一场关于中国人口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辩论。国内学者多持中国近年人口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应鼓励生育的观点。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他以1924-1925年皖、豫、苏、晋四省十一县镇四千二百一十六户农家总共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口人的调查数据为例，驳斥了应增加人口的观点，提出了治标（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和治本（实行迟婚节育）以解决人口过剩及由此滋生的社会问题的建议。可惜，书生言轻。
1932年，卜凯选派乔启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归国后，乔启明组织了对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的调查。随后在金大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他以讲义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实际调研数据，写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专著，194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他提出了控制人口标本兼治的措施，如提倡工商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
1942年，乔启明接任金大农经系主任兼全国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那时学术气氛活跃，金大农经系既有美国大学教授讲学，也请曾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Ｈ·姚诺尔（Zorner）来作苏维埃集体农业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对卜凯的农场土地调查和农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千家驹等来演讲或讨论。
乔启明认为，“三农问题”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致，但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主因。因此，新乡村建设必须组织农会。他率领农经系会同四川温江县政府及地方社团，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共同组成乡村建设协会。登记的合作社有一百四十个，联合社五个，社员六千六百九十七人；开办农民学校及夜校，组织辅导信用合作社业务，辅导设立造纸、纺织等小型工厂，从生产、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广受农民的欢迎，也导致地方恶势力的疑忌，被扣上“赤化”的帽子，被迫于1943年停办。
四十年代的“学者从政”风潮中，乔启明应国府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穆藕初之邀，担任该会副主委，两年后接任主任委员，主管国统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一度还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他幻想在更大的范围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农村社会改良措施，在激烈的阶级革命时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崔毓俊追随卜凯最早，也是他极为欣赏的弟子。
他于1901年11月6日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城东郊的一个中农家庭，先在北京教会学校萃文中学毕业，又读齐鲁大学修天文算数。因家贫辍学去北京萃文中学打工赚钱。后受裴义理影响，立志学农，于1922年考入金大农经系。崔毓俊因家贫申请勤工俭学，获得在卜凯办公室打算盘做统计的工作。1923年，受卜凯派遣，崔毓俊回老家完成了“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调查”的课题，承担了卜凯主编的《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部分章节。1925年大学毕业，卜凯劝他留校，芮思娄则建议他回乡创建农业推广基地。他选择了后者。1928年，冯玉祥将编余的五十名军官送到金大农事班受训。这批北方佬听不懂江浙老师讲课，金大调崔毓俊回校授课，从此成了卜凯的助手和农经系的骨干教师。
1932年底，崔毓俊参与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情况调查，受卜凯派遣负责西南地区。他经香港、海防、河内、老街，过中国边界河口镇而到昆明。他在大理中学教了一个月英语，在与学生建立了感情和教会他们农业调查的方法后，他选派一批中学生协助土地调查。这是卜凯最为欣赏的撒豆成兵的好方法。他在云贵历时一年，1933年冬回到南京，写有《到西南去》一文。他写道：
