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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学习前代历史，一旦从记忆的阶段进到理解的阶段，我们作为认识主体也就从被动的接受转到了主动分析状态，我们自然也必然会按我们的理解去认识并分析前代的历史。可是，在我们的理解与前人的理解之间，通常会有相同或相通的方面，不如此就会发生我们与前代历史文化之间的断裂；同样，通常也会有不同或疏离的方面，不如此就不能有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前人与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理解上的异同，所以历史学研究中总不断会有问题的出现。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而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研究者所能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密切相关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资料的量成正比的，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深浅是和他所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成正比的。前者所涉及的是量的问题，后者所涉及的是质的问题。 其二，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刘先生认为，治史学，从学习到研究，不能没有传承，或传统（tradition），也不能没有创新，或革新（innovation）。在学习历史学的时候，比较地着重于传承，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则更着重于创新。 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之间，具有一种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正如历史过程中的创新一样，是植根于传承之中的。在历史学的传承中，成果与问题同时积累下来，而创新则是这两种同时并存的积累的必然继续。因为，没有问题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需求；而没有成果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实际能力。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必须有对于传承中问题的破，如不深于传承，就不知问题究竟何在，即使知道问题的大概所在，也不能真知其深层的症结所在，从而也就不能真知往何处破，更无从破到应有的深度。当然，创新不止于破，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立。传承所积累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达到新的高度，彻底抛弃了传承的成果，人们也就无从创新。而传承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生命的延续，而文化生命本身像人本身一样只能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中维持下去。没有新陈代谢，没有推陈出新即创新，传承就只能是不断弱化或萎缩下去的苟延残喘，其结果就是最终消亡。真正的传承过程，就是活泼泼的推陈出新的过程。[4](P10～15) 三、关于古史研究方法的三种关系[5](P107～124) 刘先生指出，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同样有着若干内在构成及其张力关系。 （一）关于文字之学与哲学思考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以为，必须将文字之学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使之形成张力，然后加以把握和利用。不仅如此，还必须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种自觉，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头吃力的离心力，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宏观”和“微观”这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就像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6](P15～18) 刘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在宏观的视野下，考察微观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深入微观问题以求达到宏观的理解。这就需要从哲学和文字学两个方向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历史现象的内部，在张力中理解和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本文以他2002 年发表的《论通史》一文为例略加说明。 该文首先对西文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和中文“通史”一词逐个进行了词源考证，发现， 那些西方词汇都是用来表示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历史的，并不强调时间上的古今贯通。而在中国古代，“通”与“达”互训，有“达到”的意思（《说文解字》）；“通”的反义词是“穷”，《易·系辞上》有“往来不穷谓之通”[7](P82) 句。“通”字本指空间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通”字用于时间中运行的历史，主要是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接着，刘先生又从哲学上进行阐释。他借鉴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指出作为西方史学传统之渊源的希腊罗马史学是实质主义的，柏拉图认为，知识（episteme）是对永恒不变的实质的真知实见，而对应于变化不居的现象的感性只能有意见（doxa）而已。因此，希腊人的历史有待于历史事件目击者的作证，结果只有当代的、当地的历史，这与柏拉图信奉的永恒不变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柯林武德指出，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事在变，于是就追求其背后的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获得的是“实质”，这“实质”本身是抽象的“一”，其内部没有对立方面，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当然是反历史的。古代中国思想家并非不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过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永恒不变的实质，而恰恰相反，是变中之常。《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7](P78) 刘先生根据《周易折中》所言“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来暑往之类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8](381)，指出，中国人的解释认为，万物并无抽象不变的实质，也非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而是“一阴一阳”组成的“道”或本质，其中包含着对立，与希腊的“实质”相反。唯其一阴一阳，这样的道或本质就不能不变，也就不能不更迭。按中国人的理解，道兼体用，自其体而观之，道是对立的统一；自其用而观之，道又是迭运和不断运动的途径。“继之者善”，迭运不穷自然为善。“成之者性”，道（大一）运成物（小一或具体的一），即成此物之性，个性犹有道之一体。因此，中国古人依据通达的意思而著通史，而希腊人则凭借实质主义而著普世史或当代史。至此，文字考证和哲学思考这两端便贯通起来，形成张力，而问题也就在张力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然，这种理解在中国和西方史学传统上有着确实的历史证明，文章也已给予充分的交代[9]。 这是刘先生对中西历史文化最根本的特质所做的一次成功的比较研究，不仅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哲学和文化研究上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在这之前，刘先生在《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一文中对司马迁天观念的解释，在《儒家仁礼学说新探》中对“克己复礼”一句的解释，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的研究，就已经体现了这种治学精神。[10] （二）关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指出，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说，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和肤浅的。现代人能够对于已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又为什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因此既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又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客观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力。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不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和体验。要达到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所谓内在的理解就会失去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6]。 刘先生常说，研究历史就仿佛在与历史人物——往往是第一流人物——进行对话。这些人物或是历史活动的主角，或是历史活动的记录者和研究者（在历史记录和研究的历史活动中也是主角）。这种对话就是内在理解。为了使对话顺利地开展，首先必须读懂材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刘先生的许多文章都可以作如是理解。以下试以他的一篇短文《“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为例予以说明[11](P100～101)。 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借，但在秦末大起义中，却能三年亡秦，五年灭楚，一统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评论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2](P760) 刘先生早年读此，以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刘邦的话，刘邦自然就是大圣了。稍后，读《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联想到这句话，便产生了疑问：司马迁笔下的刘邦起兵前原是那样一个贪婪、无赖之辈；起兵后却因有胆识而被推为沛公。楚汉相争时期，目睹父亲妻小落入项羽之手而无动于衷。打败项羽后当上了皇帝，得天下为私产，自然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所有这些，怎能当大圣之名？既然如此，那么太史公何以用“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来评价刘邦呢？在读到司马迁专门叙述刘邦病重时的一段对话时，刘先生又有所悟：“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13](P391) 原来司马迁是借刘邦自己的嘴道出， 所谓“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是说他之得天下不是凭借人力，不是凭借自己的道德才能，而是靠了运气（天命）啊！再后来，继续读《史记》，发现司马迁在写战国魏亡时说“天方令秦平海内”，魏是没有办法支撑的[14](P1864)；写秦的兴起和统一“盖若天所助焉”[13](P685)。为什么这样说呢？据《六国年表》可知，六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战斗不休，结果不是实现了六国的利益，而是在客观上为秦灭六国扫清了道路，这正合了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5](P383)。秦灭六国，废诸侯，本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为后来者扫清了道路，这也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啊。“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正是由此而来的，这里的天命就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啊！读到这里，刘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正值历史巨变时期，旧贵族习气适应不了新时代，而刘邦则没有贵族习气，他的流氓习气恰恰成了他能克敌制胜的条件。从时代精神来看问题，司马迁所言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正是对刘邦之所以为“大圣”受“天命”的解释。这样，刘先生对“岂非天哉”的理解，经过了正、反、合或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既完成了客观分析的一个循环，也对刘邦何以成就帝业和司马迁何以“成一家之言”达到了双重的内在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