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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斯坦利·柯特勒(Stanley I. Kutler)退休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美国史与美国制度的讲座教授，著名历史学、特别是法律史学家。他也是《美国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杂志的创建者，并长期任其主编。他还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史丛书》的顾问编辑。他的著作涉及美国史的许多领域，特别集中于立宪史和20世纪史。其主要著作有：《滥用职权：新发现的尼克松录音带》（自由出版社，1997）；《水门事件的斗争：理查德·尼克松最后的危机》（克诺普夫，1992）；《美国的严酷审讯》（希尔与王出版社，1982；中译本为《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83年曾获美国律师协会银槌奖；《特权与创造性的毁灭：查尔斯河桥梁案》（诺顿出版社，1978）；《司法权与重建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此外，他还在美国史的各种不同领域著或编有半打以上的教科书，其中有《最高法院与宪法》（诺顿出版社，1969，1977，1984；北京商务印书馆出有中译本）、《探索美国》（诺顿出版社，1975，1980）。一些顶级的历史和法律期刊发表过他的学术论文；他的各种参考性著作获得过许多奖项：由他编辑再版的《美国历史辞典》（斯克里布纳出版社，2002）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工具书奖”；他还参编《美国20世纪百科全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5）和《越南战争手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6），前者获“图书出版协会最佳工具书奖”，后者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工具书奖”。 柯特勒多次被邀请到国外讲学并获奖。他曾是古根海姆奖的获得者；1991年，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政治学的加里波第讲座教授；1982年，以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杰出交换学者”身份到中国讲学；1987年，在秘鲁获得福布莱特40周年纪念会“杰出演说家”称号；1984年，任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两百周年项目”教授；1977年，以“福布莱特演说家”身份到日本讲演。 柯特勒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心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艺术活动。他经常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和评论，作品见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民族》杂志、《高等教育编年史》、《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州报》、《沙龙》、《美国展望》等多种知名报刊。他时不时地作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以及“今日”、“夜线”等多档电视栏目的评论家，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此外，他还担任电影制作顾问。由他出任历史顾问的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水门事件》曾赢得艾美金像奖；Showtime电视台邀请他指导电影《罗纳德·里根被袭击的那天》的拍摄；HBO电视台则将他的著作《水门事件的斗争》选为拍摄素材，他与编剧哈利·希勒合写的荧幕新剧《我，尼克松》2010年3月在芝加哥制作完成。 （二） 柯特勒是美籍犹太人，对中国具有兴趣和同情心，乐于促进中美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1982年5月，他通过美国的“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以杰出学者身份来中国讲学，先到北京，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史所的接待；由于我当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在北京讲学完毕后，就前来我所在的武汉大学进行访问。5月11日，我们第一次会面；12、13日，他在武汉大学做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学术报告；14日，他和历史系对美国史感兴趣的师生进行了座谈。在这些活动中，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听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我的大体印象是：他介绍了美国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情况；他在谈论他对美国历史的看法时，既讲光明面，也不隐瞒阴暗面。我们也向他介绍了我校美国史研究室和当时中国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概况和我们对美国史的大体看法。他回国以后，我们还保持通信联系。 1983年初，他给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黄绍湘理事长写信，告诉她：他正在筹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名称是“外国人看美国史”；会议的主旨，是邀请一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史学者，将自己优秀的美国史著作提交会议，供全体与会者自由评论，存异求同，并结集出版，介绍给美国读者；会议的地点，在意大利贝拉焦半岛的洛克菲勒研究与会议中心。他邀请黄绍湘、杨生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我一同参加，黄绍湘给他回信说，她不参加。于是，7月11日他给我写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诚恳而迫切地希望我能接受邀请。我接此信后，进行了仔细的思考。首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向将美国人民和美国统治者区别对待的，和一个一般美国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其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人，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想法：人类生活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具有全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中，比起生活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中，是更为安全、更为和谐、更容易发展和进步的。当前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交通和通信技术如此便利，人类的交往和联系如此频繁而紧密，这种趋势，是有利于、而且已经在渐渐促进民主、法治并具有政治共同体的全人类社会的建设的。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雏形。