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篇 我初次到北京是路过。那是在1950年5月末，当时我们湖南同学参军的同学，在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的率领下，经北京转车前往东北四平。我们到达前门车站后，在司法部街附近作短暂的停留。记得，我们去前门大街买吃的，一个酒店当垆的妇女问：“你们是哪儿人呀？”而我们全都说的是一口的湖南话，回答时她也听不懂。以后，在东北几年，才勉强学得比较易懂的普通话。 自1950年起，我在部队一直是学习理论和做机关工作。因曾给首长当讲课的助手，故除了学习到一些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理论以外，我个人还买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干部必读十二种、当时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苏联出版的《列宁文选》和1953年国内新出的《列宁文集》等书进行研读。不敢说都已掌握，但的确对那些基本的著作已相当熟悉。 1954年，国家号召机关干部升学，我也就大胆向组织上提出了考大学的请求，并获得批准。参军前我虽在湖南大学中文系读过一年，并学过一些文学的知识，但因在部队受到马宁主义的熏陶，并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使我对选择未来的专业有了新的看法。主要认为马列主义其实也就是历史理论，对我说，学历史也比较实在，于是就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不意有幸被录取了。 随后就办理去北京入学的手续。机关对我也很照顾，后勤部门按规定给我买了软座车票，车厢没有坐满，很舒适，经过一天多的旅行，在抵达首都前门车站时已经天黑了。当时我除带了一个行李卷外，还有一个用木板（未经油漆）钉成的部队用的公文箱，里面装的全是书。因拿不动，我便在车站找了一个拉板车的搬运夫，给他二元钱，托他将这两件东西送往北大。我不知道到北大后住在何处，只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并说明我是历史系的新生。他说我就不用管了，会给我送到的。我也没有问他的姓名和地址，就自己一个人上了去西直门的有轨电车，车上铃声丁丁，不久就到了西直门，下车后排队等候开往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直到晚上八点以后我才到达北京大学，被引领到大饭厅对面的四斋宿舍居住。而那位给我送行李的北京老乡竟随即就到了。我除了对他表示感谢之外，还觉得这位老乡真是忠实可靠。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姓氏名谁，但可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 我转业到大学读书，与调动工作相似，并没有想过学费负担的问题。当时国家的规定是：每月发给调干生的助学金分25元和29元两种，我享受的是前一种。这与我在部队时供给制（时尚未实行薪金制）下享受的津贴费差不多。同时，非调干生也有助学金，足以满足他们在校之所需。如伙食，在大饭厅吃饭，一个炒油菜只要3分钱，带肉的菜也不过5分到 9分。一个月下来，伙食费有六、七元就足够了。学生们都过得很好。这在50年代，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故教师都全心全意地教学，学生也能安心地学习。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教育商业化是不可想象的。 但现在，教育商业化却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推广起来了。不久前教育部某发言人却说：“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的人都消费得起的。”意思是说，穷人不要想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这样说是否恰当，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学校是为国育才的场所，并非是商业机构，也非企业，所以，办学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上学也非纯粹的消费。早在建国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过看法，如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在其所著《鸭池十讲》中就说：“学校商业化成了近年来大家注意的严重问题，主要的是感觉到学校中师生的关系日趋淡薄。教员拿知识换钱，学生拿钱买知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全无人格上的陶熔感化，失去了教育的意义。”这说得是很正确的。但现在还更糟糕,是以钱换文凭,换学位。完全无视学校的职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也违背我国历来的“有教无类”的传统的教育理念。自古以来，我国都是把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学校并非一个超级市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想要的商品。作为培养人才的机构，教育资源只能提供给那些优秀的学生，决不能考虑谁的钱多，谁的权势大。在“以人为本”的今天，更应当如此。 国内外著名的大学，往往是以其历史之悠久，图书仪器设备之优良，环境之优美，师资力量之雄厚，曾经培养了多少著名人物等等条件，来论其是否是一个名校。