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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先生又说:“把历史上的农民讲得那样好,可能吗?翦老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不能把历史讲成农民战争史。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农民战争和农民阶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否则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历史主义至今有争论,仍有人否定。有人认为有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以此来否定历史主义,给这个讨论设置障碍。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学说的时候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承受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合理内容,历史主义是其中之一。历史主义,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讲述历史。忠实于历史,就是历史主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愈真实就愈正确,愈忠实就愈能为现实服务。但我们通常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常常导致不研究历史,而直接讲政治。非历史主义现象的产生,就是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造成的,就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造成的。范文澜、翦伯赞都自己承认是这样。结果,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历史。时过境迁,就作废了。”在先生讲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插问了一句他对宁可两篇论历史主义文章的看法,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文的写作与他有关,只是自己特别爱读这两篇文章,这两篇也特别强调历史主义,但先生的答话有点令我意外:“宁可的观点是折衷主义。”先生还接着说:“当时的讨论、批翦的固然不对,就是持历史主义观点的人,在理论上也不透彻、不彻底,带有严重的时代局限。” 稍后,先生又着重批评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主张。先生说:“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事实上站到了农民的立场上。戚本禹对马克思主义似懂非懂,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把革命当作目的,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把革命当作目的,为革命而革命,没意义。为革命而革命,还不如为历史而历史,前者毫无建设性,而且还会搞乱问题,后者不会造成混乱,至少不会有什么破坏。历史研究首要的是要把历史事实本身弄清楚。解放初批判资产阶级的史料学即史学,批判得不一定正确。考证不论大小,都需要,什么叫大小,说不清楚。只要人家愿意工作就行,限制那么多干什么?” 在谈到1958年“史学革命”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批“歪”了时,先生又略略提及翦伯赞的作用。他说:“当时翦伯赞等之所以能比较清醒,这和他们有比较高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分不开。许多人表面上‘左’,其实是没学懂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似懂非懂。当时我们都敢问:你学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学得怎么样?解放初期,特别是五七年反右后,人们都吓坏了,我们不害怕,还敢说话。我亲耳听过陈伯达骂人,让人不敢说话。” 先生还给我讲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说:“有学术性的政治问题,有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凡是和学术沾边的问题,都应该从学术上解决,才能真正解决。政治手段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先生当时举了不少例子来印证他这里说的话,但这些例子现在连一个也记不起来了。保留在我笔记本上的黎澍先生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对古代东方的论述。先生说:“马恩讲中国历史最深刻。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他们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一看中国,就知道问题何在。”接着先生评论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所讲过的一些话,如农业与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东方专制主义、普遍奴隶制、农民对政治、政府的极度冷漠等等,先生认为,这些都切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当时学术界有文章批判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听完先生的话,我知道先生很可能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虽然带着一种未能充分满足的心理告别了先生,但先生这席看似“离题”的谈话却产生了可能远比我期待的历史细节方面的内容更大的影响,对我来说,先生的这次谈话有下面几点比较重要:第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有本质的不同。既不能一古脑儿去接受,也不能一古脑儿去反对。第二,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可以对历史上农民、农民战争进行批判。第三,农民意识、小生产者的心理是滋生皇权主义、专制制度、现代迷信的肥沃土壤,小农在本质上不是反“封建”,而是倾向于“封建”,是所谓“封建主义”的物质承担者。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像那一时期许多愿意思考的青年一样,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以黎澍为代表的所谓“新启蒙”思潮。 返校后,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我以《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为题,写出了12万多字的论文初稿,此稿涉及翦老史学思想的众多侧面。葛、项两位老师认为“历史主义”是学术界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写的较充实,也有新鲜感,遂命我以此部分为基础,将相关内容集中到这里来,形成了《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这一硕士论文。对这篇论文,以庞卓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予以肯定,此文与同时毕业的另外两位学兄更精彩的论文一起,亦被当时路过济南的苏双碧先生看中,在他所写的一篇报道中称我们“所撰写的有关史学理论的毕业论文受到好评”(1987年7月14日《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后来蒙陈启能、于沛两位先生错爱,发在刚刚创刊的《史学理论》上。因正逢1987年初的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此文遂引起一些人注意。我想,如果当初我就事论事写“历史主义”,是不会惹来这么多人关心的,正因为我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对抗放在当时社会思潮背景下,才使这篇论文具有了“意义”。 三 毕业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并没有按照周围师友们所希望的那样,趁热打铁,立即把已有的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研究初稿扩展为一本专著,而是把精力迅速投入到当时正在展开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中去。其结果,便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发表。许多先生常常把我和黎澍先生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缘由,实出于此文。据说,先生生前很欣赏这篇文章。看来,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先生逝世前夕印出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书,此文作为惟一一篇“附录”文章收入其中。 还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就发现,无论是“历史主义问题论战”还是“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其核心都是为了解决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具体到中国史上,则是为了解决帝王将相、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而帝王将相、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成为“问题”,实源于《古代的封建社会》这篇著名的文献。