我这个南京金陵大学的农业调查员，若在内地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盘县到安顺的路上，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南京是大人物居住的地方。调查员和委员长又都有个“员”字。阴差阳错的，我就成了中央下来的委员。每到一村，团兵就找头目，逼着村子派一两个壮丁协助护送。有的村子一个不派，估计是给了团兵好处。有的村民一看见我们来，青年人就躲进山里。团兵就逼迫老太太，满山坡上乱喊乱叫：“小狗子！中央下来的委员要过路。不用你挑，不用你抬，单单领领路……”我们要靠团兵保平安，自然不能干预人家的“公事”，只好给点茶钱……
安顺是鸦片的重要集散地。每年六至九月，广东武汉等地的烟商云集于此。我们在安顺投宿时，店老板把我们当成烟商了。因为我们的口音、行装与烟商无异。此时由安顺到贵阳的公路是运烟的专道。有专运烟不载客的汽车，有运烟再搭一两个旅客的汽车，就是没有不运烟光载客的汽车。
安顺城里有烟馆八百余家。平均每个烟馆五套烟县，每套烟具每日烧一两烟土。依此计算安顺一处全年至少消费一百四十六万两烟土。按当地价格四角一两计算，每年要有五十八万四千元的钱消费在这亡国灭种的烟土上。想想就不寒而栗……
贵阳城西的蔡关乡后寨村的一个老者，伤心地对我讲了发生在该村的事情：过去村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十年前，省里的一个姓王的财政厅长发了大财，来后寨村置地。这位大人站在山上，眼睛看得着的，手尖指得着的都是他要买的地。他不通知，也不议价，只按他的意愿定价。他把钱给谁，谁就是他的佃农了。当时的田价是八十元左右一斗种，他只给三十元（贵州的农田不按亩，而按播下的种子算）。从此农户向他交租，还得向官府纳粮。这么好的自耕农，就这样变成了处处吃亏的佃农。听着老者的叙述，我这个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农业工作者，除了惭愧伤心别无他法！
卜凯的农经学派也称为“技术学派”，学者崔毓俊的喟叹，也反映出这门学科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尴尬处境。
1938年夏，金大农经系迁到成都青莲巷办公，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处长看到农经系的土地分类调查报告与土地陈报关系密切，要求合办四川各县的土地分类调查。自1938年秋开始，崔毓俊担纲负责，组织实施。1941年12月，因崔毓俊赴美留学，这项调查改由应廉耕主持，至1942年结束，历时四年，共调查了四川六十六个县的土地情况。但当时只出版了温江、双流两县的调查报告，余者因物价高涨，无法付印。金大农经系与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各有一份抄件。1946年学校迁返南京，调查资料全部带回。1952年校院系调整后，这批资料并入南京农学院保存，1954年冬校区失火，付之一炬。留在四川的那一份，也弃若敝帚，下落不明。
去了美国的崔毓俊在康乃尔大学进修农场管理学，硕士论文完成后，按导师的意见到农村实习。1943年7月，他赴纽约州东部盐点镇，到卜凯教授的小弟弟克莱弗德（Clifford Buck）的农场实习月余。克莱弗德夫妇俩都是康乃尔大学毕业生，有三个孩子，养有七十多头奶牛，一千二百多只蛋鸡，种有九百六十多亩玉米和苜蓿。8月，崔毓俊又去卜凯父亲的农场再实习。八十四岁的老卜凯在距纽约市六十英里的达奇斯县快乐谷（Pleasant Valley）经营着六十英亩（三百六十亩）苹果园，养有四头奶牛。早上挤牛奶，早饭后，他与崔毓俊开着装满空木箱的中型卡车到果园摘苹果，摘完的好苹果送往冷藏库。参与劳动的崔毓俊体会到，美国农场经营的成功，是建立在农民辛勤劳动、科技高度发达、经济原则合理、供销组织健全、农业推广机构服务完善等基础上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感叹道，虽值得效仿却难以照搬。
1944年夏，学成归来的崔毓俊回到成都金大，在农经系开设“农场管理学”和“农业经济研究法”两门课程。系里在东郊净居寺东的东山镇设立华阳农业推广辅导区，推广农家记账，由崔毓俊兼任主任。他带领张济时和杨声远两位辅导员，首先组织农民加入农场经营改良会。他们让入会的农民得到实惠，如获得农作物和畜禽的良种，以及先进的农业科技方法，以及优先借贷农业金库的农贷。农民眼见为实，参加“改良会”的有四十多户，记账的农家在合理利用劳力、安排资金等方面尝到了甜头。但“改良会”的成功，不过是一个精心培育的“盆景”。
四
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1991年是金大农经系建系七十周年。10月19日，一群银发老人在旧日校园成都华西坝聚会。抚今追昔，原金大农经系毕业生郑安乡填了一首《满庭芳》词，词曰：
雨霁风和，身轻足健，相携漫步黉门。
高楼燕饮，华发对金樽。
翁媪忘形尔汝，情怀逸，谐谑纷纷。
恍然似，青衿年少，课后聚新村。
重来游故地，新颜旧貌，意合形分。
叹韶华已逝，芳躅犹存。
俯仰徘徊指顾，荷池畔，云影波痕。
流连久，依依话别，暮色已昏昏。
老人对岁月的感叹，何尝不是叹息卜凯的农业经济学派在中国的命运？
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农业生产技术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诸项经济问题，若仅仅把它当做主要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同样是片面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卜凯不带主观色彩的著作，成了理解1949年前中国农业经济的宏观化和计量化的重要依据，也成为研究近代经济史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卜凯在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中为中国农业找出路的基点，他的观点和方法几十年后又一次被国人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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