这些条件，我认为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是真正具备了的。 北大成立于1898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院系调整后，北大搬到海淀原燕京大学的的旧址，校园环境之优美无与伦比。至于师资阵营，从其建立之初期，也即清末民初，北大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之下，以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把当时我国各方面最优秀的学者专家都罗致进来，使之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这是众所公认的。在1949年以前，北大历史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著名教授，如柯凤荪（劭忞）、屠寄、孟森、朱希祖、陈垣、马衡、马叙伦、冯承钧、邓之诚、张星烺、李大钊、何炳松、陈寅恪、陈衡哲、顾颉刚、蒙文通、姚从吾、蒋廷黻、钱穆、傅斯年、罗家伦、陈翰笙、翦伯赞、郑天挺、向达、唐兰、雷海宗、萧一山、杨人楩、裴文中、张荫麟、赵万里、黎东方、皮名举、齐思和、商鸿逵、邓广铭、苏秉琦、夏鼐、周一良、王铁崖，这些都是蜚声国内外的大师。他们多为浙江、江苏、福建、湖南、河北这几个省的人，其中以浙江人最多。湖南籍的只有六人，他们是衡山人陈衡哲（1890─1976）、邵阳人蒋廷黻（1895─1965）、桃源人翦伯赞（1898─1968）、溆浦人向达（1900─1966）、醴陵人杨人楩（1903─1973）、长沙人皮名举（1907─1959）。在1946年以后入学，后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或在史学界工作的湖南人有：田余庆、马雍、邹衡、周怡天、萧超然、龙盛运、赵辉杰、周清澍、周良霄、张忠培、阎文明、梁志明等。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师资合在一起，而以原燕京和清华的教师占多数，原北大的郑天挺等反而被调到南开去了。不管怎样，新北大的师资力量总是更加强大了，成为国内师资力量最强的系。系主任翦伯赞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个革命家。他的党员身分在建国后仍长期保密。反右时，在大饭厅前面，他站在凳子上号召大家鸣放，学生们象媒体记者那样问他是否共产党员，他只是说“我只在共产党后面跟一跟，有时还跟不上。”他说自己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后来还在1962年（ 3月27日）由国务院任命为北大的副校长。他为历史系罗致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如学问渊博的张政烺、宋史专家邓广铭、蒙古史和近代史专家邵循正、学贯中西的哈佛大学博士齐思和、目录学专家聂崇歧法国史专家杨人楩、魏晋南北朝和日本史专家周一良、清史专家商鸿逵、陈寅恪的入室弟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汪篯、近代史专家陈庆华、明史专家许大龄、法国史专家张芝联、世界古代史专家胡钟达等。余英时说：留居美国的洪业(煨莲)先生“晚年对他在燕京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几位史学家常常称道不已，如齐思和先生的春秋战国史、聂崇歧先生的宋史、翁独健先生的元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都是洪先生所激赏的，其中尤以对聂先生的情感最为深厚。洪先生认为聂先生不但学问好，人品更是高洁。“又说“我个人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个学期，那时系主任是齐先生，聂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和翁先生的‘历史哲学’都是我曾修过的课程。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我觉得洪先生对他们几位的推许丝毫没有溢美之处。”（见余英时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08页,三联书店，2004年8月出版。）胡适还说：“引得之编撰则尤聂崇歧一人之功。”（《胡适手稿》第六集，第一卷，第52页。） 还有一些优秀的青年教师，如田余庆、罗荣渠、袁良义等。当时，历史系的学生都须学一门中国文学史。现在能记得的讲文学史的老师只有讲元明清一段的章廷谦（川岛，西南联大时期曾任昆明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先生一人。此外，翦伯赞还从校外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老革命的史学家范文澜、北京人的发现者考古学家裴文中、考古所所长尹达、考古学家夏鼐、人类学家林耀华、法学家（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祖荫、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等，来给我们开课。翦先生自己说，他请的这些先生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他绝不请第二流的来。 建国后新北大的图书资料，恐怕很少有那个大学能与之相比。我们历史系在文史楼的二楼，三楼是一个阅览室。这个阅览室除内室插架满庋的图书外，在借阅台的一块黑板上还写着教师指点阅览的参考书，服务人员随时给你取阅。