但是，由于目前的国际社会仍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各主权国家的人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各不相同，建设这样一个全人类政治社会的进程，是有很大阻力因而非常缓慢的。为了消除这种阻力，加速这一进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负有主要责任，以一种同情和宽容的“世界公民”的心态，追求真理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从各种不同的途径，采取各种不同措施，创造和不断加强一种“和而不同”的各色国际交流环境和机制，作为温床，孕育和促进上述具有政治共同体的全人类社会的诞生和成长。从柯特勒教授在中国讲学的经历看，他是在致力于创造这种“和而不同”的国际交流环境与机制的；他正在筹备的贝拉焦国际学术会议，也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国际交流机制。出于以上的考虑，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这次会议定于1984年6月4—8日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从马列主义观点看美国现代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冒着风险试写的第三篇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美国史论文，完稿于1983年2月4日。当时湖北省理论界仍然相当保守，由于此文中有的论点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个别论点不一致，我觉得此文在湖北地区难以发表，于是“明知故犯”地寄了一份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份给理论界掌门人胡乔木，一份寄给我熟识的《历史研究》编辑严四光。后来，只有严四光给我寄来5份该文的打印稿（据李慎之同志以后告诉我：严四光曾将此文打印稿寄给北京理论界某些头面人物征求意见，大约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历史研究》就未发表此文）另外，当时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夏邦新听说我写有一新观点的论文，曾于3月17日前来取去一份，看看能否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省社联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上宣读或者印发，但他们审读后，还是退了回来。 正当我感到这篇论文将无法见天日时，我接到柯特勒教授7月11日的信，信中还让我提交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美国史论文。我接此信后，一方面感到高兴，因为这篇论文有派上用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我知道，当时党内有规定，凡是未公开发表的著作，要提交国际学术会议，必须先取得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批准，而武汉大学当时党委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不懂学术，他这一关是很难通过的。果然，武大党委一直拖着不给我答复，后经我一再催促，才给一含糊其辞的答复：“你的论文与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不一致的，请你慎重考虑。”我不得已，才想到比较开明的上海学术界。1983年12月13日，我将论文寄给同情我学术观点的上海青年学人王毅捷，他和上海《社会科学》编辑张家哲研究后，让我将论文压缩到10000字，在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2月号上发表了。这样，我才赶在贝拉焦会议1984年4月1日截止收稿期前寄去了论文。 贝拉焦会议虽然接受了我的马列主义的论文，但它对我的论文表示冷漠。不独在我宣读论文摘要后未予认真的讨论，在下午我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和号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法国第八巴黎大学女教授玛丽安娜·德布齐意见时，他们都公开声明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当时很生气，向会议主持人提出要求，给我机会，让我对这次会议的本身提出批评意见。 可喜的是，这毕竟是一次“和而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它虽然对我的论文冷淡，但不独允许我对这种冷淡提出批评，并且对我的批评表示了真诚的认同和很高的赞赏。会议的最后一个下午，他们给了我充分发言的时间。除说明我当时仍然相信非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原因之外，我还严肃地指出了这次会议的缺点。我说：“既然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国美国史学家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我研究美国罗斯福“新政”，美国有关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我都是涉猎过的。但是我认为，参加会议各国学者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比如，法国德布齐教授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在会上的发言虽有思想，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常识都弄错了；她不独未读我论文全文，甚至未细看我的发言稿，就说里面没有新东西，这能有助于我们的交流与了解吗？中国有10亿人，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苏联是个大国，还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中，也有些人相信马列主义。因此，如果大家只想在自己国家里做个大学教授，过舒适安定生活，不研究马列主义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可能受到联邦调查局那一类机关的纠缠。但从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的责任来考虑，从马列主义产生以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考虑，大家这样不关心马列主义，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不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与了解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美中不足。” 我发言时，大家认真地听。发言完毕，大家热烈鼓掌，纷纷前来和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我发言很即时、很有使命感，很为人类前途着想。作为会议组织者，柯特勒教授一再向我表示，说我对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是完全正确的。 （三） 贝拉焦会议后不到半年，我又接到柯特勒教授1983年11月7日的信。他告诉我，他已向美国的“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提名我为该委员会“杰出交换学者项目”1984－1985年中国方面候选人。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是由美国各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联合赞助的，其经费由政府机构和民营基金会提供。