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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在被病魔折磨一年之后，还是遗憾地走了。朱维铮不仅是历史的研判者，著述宏富，而且年轻时候也曾参与一段历史的创造。他或许带走了一段历史记忆，或许带走了一段学术。朱维铮逝去无疑是当代学术巨大损失，他所涉及的一些学术领域，可能不会很快有人填补。 学术机缘 许多人以为朱维铮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的大胆、犀利、敏锐，使人觉得他与正统学术有很大差异。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朱维铮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和所信奉的，不是经过修正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他通过特殊机缘获取的。 朱维铮1960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很快就被安排给陈守实教授当助教。此后数年，朱维铮追随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史，这些都是当年最时尚的课题，有几朵“金花”的雅号。 陈守实是清末经学大家孙诒让的小同乡，少年时代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入门弟子。陈守实不仅熟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范围广泛，而且追踪新思想，自觉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往往不屑一顾，但他毕生仰慕陈守实，自以为从陈守实那里获益良多。陈守实不仅为他打下自先秦至明清古典中国研究的基础，而且指导朱维铮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入手，慢慢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构建一套完整的思维框架，拥有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个框架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方法，如果套用中国学术史经验，其实就是“六经注我”，用自己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历史。 陈守实给了朱维铮理论和方法，周予同则给了他一个学术范围和大致方向。周予同毕业于北高师，算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弟子。所以朱维铮的学术血统不仅可以追溯至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而且还是章太炎学术传人。 周予同1960年代初受命主持《中国历史文选》编写，朱维铮就在这个时候给周予同“帮工”，负责查找资料、撰写题解、注释初稿。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检索条件，有时为了一个细小问题，必须一遍又一遍翻检大量图书。至于撰写初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充分消化史料，需要用最简约的语言表达。 《中国历史文选》选材上下两千年，涉及主题、人物、典籍、典故众多，朱维铮在这一工作中无形扩充了知识范围，提升了表达能力。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学术基本功训练，朱维铮在枯燥的训练中不知不觉增长了成为大师的潜质。 朱维铮成为一代学术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突如其来的文革打乱了这个步骤。过去有人说复旦历史系是文革重灾区，其实就是说复旦历史系精英差不多都卷入了这个以文化名义进行的大革命。 年轻的朱维铮博学善辩，文章写得也好。他很快在写作组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只是朱维铮的个性太不适宜于政治了，尽管他至死也不愿承认这一点。就像他所仰慕的章太炎一样，从来不喜欢以学术大师自居，而喜欢被视为大政治家，视为国师。 朱维铮政治上的悲剧无疑在于自负和盛气凌人，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风光并没有多久。短暂风光为朱维铮赢得了多年“牛棚”生活。不过他好像一直不后悔这段非常经历，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刻意掩盖，因为他觉得当年写作组确实高人云集，获益良多。他后来曾不无调侃表示自己毕业于“文痞训练班”，以为正是这段特殊经历提升了自己的学问段位。 文革晚期，朱维铮政治处境略有好转。在评法批儒时，他受命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段经历虽然显得有点荒唐，但对朱维铮后来的学术发展其实非常重要。 经学史 现在追念朱维铮的都喜欢说他是“最后一位经学史家”。确实，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朱维铮可能会以这样的定位进入。他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应该追溯到跟随周予同的时候，因为周予同是钱玄同的学生，钱玄同很早就有重评经今古文问题的专论。或许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周予同在大学毕业不久也有类似作品发表，用今文经学观点去解释经学史上的争论。他们师徒其实都是在祖述近代以来直至康有为所有今文经学家的看法。 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当然受到周予同的强烈影响，他为周予同的经学史论文结集就是一个重要契机。这部论文集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除了朱维铮精心编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维铮为这部集子写的长篇序言《经学史研究五十年》。这篇论文对近代以来经学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提出应该将经学史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史进行研究，而不是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或古史辨派那样简单处理。 由于五四激进反传统，经学渐渐被打入冷宫。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即便读过《论语》、《孟子》，但基本没有读过五经，因此朱维铮通过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进入经学，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增进了他的博学和精深。 朱维铮进入经学史研究的第二个管道是章太炎。他在文革晚期参与章太炎作品注释，其实真是一个难得机会。朱维铮这些功夫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白费，相反，他在文革一结束，就和复旦另一才子姜义华合作推出《章太炎选集》。 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是乾嘉汉学殿军，是古文经学重要代表。但他毕竟生活在近代转轨时代，对于西学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因而在揉和中西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现代中国新学术发生起到先导作用，现代中国新学术很多分支都能追溯到章太炎那里。 然而在1949年之后，章太炎的作品渐渐成为古董，能够读懂章太炎就算很了不起。朱维铮、姜义华在1980年代初拿出令人服气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仅其简短题解、简要注释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章太炎对经学史的表述与周予同传承的今文经学完全不同，于是朱维铮通过章太炎建立了一个与周予同完全不同的经学史解释体系。如果仔细阅读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再去回看周予同的作品，就能看出两人在经学史上见识的差异甚至高低。 