另外，在座位的周围，全是书櫃，櫃内放满了线装的四部丛刊，开架让学生随意取阅。一个新入学的学生，仅因其所见所闻和耳濡目染就已得到了非常的学术熏陶。 从文史楼出来往左，在东南校门内又有一所平房的图书阅览室。我最喜欢到那里去阅览。因那里有一个阅览室，座位的周围，全是开架的外文书，放在一圈低矮的书架上，可以随意翻阅。如果说，在文史楼看到的都是中文古籍，让我们初步能博览群书；那麽，在这个阅览室则能浏览到前所未见的文科各学科的无数外文图书。这些图书和文史楼的古籍一样，全都是盖的燕京大学的藏书图章。据说，燕大与北大合并后，仅燕京大学的图书就足够我们使用，北大的图书还没有排上用场，或没有上架。有这样的条件，我当时真是感到无比的幸运。从这个阅览室出来，是学校的东南门，外面有一个小饭馆，我经常去那里吃一碗片儿汤，又便宜又好吃。大图书馆（现新建的图书馆在文史楼以西，哲学楼以北。这里指原燕大的老图书馆），紧靠办公楼的东南。我们借书要到那里去。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也是非常丰富的。人们不是听说过吗？以前胡适研究红楼梦，多年都找不到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的《懋斋诗钞》，竟由周汝昌先生在燕大图书馆轻易地找到了。我自己在大图书馆多半是借外文书，借的次数和数量很多。那时借书要在图书卡片上签名，并写上学号。所以能见到以前借过该书的读者。就我记得的，以前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的签名最多。没想到，我在毕业以后，竟在民族研究所帮助工作时结识了这位燕京大学的前辈和著名的蒙古史学家翁独健先生。我不但大量借阅过大图书馆的外文书，而且还到办公楼的楼顶上借阅善本外文书（其架号都由NC字打头）。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我们年级的同学有谁去过那里借书或看书。我常常在那炎热的楼顶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恣意阅读人间稀见的典籍。如，著名的Hakluyt地理丛书，我就是在那时读到的。 建国后，一切都学习苏联，包括大学教育。1952年在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从学校的布局和各门学科课程的设置都采用苏联的那一套。如历史系的本科从1953年度起实行五年制，头两年学基础课，从第三年开始分专门化。除老师讲授以外，还实行课堂讨论（名叫习明纳尔）。考试实行口试与笔试并用，采用五分制等等。按苏联的办学方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所以，当时我们班创作了一首歌，在校庆文娱会演中唱。歌词中有这样一句：“我们是未来的历史家”。可后来毛泽东关于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提法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的歌词那样说，与当时学习苏联也有关系，不管其是否正确或是否合乎实际，但有这种志向总是无可厚非的。建国初期，一切草创，如教材，虽按苏联的大纲编写，但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国内许多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在编写教材时都以其教学大纲与北大协商。我们历史系的老师都是在上课前自己编出讲义，用腊板刻印出来，在上课前发给同学。课后即根据讲义进行复习。这种讲义实际是老师的著作，比后来的所谓统编教材更有特色。正如苏联教育家凯洛夫讲的，任何统一的教学大纲都不能抹掉各别教师讲课的特色。如，一样的教材由不同的教师讲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效果。这样，师资力量强的学校，学生就会因有较好的讲义而学到更多更扎实的知识，就足以见到优秀大学的长处。 再看我们历史系的两位著名教授：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没有读过中学而直接进入大学，毕业成才的。周一良先生的曾祖父周馥，在清朝官至署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是光绪十八年进士，父亲周叔弢，是著名的藏书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芝联先生的父亲张寿镛（1876─1945）是著名的教育家，光华大学的创办人。他们二人因出身名门，家里请了老师从小教他们读书，故受到良好的教育，人文知识基础雄厚。后来又都留学欧美，不但都能说英语，周先生还能说很好的日语，张先生能说流利的法语。这两位著名的教授都令我十分崇敬。再往前看，梁漱溟先生没有读过大学。陈寅恪先生也没有得过什麽学位，但却是我国众所公认的大师，在历史学界处于泰斗的地位。可见学历和学位并不是衡量学术水平的绝对标准。 究竟怎样才能培养成为历史家和大师级的人才？我经过这几十年的体会，觉得除了要有名师指点以外，学习如何获得知识比单纯灌输一些、甚至大量的知识更有实际的益处。因为知识总会忘记，而知道如何获得知识才是永远不可或阙的桥梁。这方面，我认为应当特别讲到的是目录学和外语的学习。在我们历史系，不管你学什麽专业化，都必须学目录学的知识。在我的学习过程中，目录学课可说是使我受益最多和印象最深的。一年级时，请了中文系的一个姓简的老师（今忘其名）来给我们讲目录学。该课没有教材，这位老师上课时总是带着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讲的内容也全都是介绍这部书。这给我们以大量有关古籍的知识，确是一个学历史的人所必备的，所以我认为这种讲法使我们打下了学问的基础。其次，是商鸿逵先生开的《历史文选》。