1972年起，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互派代表团。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着重进行各种个别学者的交换和双边会议的赞助。柯特勒1982年以杰出学者身份访问中国，就是由该委员会的“杰出交换学者项目”资助的。 1984年8月10日，柯特勒来信说，他对我的提名已获批准。我可以以“杰出学者”身份得到资助，从1984年11月1日起，赴美国作为时两个月的讲学、访友、研究活动。他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历史系将是我的东道主。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份详细的旅程。11月1日至4日，我在旧金山，除参观金门大桥等景点外，主要是到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书库选书。亚洲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一个和平、繁荣、正义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它的主要项目之一是向亚洲国家和地区赠书，其对华的赠书项目始于1980年。当时我到该书库为我们美国史研究室选书200余本，这当然对我们研究室的工作很有帮助。其次，经友人的介绍，我参加了一对美共（马列）党员夫妇组织的舞会，丈夫为华裔，妻子为美国人，他们告诉我，参加这次聚会的客人，一半是激进分子，一半是自由主义者。柯特勒虽然不一定情愿我参与这一类活动，但他完全宽容我的任何选择。 4日晚我到了麦迪逊，12月2日才离开。我其所以在这个城市逗留28天，主要是听从了柯特勒的建议，让我广泛且深入地接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非常有建树的史学研究工作。这个学校曾出现过以约翰·康芒斯为首的劳工史学派，以威廉·威廉斯为首的外交史学派，和以J.威拉德·赫斯特为首的法律史学派(柯特勒即该学派主要成员)，当时仍拥有一批富有成就的美国史学家。另外，该校拥有丰富的历史学藏书，除总图书馆收藏历史图书外，还有一个原属于威斯康星历史学会的历史图书馆，专门收藏美国史、加拿大史和威斯康星州史的图书。 在这28天中，我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其一，我在历史图书馆中抄录了有关20世纪美国史的新书目录约550种，还重点浏览了这一世纪各个时期的关键著作。可以说，这项工作为我们美国史研究室日后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冲破二战后的禁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二，我补写了“35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一文，并将之翻译成英文本American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作为我在美国讲学之用，并于11月27日向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做了报告。其三，我与几位历史系教授和一位政治系教授进行了个别的交流，虽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等，常有歧见和争论，但彼此相互理解与宽容，态度始终是友好的。 在麦迪逊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国际性形成了明确的印象。威斯康星建州于1848年，翌年即在州首府麦迪逊城建立威斯康星大学。从很早时期起，该校就很重视自己的国际性和国际形象。1874年任校长的约翰·贝斯甘姆说：“在国外所受尊敬及容纳更多外国学生，会提高一所大学在国内已得到的评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广阔的胸襟，我们便不能获得扩充生命的力量。”以后该校董事会和领导人也有类似言论。1984年11月15日，该校校长欧文·谢恩约见我时说：“我很高兴本大学是个国际性大学；全校3万多学生中，外国学生有3500人，约占1/10，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学生达540人。”他给我的名片上有中国名字“沈艾文”。他告诉我，他生于华人较多的西雅图市，从小学到大学都和中国或中国裔的同学交往，养成一种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菜的习惯，而且诚恳地表示，他们学校愿意和武汉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为保持和发扬国际性，该校除设有外国师生办公室，帮助外国师生办理登记、注册、开展社交活动和解决某些生活问题外，还鼓励和支持一些群众组织与活动，如麦迪逊国际学生之友社、国际学生协助中心、促进国际联谊夫人组织、家庭寄宿计划、美国家庭招待计划等，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般是志愿性的，他们还免费辅导外国学生提高英语水平、补习功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校还专门设有一“与中国联络员”。在我访问期间的联络员是玛乔丽·约翰逊夫人，她曾数次访问中国，也到过武汉大学。我初次见到她时，她就十分热情友好，11月22日是感恩节，她担心我一人感到寂寞，让她的丈夫、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开车来接我到她家晚餐。一到她家，看见到处是中国的工艺品和文物，客厅4壁挂满了，有一副对联只好挂在走廊里。餐桌上的客人除我以外，还有日本、玻利维亚、赞比亚、马来西亚的男女留学生，席上气氛轻松愉快，约翰逊夫人的谈锋有个基调：尽管国籍、民族、政治与学术见解不同，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前途，人们都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朋友，为促进国际友好与合作而努力。 12月2日至5日，我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人是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杰斐逊勋章获得者，美国历史丛书主编、著名黑人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教授。我在杜克大学历史系作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的报告（也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参加），参加了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尤金·吉诺维塞夫妇共进午餐，并与著名20世纪美国史学家、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董事、《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作者之一的威廉·洛克滕堡教授讨论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另外，还和富兰克林教授及其同事讨论了关于林肯总统评价、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低潮、里根政权性质以及里根竞选胜利原因等问题，有相同的观点，也有歧见。 12月6日，我抵达弗吉尼亚科技大学。