朱维铮在研读章太炎文献的同时，又不能不用力研究章太炎学术的对立面康有为和梁启超。朱维铮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有康有为卷，对于康有为大量未刊散佚文稿，朱维铮也比较早地进行搜集整理，只是朱维铮受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不太认同康有为的人格，因而在对康有为的研究上，朱维铮实际上存在某种成见。 相对而言，朱维铮对梁启超的观感要好些，他不止一次对梁启超的著作进行整理或校注。他编校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考验，已经积淀为“新经典”，但凡研究清代学术，需要利用梁启超这两部著作的，无不以朱维铮的整理为善本。 通过康有为、梁启超，朱维铮对经学史、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观察，他不仅顾及到了从顾炎武以来汉学家的学术贡献，而且跟随康有为、梁启超的描述注意到了常州学派以来今文经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正如钱穆很早就注意到的，如果只看梁启超对清学史的解读，一定会得出一偏之见，很难看到清学史全貌，所以钱穆发奋著有同类著作以弥补。现在朱维铮不仅注意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精心研读过章太炎，所以他能很敏锐地看到康梁在学术上的问题。在谈到清学史建构时，朱维铮注意到章太炎发凡，梁启超起例，钱穆叙事更精当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在朱维铮的心目中，一个更合理的清学史、经学史，可能还有待于事实清理，有待于未来。 朱维铮对经学史的见识与归纳，确实不是偏听今文或古文所能达到的。朱维铮确实有超越今古重构经学史的构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他对经学史、清学史最完整的表达，没有看到他的经学史全本。 文化史和思想史 陈守实、周予同、章太炎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师，朱维铮通过他们不仅弄清了许多学术史的问题，也重新建构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朱维铮本来就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独到研究，本来就不同意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因而他化用欧洲“中世纪”说法，将秦朝之后至明末这段一千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的中世纪”。 按照朱维铮的看法，古典的中国，或中世纪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的疆域在变化，传统在变化，只能在变动中去观察中国，理解中国，才能弄清古典中国的意义和真相。按照朱维铮的看法，中国传统不仅有历史时代前后不同，而且有空间上的多元。所以朱维铮有一本《音调未定的传统》，专说中国文明形成的复杂性。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热中，朱维铮是少数几个弄潮儿之一。他们有见于往昔数十年只谈政治不谈文化的事实，倡导对文化文明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掀起一个文化史研究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朱维铮参与创办了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参与主持了构思宏大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然而后来因种种原因，大约主要是朱维铮不善合作不善沟通的原因，都无疾而终，国内外学者对此深感惋惜。 从文化上研究中国，不能不重提孔子，重提儒家，重提中国传统。在这几个方面，朱维铮都有卓越贡献。据他说，那本以蔡尚思名义出版的《孔子思想体系》就是他的手笔，这部著作的思路及行文风格确实不是蔡尚思的。这部书是五四后对孔子生平经历及思想价值的重新评估，影响巨大，不仅开启重评孔子重评儒家的先河，即便在大众传媒上，也因讨论孔子父母的婚姻问题而成为热门话题。 朱维铮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格外熟悉，与国内外相关专家也有很好的互动，他个人对历代思想人物也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1980年之后相关学术会议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也总能听到他独具一格的言说。思想史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但他不太认同传统思想史的表达方式，不论是过去的学案体，还是后来的章节体，在朱维铮看来，都有很多不足。但究竟应该怎样表达，《孔子思想体系》是否就是范式，相信朱维铮对此也并没有足够信心。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朱维铮有一篇探讨儒学独尊转折意义的论文，最早发表在一本非常专业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做得非常细致，不仅从政治上解读了西汉政治的发展，而且从思想史上评估了儒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带给中国的后果。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应该视为朱维铮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化用欧洲的说法，将秦汉之后的中国定性为“中世纪”。那么按照他的逻辑，中国在十七世纪与欧洲重新接触后所走的路，就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 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研究，按照朱维铮的说法，很早就开始了，1949年之后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研究在中国生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途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触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注意到了社会内部出现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就是要脱离“中世纪”旧有轨道，有向近代迈进的冲动。 朱维铮分析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理论框架，确实没有超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基本上是从生产力变动、生产关系变动这些视角观察问题，他所注入的新东西，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文化史的视角。他认为，从文化史视角观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可以获得若干新的发现。比如中国文化在十七世纪之后究竟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与西方文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都是过去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无法深入探究的，只有放在文化史背景下方才有这个机会。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在过去二十多年先后出过正续两大本，其中收录的文章确实长短不一，风格有差异，体例也不太一致，但这两本书始终如一获得读者欢迎，朱维铮本人也格外重视，以为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 从学术史视角观察，朱维铮是当今中国极少数深入研究章太炎《訄书》及《检论》的人，他有长篇名文探讨从《訄书》到《检论》结集过程所体现的章太炎思想变迁，揭示章太炎通过两次结集营造思想体系的努力。依据这个观点分析朱维铮两部《走出中世纪》，其实也能隐约觉察到作者营造思想体系的学术野心。