翦先生说明他请商先生来讲这门课的理由，是因为这课要求知识广博，别人还讲不了。商先生在讲授中也附带讲了许多有关的史料。再次，是陈仲夫先生的《中国史史料学》。在上通史课时，各该段的授课老师也要讲到有关朝代的研究状况和史料。四年级时，还请了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先生（梁启超的女儿）来给我们讲怎样到图书馆使用《大英百科全书》、怎样查找外文史料等，对我们帮助极大。有了这些知识，使我们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真是终身受用。 再谈外文课，北大历史系历年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分配作研究工作，当中学教师的极少。为了培养适合作研究工作的人才，在课程方面除了重视目录学以外，对外文的学习也很重视。建国后，因学习苏联，在大学里一般都是学习俄语。我在中学阶段，英文学习的基础相对较好，一般能够看书。参加工作几年也并没有忘却。现在学俄语，对我说来，等于是学第二外国语。我学俄语的方法很笨。我当时觉得，那一年级的俄语教材，如同小学课本，读着毫无味道。于是就背字典，我把一本简明的俄语字典抄了一遍。在抄写的过程中，我发现俄文单词的拼写与英文大致相同，这就大大帮助了我对俄文单词的记忆。由于记住了大量单词，我也就能看懂一些俄文的文章了。在课堂上，老师考问生字问到我时，我总是对答如流。所以，在学完一学期以后，老师就要我转到研究生的俄语班去听课。在那里，是一个苏联专家用俄语讲授，讲的是俄文短篇小说，如契可夫等作家的作品。我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讲的内容，但自己却试着读俄文书籍了。当时我订购了俄文的《马恩全集》，我读的第一篇俄文的文章就是《马恩全集》第一卷的《乌培河谷来信》。另外还读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一些文章。这样我的俄文水平也渐渐能够看书了。我以后能够翻译《巴布尔回忆录》(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俄文基础。 我在北大的头两年，对中国古代史很感兴趣。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学中国古代史必须懂日文，而由于日语中有很多汉字，是比较容易学的，故选修日文的同学不少。按规定，我们可以选修第二外语。因此，我就又选修了一门日语课。也许是我不够用功，也许是因为不爱好，我总是学不好日文。比起我学俄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兴趣来，我学日语所感到的不快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我只学了一个学期就作罢了。 关于基础专业课，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中国通史的第一段是《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通论》。前者是由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讲，后者则由著名考古学家、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讲。其中以裴文中先生对我印象最深、至今不忘。裴文中先生的讲课，语言特别清晰，不快不馒，抑扬顿挫分明。他那地道的北京腔，真是令人陶醉。他把旧石器时代人们制造石器和使用石器的方法讲得入情入理，使我们感到遥远的旧石器人类好象就在目前。裴文中先生还讲到北京人的发现以及 Sin-anthropus-pekineses（拉丁文，意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的命名，既清楚，又易于为我辈初学者所接受。所以，我至今对他的讲课仍然记忆如新，好象是昨天的事。 接下来讲授先秦史的是张政烺教授。张先生解放前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就以博极群书著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说着山东口音，深入浅出地叙述讲义的内容，经常用手敲敲自己的脑袋。在讲到古代史中的难点、学生深究时，他总是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必要知道。尽管不很动听，同学们在课后还是很喜欢他，我就曾到他家里看望和请教。以后，接着教我们魏晋南北朝史的是汪篯先生。汪先生是陈寅恪的学生和入室弟子，就因为这层关系，政务院在1953年11月派他去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来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但没有请到。汪先生在讲课中不但大量利用陈先生的成果，而且还经常介绍陈先生的学问。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陈先生“那我是赶不上的。”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因为对汪先生的讲课和陈先生很仰慕，就选择写一篇题为《均田制的产生与实质》的学年论文。 中篇 在北大的那几年，我从未回长沙去看望我的母亲，或离开学校。只在1956年春节曾去门头沟中学(表叔公)戴隆本家拜年。当时,戴超伦（时在人民大学学习,戴隆本是超伦的叔父）和他的妻子李幼兰带着尚在襁媬中的孩子,还有超伦之弟超华,也都去了。在北大读书的几年和写字论文的期间,不管是当夏天的酷暑，还是冬天的严寒，或是春节，我都是在图书馆看书。