次日，该校历史系教授汪荣祖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中的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1983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经济学家熊映梧的一篇震撼世界的论文：“从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认为《资本论》存在局限，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而当代的资本主义并非腐朽、垂死的，仍旧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这篇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公开挑战《资本论》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海外首先是日本、香港重要媒体的重视，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并予以转载。当时出席欢迎酒会的，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该校十大“杰出学者”之一的罗伯特·马沙克（Robert Marshak）。经汪荣祖介绍后，他就握着我的手，非常兴奋地向我提及熊映梧的论文，并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政治气候很快将比较宽松，学术研究将比较自由。但我并不像他那样激动，因为据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认为这乃是一些美国学者，尤其是像马沙克这种不太熟悉政治的自然科学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过分乐观的愿望和幻想，并不一定代表中国政治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接下来我前往纽约，从12月9日至22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学活动，会见了几位在当代美国史学界深具影响力的学者。我与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美国史学界头面人物、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小阿瑟·施莱辛格教授共进午餐时，谈到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历史发展趋势问题，他还告诉我正准备动手写《罗斯福时代》第4卷。17日，美国各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约翰·威廉·沃德教授请赴晚宴，在座的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肯尼思·普鲁伊特，纽约人文科学研究所威廉·泰勒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劳工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曼等人。他们就美方较大规模援助我国美国史学研究问题交换了意见。格特曼教授向沃德教授提出建议，资助我们撰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们及主要作者于1985年年中访问美国，由美国方面邀请一批史学家提供咨询意见，并补充资料。在翌日的单独会面中，沃德教授向我透露了他们正在酝酿的计划：征集50万美金，帮助我国建立6个美国史图书馆，为我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格特曼教授及其夫人除请我赴家宴外，还提出了帮助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工作的具体计划，这些我在另一回忆文章中谈过，这里就不重复了。非常不幸的是，1985年沃德教授因故自杀，格特曼教授的讣告也于同年传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事业原本有望得到的大力援助与美好前景，因而流产。 此外，我在纽约还参观了《每月评论》杂志社，会见了该杂志的创办者、著名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教授及其亲密同僚哈里·马格多夫。斯威齐曾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在冷战与麦卡锡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他和马格多夫让我从每月评论出版社的书架上选择了10余种他们的主要著作，次年寄赠给我。19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成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与我会面，除赠书两册外，还带我到旧书店选购图书，并表示了访问我国的愿望。我们谈及他的叔父、美国共产党的主要学者菲利普·方纳时，埃里克认为，美国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我在美国访学的最后一站，回到了40年代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此时学校已经放假，我只见到该校历史系主任、美籍日本人入江昭教授。27日至29日，美国历史协会1984年年会在芝加哥召开，我与柯特勒、富兰克林、洛克滕堡等诸多历史学家再次见面。时任该协会主席的阿瑟·林克教授是美国研究威尔逊总统的权威学者，我曾翻译过他著名的教科书《美国世纪：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他对美国20世纪前30年历史的研究让我受益良多，这次年会使我们有缘相见、互致谢意。另外，美国的一些主要出版商都在年会上举行展销活动，我通过富兰克林等人的帮助以及自己的争取，获得了30余本赠书。 综观这两个月来我在美国的讲学、访友和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很值得的。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我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极难避免公式化，大都只能是老生常谈。从1979年起，我们接触了一些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史学者，读了一些这类学者的著作，了解到许多左倾教条主义美国史学者有意无意弃而不顾的大量美国史实和不同观点，我对美国史的视野便忽然扩大了，对美国史的看法就更全面了。到1983年，我已写出3篇反左倾教条主义的美国史论文，一本具有新内容的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讲义。但是，这还是很不够的。正如柯特勒在提名我以“杰出学者”身份访美的信中所说，要真正地研究好美国史，对美国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还应再访美国，尽量接触极其丰富的各种美国史资源，与众多优秀美国史学者交流。应该说，两个月来，柯特勒教授一直是在帮助我接触尽可能多的美国史资源，会见尽可能多的优秀美国史学者的。不仅如此，出于自身的学术旨趣和政治立场，柯特勒邀请我到美国，最希望我会见的是主流派亦即自由主义的美国史学家，最希望我阅读和接触的是自由主义学者们的著作。但是，当我提到会见美国共产党史学家菲利普·方纳、新左派史学者埃里克·方纳和尤金·吉诺维塞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等人时，他也非常谅解、宽容，尽可能帮我联系。他自己虽不相信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著作没什么兴趣，但对我阅读和购买这类读物，却完全无介于怀，处之泰然。因此之故，这次访美之行，我的收获的确是很大的。 （四） 1984年12月我仍在美期间，就接到柯特勒的信。他告诉我，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己批准他再次以“杰出交换学者”身份访问中国3周。后来经过多次协商，他决定1986年5月与夫人一同来华，主要在武汉大学讲学，也希望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并去一趟北京。