作者通过这两本书探讨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满清统治者与汉人与西方传教士的多层复杂关系，探讨十七世纪之后的中国与世界，探讨传统思想学术比如孔子、王阳明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朱维铮在这一系列探讨中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源和学术基础，其充满哲理的文字表述也被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追捧。 根据朱维铮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起点绝对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是应该往前追溯至利玛窦和徐光启时期。在朱维铮看来，利玛窦与徐光启是中西文明交汇时期两大伟人，特别是徐光启对西方文明的通达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朱维铮稍后又致力于徐光启研究，不辞辛劳整理编辑徐光启作品集。 求索真文明 根据朱维铮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是一个复杂转型过程，是中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一个新兴国家逐渐崛起的过程。 朱维铮在名为《求索真文明》一书中，重新探讨了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三百年学术史，以为晚清学术确实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所贩卖的西方古代、近代学说。所谓“西学”，早在利玛窦、徐光启时代，中国众多学者已相当熟悉。十八世纪清廷越来越频繁的“禁教”，将西学渐渐变为潜流，但没有使其消失。即便从来不说西方学问的乾嘉诸老，其实骨子里和学问深层，都包含着西学的大量因素。 朱维铮对清代政治及文化交流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他当然不愿认同通行的近代史讨论框架，不愿认同清帝国是在挨打之后方才觉醒的传统判断。根据朱维铮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前很久，思想界一直存在“自改革”的呼吁，但清廷沉湎于自己营造的虚幻繁荣之中，不愿觉醒，不敢正视现实，只是到了乾隆帝去世，中国政治方才出现转机，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政治理想纷纷出笼。其中有僵死的理学，有盛行南国的汉学，也有源于吴越的今文经学，当然还有蛰伏已久的西学。正是在这种思想觉醒的时刻，中国人开始探究哪些才是对未来有用的真文明，哪些问题才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真问题。 重读近代史 在朱维铮生命最后几年，其学术兴趣不知不觉转移至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上。朱维铮认真研究过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研究过近代一大批追求富强转身向西的中国人，主持编辑过“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合作有《维新旧梦录》，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与著作，朱维铮差不多都曾仔细阅读和研究，他当然有资格“重读”近代史，表达自己对这一百多年历史的看法。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的论文最初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等各种报刊专栏上，由于他侧重于“新意”表达，坚持没有“新意”绝对不写的原则，因而这些短论几乎篇篇叫好叫座，当然也几乎篇篇引起争议。这个效果，其实也是朱维铮所期待的，他就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心得影响最大多数读者，进而渐渐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史的叙述。这些短论后来结集为《重读近代史》出版，受到读书界热忱欢迎。 在《重读近代史》中，朱维铮确实做到篇篇出新。比如他在第一篇讨论“落后”是否必然挨打问题时，就用大量事实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的GDP占世界总量百分之三十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抗衡。根据这些数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判断当然缺少历史依据。在朱维铮看来，挨打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那时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着的世界，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终于使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沦为了“东亚病夫”。 朱维铮的证据当然是可信的，新意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得不指出，朱维铮对近代史的重新解读缺少了两个要素。第一，或许因为年龄原因，朱维铮无法或没有足够时间阅读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因而他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其实只是针对他们“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不是我们这一代正在研究着的近代史。朱维铮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范文澜、刘大年和胡绳，他们对近代史体系建构确实影响巨大，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一线学者继续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框架中叙事言说了。 第二，朱维铮对近代史的解读正如他对经学史、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一样，比较强调对立、对垒，其实就是始终蕴含着一种“斗争”、“冲突”意识，因而他在述说这一百多年故事时，更愿意接纳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政治对立面的批评，而不去辨析资料的可信度。举一个简单例子。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中多次提到慈禧皇太后，在他的叙述中，慈禧就是恶魔，就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这里显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朱维铮的叙述，其实就是中国正统史观中的男权主义立场，红颜祸水之类的意思，在书中不止一次流露。二是朱维铮所凭借的史料，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当年的政治批评，而没有能够超越当年现实政治冲突，没有研究清廷档案或相关文献，偏听偏信，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政治层面去分析近代中国政治进展，用事实而不是用传说去重新描绘晚清政治地图。 《重读近代史》确实是朱维铮那一代学者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确实体现了作者的史德、史识和史才。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到了晚年能够形成这样的看法，也确实是一种觉醒，一种自觉。作者反思历史，提出许多新颖别致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这些解答不论存在怎样的不足，其实都在向着真实的历史逼近，由此也体现出作者的大家风范、学术底气和纵观古今的学术视野，代表了那一代历史学者的史识与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