为了写这篇论文，我遍阅了《魏书》、《北史》、《后汉书》、李亚农的关于北魏社会的著作、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及报刊杂志上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论文。我当时离开部队不久，还像在部队读理论书时那样，满脑子记的都是马恩列斯的词句，又适逢那个时代的风气，一看到不符合这些词句的言论就想批判，因此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之后又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北魏社会研究评论”，对当代前辈学者的各种看法妄加评论。现在想起来，我的这篇文章，其立论与看法本非成熟和正确，对前辈的评论也属狂妄。实在汗颜。但汪先生看后，不以我的幼稚与狂妄为可弃，竟将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文章推荐给翦伯赞先生主编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于该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了。以后，这篇文章又被收在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讲到国内学者在魏晋南北朝研究方面的成就时，曾提到汪先生的均田制研究。我因离开北大以后长期脱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于此毫无所知。现在我在这里提到这篇文章，不过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汪篯先生。 到三年级时，就开始分专门化。我报了考古专业，但系里没有同意，反而把我分到世界史专门化。从此，我才与杨人楩先生和张芝联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头一次去杨人楩先生家，是与王贯之一起去的。王是陕西人，抗战时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时我与他在长春东北军区政治部政治文化干部学校同事，他担任文化教员，我任理论教员。王不久转业到交通部，而我则考取了北大来京，又得相见。他对在交通部搞行政工作毫无兴趣，故想调到北大来。他同我谈及这种想法，并说他在北大有同乡（指李赋宁）、同学（指季镇淮）和通家旧识（指张蓉初），还谈到吴宓。我那时已知道吴宓其人,因我在国师附中读书时，看过学校图书室订的《学衡》杂志，但只是近年读了《吴宓日记》等书以后才有较详细的了解。贯之就来校邀我陪他一起去上述熟人家中走走。于是我就同他一起逐一访问了中文系的季镇淮教授（当时住中关园平房），他的陕西同乡、外文系的李赋宁教授（当时住中关园二公寓）和历史系的张蓉初（江苏常州人,住燕东园）。据季镇淮先生说，王因长期没有在大学从事业务工作，要调来北大教书是不可能的。后来可能是通过民主党派的关系，调到了北大文学研究所（该所后来划归社会科学院）搞资料工作（与王佩璋一个办公室）。所以，我在课余时常到文学研究所去玩。 在张蓉初先生家，我没有见到杨人楩先生，而且当时也不知道张先生是杨人楩先生的夫人。我初次见到杨先生是在历史系的迎新会上，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因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就由杨先生代表他主持迎新会。他在迎新会上说：“听说这届新生的政治质量较好（指调干生很多）。”因而甚为赞扬。我后来与杨先生相识并有所接触是在我被分配到世界史专门化以后。杨先生教了我们一学期的法国革命史。作为湖南老乡，杨先生对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显然是想培养我成为一个世界史的人才，还约我到他家里去过，并说可以介绍我认识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向达先生（也是湖南人）认识。 张芝联先生在1956年上半年（二年级下学期）教我班的近代史基础课，另外，还给我们部分同学开过专业英语课（英文史料选读）。后来我在湖南师大开专业英语课，就是完全仿照张先生的讲法。这学期，张先生还指导我的论文写作。在开始写论文以前，他考试了一下我的英文水平，即在办公室的书架上随手拿了一本英文书，要我讲一下书中一段的意思。他看我能读懂那本英文书，就又给我一本大部头的英文书 Wilfred Scawen Blunt（1840-1922）写的《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此书现有1967年纽约重印本）给我,要我根据这两书的材料写一篇关于埃及的论文。没有多久，我就把 Blunt 这本以亲身经历为资料写成的关于埃及阿拉比起义的书读完了。另外,我自己还到图书馆借到了Lord Cromer（1883–1907）的两卷本的《Modern Egypt》一书来读。当时他的近代史课正讲到埃及，8 月，正当苏伊士问题爆发，他就命我代他在我们班上讲这一堂课。要我给同班同学讲课，我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但最后还是勉强对付过去了。至今思之，实属难忘。 教我们隋唐和宋、辽、金史的邓广铭教授，又是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特别令人可亲的老师。我虽未专学宋史，但我在毕业以后曾多次去看望他，他对我都特别亲切。有一次我和周良霄去朗润园他的家中探望，他还请我们吃了饭。他很关心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他甚至把应将我调来的意见在《古籍整理简报》上登了出来。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能讲的话都讲了，能作的也都作了。