1986年5月12－23日，他在武汉的活动如下：由我主持，他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权力与法制”的系列讲演，讲题为：政治理论与宪法，美国的司法复审权，法律、政府与经济，种族与民权革命，公民自由：言论自由问题，“帝王式”的总统职务；在我参与下，他指导美国史研究生论文写作共4次，论文题目为“战后美国工人运动”，“战后美国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70年代的美、苏关系”，“卡特政府时期在美国现代史上地位”，“沃伦法院”，“战后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和“战后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他和美国史研究室李世洞和谭君久两位老师分别讨论了美国宪法史学问题和两党制问题。另外，还到华中师范大学与有关教师座谈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的关系问题。 除讲学活动外，我还陪同他们夫妇参观了武汉市主要景点，和韩德培教授分别举行家宴招待了他们夫妇。经过这次比较长期的、密切的、个人间的接触和交流，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似乎有了一定的质变。大体上可以说，我们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钦敬；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已经基本超越了国籍与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是站在全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立场，但凭理性与理想相互交往，为人处事。他在访问上海复旦大学与北京时来信，对我和我的研究生(特别是韩铁和徐以骅)赞扬备至；回国以后，又和我商议1987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双边学术会议，讨论美国宪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美之间的定期学术讨论会，不断增进两国、两国学者与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要求和听取我提供信息和建议，我也无私地、真诚地尽量滿足他的要求。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两国定期学术讨论会的设想未能实现。 在柯特勒的心目中，似乎有一个不论政治体制的人民的中国，所以在1989年“六 四”风波期间，他不像美国政府和有些美国人那样，谴责和要求制裁中国；却在当时给我的信中，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深深叹惜中国似乎还看不出有一种政治力量，在短时期内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他是滿怀这种愿望的。在他的心目中，似乎也有一个抽象的人民的美国，所以他认为198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是未经思考的轻率行为，是某些压力集团强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合情合理。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可以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以上我对柯特勒教授思想和人品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所有论述，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本文第一节中，我曾提到1982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美国的严酷审讯》，199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它的中译本，译者为我的小儿子刘末，书名改为《美国八大冤假错案》。作为本书的校者，我仔细读过这本书，并反复思考过作者撰写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书中描述的八大冤假错案，都产生于美国一个很不光彩的年代。当时，美国对外与苏联进行冷战，国内则有狠骗恶诈、卑鄙无耻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揭发这个不光彩时期造成的重大丑恶事件，显然是揭露美国社会的最黑暗面。柯特勒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呢？难道作为美国公民，他不爱国？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和一般庸俗的爱国者不同；他所爱的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美国，一个对外与其它国家和平共处、对内民主法治的美国；一个容忍甚至制造八大冤假错案的美国，他是不爱的，是禁不住要进行揭露批判以求其不再重现的。 1994年初，《美国八大冤假错案》中译本即将完稿。2月26日，我接到柯特勒来信，他说他愿意为中译本写几句活。3月2日我回信说：“我们自然很高兴你能为中译本‘写几句话作为一个新序言。’我喜欢这本书，同意你对美国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的比较论述。我羡慕你能在美国撰写并出版以人类的正义描写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的书，……。亲爱的朋友，我非常欣赏你写此书时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崇高感情。当我读你的书时，我也在读一种正义的、无私的心灵。这就是我们这些没有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能对社会和人类作出的贡献。” 实际上，柯特勒不仅写这本书时具有这种高尚的思想感情，写其他著作大体也如此。比如，他为什么在“水门事件”逝去多年以后还要写《水门事件的斗争》这本书？他把尼克松钉在美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位总统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尼克松不仅从事犯罪活动，还很不诚实，而一个不诚实的总统是会摧毁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传统的。尼克松因犯有这种严重罪行被迫辞职后，他和他的某些同犯还一再为他辩护，将“水门事件”轻描淡写成他们与东部权势集团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对此情形，柯特勒当时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心境难平”。他认为，不彻底地揭发造成“水门事件”的社会根源和尼克松人品的不良影响，不对“水门事件”之争的是非曲直讲过清楚明白，是会对美国的政治伦理造成长期不良影响的，他的心情也是难得安宁的。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断地给我发来批评美国政府不良政策的文章，力求保护他心目中那个人民的、现代文明的美国。 屈指一算，我与柯特勒相识相交已经29年，虽然各自生活工作在政治制度不同的两个国家，却始终保持着诚恳而亲密的交往和友谊。直到现在，我们还时常通过电子邮件互致问候，交流思想感情，议论世事，臧否人物。何以如此？我想，大概是因为作为喜欢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学者，我们两人对有关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有歧见，却能相互宽容和谅解，为自由交流思想和感情保留足够的空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让这段29年的友谊葆有持续的生机。 2010年10月25日改旧作于求索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