此事没有成功，他也感到遗憾。 教我们元、明、清史的许大龄先生，是燕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邓之诚先生，是明史专家。教近代史的陈庆华先生，西南联大毕业，懂得好几种外文，博闻强记，对中国近代史造诣很深。陈先生上课时总是带着许多书，书中夹了许多条子，在讲课时随手可以找到应当引用的资料，以讲给同学听。总之，在四年的学习当中，我们可说是有幸受到了国内第一流的学者的教益。现在是很难有这种机会了。 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因为是老革命、地位高，又是我国历史学界的头面人物，故他能为北大历史系请到一些著名学者来系作报告，如：在五十年代前期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就请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来系作报告。我记得，吴来上课时还随身带了一个跟班，他主要根据徐一夔的《织工对》来论证资本主义的萌芽。1957年，历史系举办“历史问题讲座”，来这个讲座作讲演的有：范文澜讲“关于历史研究中若干问题”，苏联学者杜曼教授讲“西汉社会性质问题”，侯外庐讲“周秦之际的思潮”，并提出对古代史分期的看法，日本学者原田淑人教授讲“从考古资料看中日文化关系”，埃及考古学家埃米尔讲“埃及学”。所有这些讲座，对我们开阔对史学问题的视野很有好处。齐思和先生曾为埃及学者讲学作翻译。来访新西兰的学者讲演，介绍毛利族的文物，是周一良先生作翻译。有一次，波兰学者库钦斯基来访，与我们世界史专业的师生在张芝联家里座谈，是由张芝联先生亲自主持和翻译。到三年级下学期时，张芝联先生又请了北大的许多名教授给我们开办讲座，其中如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先生，能来给我们讲课，实在是难得的。 建国初期，在各种场合常常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如五一、国庆在天安门举行的集会游行，在中山公园的游园晚会等。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携同他的女儿英地拉访问中国，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班也去机场列队欢迎，就近距离见到了周总理。1955年的五一，在中山公园举行园晚会，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大学学生都参加那次的活动，我们年级的同学当时也去了。锦绣满园，人潮如涌，一开始就见到贺龙同志牵着一个小孩走了进来。无论领导和一般的干部和学生都就在那里跳舞狂欢，当时国家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如鱼水的亲密无间。1956年5月13日，我们年级在明清史教师许大龄的带领下去十三陵定陵的发掘现场参观实习。在半路上曾见到朱德同志也在参观十三陵，一个人慢慢地往上走着。但我们没有打扰他。参观结束后，我们二班和三班（考古班）的同学在昌陵门前等候校车来接我们回校。这时，刘少奇同志的坐车突然来到昌陵门，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和王光美、两个小孩以及几个保卫人员进到昌陵享殿后往墓顶上走。我们二十多个同学感到好奇，就跟着他前去观看。走了一阵，刘少奇同志等一行坐下来休息，警卫人员要我们也围着坐下。刘少奇同志见我们佩带着北京大学的校徽，就问我们为何来此参观，我们说是结合明史教学来实习的。刘问我们是否知道吴晗，问我们对明成祖朱棣如何评价，又问现在有人主张拆掉北京的城墙，大家有何意见。等等。很快就过了二十多分钟，接近黄昏了，刘少奇起身往下走，接我们的校车停在了前面。于是我们就与刘少奇同志告别回校了。后来在刘少奇同志平反后，《光明日报》还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导。 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常请中央领导人来北大作报告，周恩来总理来过不止一次。其他的报告也不少，如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就于1954年8月11日请了师哲来校传达该会议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学习外语的重要，说学外语不是要学得一般的好，而是要非常好，才能应付对外交往的需求。李富春副总理曾应邀来北大作经济形势报告。在大饭厅，马校长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始的讲话中总是自称兄弟，称李富春副总理为李先生。然后就搬一把凳子紧坐在李副总理的身边听讲。周总理和其他的领导人来演讲时，马校长也是这样称呼。我班同学多数刚从部队或机关来到学校，好象不大习惯这种称呼。 下篇 上世纪五十年代，历史系请了许多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当然主要是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家。如1955年下半年，历史系请了苏联专家安东诺娃来讲苏联史，同年10月，又请了德国专家威尔纳.洛赫来系担任德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此外，还请了埃及考古专家埃米尔来讲“埃及学”，等等。 五十年代，北大不但有许多外国专家来讲学，而且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我们历史系算是比较多的，计有朝鲜的金龙殷、许宗浩、石圣姬、金基雄，德国的兰燕妮、梅林，波兰的白兰，苏联的刘克甫（学考古）等等。这些留学生都分到我们各个班，并指定一些同学一对一地作他们的辅导。而我则被分配去担任哲学系的研究生、捷克斯洛伐克的史亚罗的辅导。这些留学生现在都已年过古稀，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刘克甫，据说苏联解体以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作。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们年级聚会，刘克甫携其夫人从台湾前来与会，我才见到他。 从我们入学后的第二年1955年到1958年，一直政治运动不断，如借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继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在校内开展的肃反运动，接着就是在1957年掀起的反右运动，等等，但因1956年时号召大家向科学进军，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所谓“超英赶美”的口号，所以还是可以读点书。比起十年浩劫来，我们在北大的这五年总算没有白过。 在反右运动当中，历史系的师生，即使没有被划为右派者，也有一些人遭到了批判。尽管历史系的老师们个个都是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工作，并忠诚地贯彻教育方针和学习苏联，但还是要进行对他们的批判。如1957年7月初至9月分，历史系就对杨人楩教授的所谓右派言论进行批判。7月到9月，历史系又批判陈芳芝教授。8月，历史系和图书馆联合批判向达教授。1958年7月， 又发动学生批判齐思和、邓广铭、杨人楩等著名教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总之，好象就是要把这些学有专长的教授批倒批臭，剥夺他们的权威地位。这就为后续的运动打下基础。 反右以后，到1958年，果然就提出来要搞什麽“教育革命”了。其搞法，就是目教师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既然是资产阶级的，又是反动的，当然就要加以否定和批判。在批判系里那些学问渊博的教师的同时，并否定他们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是发动教学科研的群众运动，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翦先生后来说，学生不但编不了教材，实际上只是打打开水，做些后勤、配合的工作而已。 就在这时，全国人大于1958年组织高校师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要教师和学生（指高年级的学生）到全国各省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快要消失的历史和文物，并编写出三套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丛书。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的同学还不能参加。这实际上也是搞科研的群众运动，不过参加的是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所以还是有所成就的。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同学和部分教师于是年8月22日去民族研究所报到。我被分配到甘肃组的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调查组。我们参加调查的同学们，既不要继续完成剩余一年的学习，也不写毕业论文。我们对学校里的所谓教育革命，也就一概不知了。我去甘肃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甘肃省民委的曾某（今忘其名）。我们在那里工作了约有三个月，就接到新疆来的调令，要我立即赶到新疆去。后来了解到，是我的同班同学、党支部书记王增祥在新疆组当哈萨克调查组的组长，他建议新疆组的领导把我调去。我于12月间从敦煌南山的阿克塞坐汽车（当时没有火车）赶到乌鲁木齐。在向新疆组组长冯家升和副组长侯方若汇报后，随即就于当天前往伊宁参加哈萨克组的工作。我在调查和编写哈萨克族史志上前后经历四年之久。这段工作的经过我将在另文叙述。 到1959年秋，我们已到了毕业的期限，不得不从调查前线返回学校。现模糊记得，似是与55级的穆舜英同学等一起回校，途中路过兰州时，我们去兰州大学看望了江隆基校长。进门坐定后，穆自报姓名，江点头表示知道。穆舜英在校时是一个风云人物，校长知道她当然不足为怪。可是当她向江校长介绍我的名字时，江校长也点头表示知道。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令我感激莫名。江隆基同志询问我们在新疆调查的情况，并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使我们对老校长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 我们回校要作的事，不过是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接受分配。什麽毕业论文、什麽学位，也未见有人提到了。因那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队里的军衔、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衔、一切其他的职称，通通都不实行了，还有什麽学位呢？现在如要我给青年学生们讲述当时的情况，恐怕人们都难以理解了。 毕业前，我好象听萧超然说过，可能是把我留在系里跟杨人楩教授搞非洲史。所以，我也就只是等待分配，并不作其他打算，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就回长沙探亲去了。在我探亲回校时，情况却大变。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了。据后来的了解，因我是编写《哈萨克族简史简志》一书的主要执笔人，这项工作尚未结束，所以，民族研究所希望把我调到该所工作。但当时教育部确定的分配方案，并没有分到民族研究所的名额。而新疆则有四个名额。于是，民族研究所就通过中央统战部向北大交涉，要求把我分配到新疆。学校只得把原决定分配去新疆的王增祥同学换成我。王增祥要我赶紧找历史系的书记徐华民表达个人意见，但我并没有去找。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工作都是服从分配，不讲价钱的。我到人事处询问时，他们说档案已经转到新疆去了。民族研究所想把我从新疆科学分院调来，新疆方面当然不愿意，再也不会放。于是就以借调的名义把我暂时留在民族研究所帮助工作了。同时要我把户口转到该所所在的海淀魏公村。所以我在1962年2月结婚时，是在魏公村登记的。 到民族研究所所属的新疆调查组以后，我被安排住到颐和园的龙王庙饭店。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各个调查组的编写人员。不久，共产党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中央民委党组成员吕振羽和民族研究所所长苏克勤领导了对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牙含章的批判。就在颐和园的这个旅馆里，也满处帖了批牙的大字报。我来民族研究所帮助工作，为时很短，对民族研究所及该所党内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又不是民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所以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但是，那里的负责人竟因此对我意见很大。说是政治不积极。对此，我一直搞不通。所幸苏克勤所长对我还很谅解，我也就无事了。 在龙王庙住了不久，又搬到昆明湖后面的藻鉴堂宾馆居住。那里比较偏僻，是建在湖边的一栋幽雅的小别墅，环境优美，而又安静。我们两人一个房间，十分舒适。当时，国内已经有些供应紧张，但这里的伙食还相当不错。我还邀萧超然到藻鉴堂玩，并在那里就餐。 1960年3月，我曾前往新疆，但没有去科学分院机关，而是住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继续调查编写并接受自治区领导同志对书稿的审查，并进行修改工作。1961年4月，再去塔城、阿尔泰等地调查。调查结束后又与侯方若同志一起坐飞机返回北京，住城内鼓楼西大街的达赖办事处。 1961年3月，中央民委成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任命翦伯赞为副主任。在我返回北京后不久，该委员会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了一次汇报会（大约在翦先生他们进行内蒙访古之后），汇报各调查组的调查情况。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向达、翁独健、冯家升、江平、侯方若等都来听取汇报。在这次汇报会上，主要由内蒙组的周清澍和新疆组的我二人作了关于游牧民族社会情况的发言。当我一走到发言的座位后，主持会议的翦先生就立即和我打招呼，问我在新疆工作怎样。我和清澍发言完了以后，专家们对游牧民族中的氏族部落制度很感兴趣。我在发言中谈到哈萨克族当中也有克烈和乃蛮氏族时，向达先生就一再询问我关于克烈、乃蛮部落的情况。汇报结束后还举行了宴会，招待到会人员。过几天，该委员会又在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次京剧晚会，演出由吴晗编剧、马连良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非初演,该剧初演是在是年1月间)，上述几位领导同志和专家都参加了，我有幸看到了这位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的演出。但谁知该剧后来竟使吴晗和马连良贾祸，并被作为致命的罪状。 后来，民族研究所又安排我们住到城内的达赖办事处（在鼓楼西大街），我记得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戴可来同学。这时，供应就更加紧张了。食堂的饭菜开始要限量，虽然勉强吃得饱，但感到油水不足。所以，我们总是在晚上跑到鼓楼旁边的一个饭馆去吃一碗面。假日则到什刹海“烤肉季”餐馆去吃火勺，加点荤菜。 我在北大虽然读了四五年的书，但几乎很少进城，对北京城内并不熟悉。只是住在达赖办事处的这段时间，我才经常到城内各处走走，或去琉璃厂逛书店，几乎大部分的街道和胡同都走过。因此对北京城内搞得相当熟悉。在这期间，我还去新疆牧区进行一次补充调查，完了后又来到达赖办事处。不久就搬到民族研究所机关宿舍居住。1962年春，我就是在民族研究所结婚的。 到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不景气，政府机关压缩编制，大量裁减和下放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研究所就不可能再把我留下，也无望把我调进来了。因此，我不得不去新疆科学分院报到。我的北京岁月就此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