该文献认为,中国社会自脱离奴隶制进到封建制以后,发展就陷于长期迟缓之中,造成这种迟缓、停滞的原因,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导致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而只有农民的暴动和起义才是这一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那么,地主阶级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历史合理性在哪里呢?难道历史创造出地主阶级来就是为了让它阻碍历史发展的么?记得我在赴北京“游学”之前,就察觉出此一论述有问题,于是我就向项观奇老师提出了我的疑问。项老师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所以,地主阶级地位可能被忽视。我又提出,《共产党宣言》公开号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并未妨碍《宣言》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古代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像《宣言》这样呢?项老师肯定了我的质疑有道理。地主阶级在今天的存在是反动的、丧失了合理性,所以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反动的、不具有合理性,这不是典型的非历史主义吗?所以,我认为,历史主义问题论战的核心,是承认不承认地主阶级、帝王将相也是“封建史”的创造者。但看得出来,历史主义的主张者,包括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人,仍然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这一文献框架之内来思考问题的,至少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东西看,他们似乎并未打算质疑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本身。而只要仍把那些论点当作思考问题的基本预设,“清官比贪官还坏”、“让步不如镇压”等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高见”就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我看来,1979年开始的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是一场终于找到问题的实质、抓到了当代史学史症结的讨论,这可以戎笙发表在1979年《历史研究》上的那篇文章为代表。戎文题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这个题目可以说点破了这场讨论的要穴所在,把此前几十年来不敢亦无法提出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只有打破了“真正动力”论,“封建主”在“封建史”上的应有地位才能得到认可。不过,坚冰的被打破,并不意味着彼岸的到达。因为,中国史范围内的“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力图回答的是:“封建史”的创造者是只有农民一个阶级,还是农民与封建主共同创造的?显然,当时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管走得多远,都明显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更为一般命题的制约。因此,不弄清、不反省这个更为一般的命题,“封建史的创造者”这个个别问题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正是循着这条逻辑理路,我充分估计了黎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所做的澄清工作的意义。我认为,以往学术理论界把全部历史都看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历史主义的主张者和“真正动力”论的非难者,虽力图肯定剥削阶级对历史的创造作用,但如何表达这种作用,他们并未作出清晰的说明。黎澍的贡献就在于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把原来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一刀劈成两半:一半———历史的物质条件部分———人民群众创造的;另一半———历史的上层建筑部分———非“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就为表达“剥削阶级”、非劳动阶级的历史创造作用腾出了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也在开始思考黎澍上述论点的局限问题了。 最初,我并未看出来也不敢想黎澍这位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还会有什么“局限”。启发我看到这个“局限”的是同在一校园的管理科学系孙柏录先生。说起来挺有意思,近在咫尺的我们的相识,却因千里之外的黎澍先生。1986年6月,与我一起参与“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的管理科学系的一位同龄教师,向我借《再思集》,说是代同事借阅。我有点诧异:管理科学系也有对黎澍思想感兴趣的人?那里可多是学理的。我突然记起,1986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水房打开水,在水房旁边常贴海报的地方,赫然贴着一张举行“历史创造者”问题报告会“欢迎参加”的海报,报告人是管理科学系孙柏录。我于是急忙打听向我借书的人:借阅《再思集》的是否就是这个孙柏录?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急不可耐就直奔孙先生家了。孙先生是六十年代北大数学系毕业生。记不得我们在一起畅论了多少次“创造者”和黎澍,就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我们也讨论不已,尤让我们冥思苦索的是:马恩一些基本观点的原意是什么?我承认,这时,甚至至今,我们都是“原教旨主义者”。记得他反复跟我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历史的物质条件也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使我茅塞顿开,一种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全新领悟从此开始。 以上就是我当年写作《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基本思路。这篇文章从我毕业留校的当年暑期开始起草,到1988年元月份在《文史哲》上刊出,写了整整一年半,其间五易其稿,增删多次。直到发表前,文章的题目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试论历史创者问题讨论的意义》。1987年初春,我将第二稿投寄《历史研究》杂志。很快就收到回信,说是准备刊用,但要修改,并说若有机会来京可当面讨论修改意见。那时接到这封信当然是高兴的。记得隔了一段时间,借着一个出差的机会,来到编辑部。当时的总编徐宗勉先生谈了修改意见。徐先生最后鼓励我说:“要继续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推动的作用,此文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更需要推敲和加工。”返校后,我将努力修改后的第三稿又寄给《历史研究》。记得又接到回信,还让修改。我当时年青气盛,有点不耐烦,就将稿子压在那里了。与我很要好、同窗七年的李平生兄,当时已去《文史哲》编辑部工作,拙文从写作到修改,他都知道,也参与过讨论,他遂将此稿拿去了。不久,当时的《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约我谈话。发不发这篇稿子,丁先生显然在犹豫。在我将当时讨论的情况作简单的介绍后,丁先生问我黎澍的观点到底能不能站住脚。记得我没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反问丁先生:当年备受非议的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等观点,今天您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平常。我接着说,黎澍的观点很可能也这样,20年后将会变成常识(现在看来,有点太乐观了)。丁先生的头脑其实一点也不僵化,他是在为杂志担心,我的自信可能打动了他。于是决定采用,但必须修改和压缩。我只好忍痛将近3万字的长文压至1万字以内,同时将部分内容作了低调处理,提交了第4稿。在这个基础上,平生兄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再作加工,并将题目改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这篇难产的文章就这样推出来了。谁知道,它一出现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简直可以说是“轰动”。———老实说,我和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学子一样,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这篇文章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是有预感的,因为下面这几个提法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够大胆的,只有孟浪如我才能做这种“蠢事”。第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在这种创造中应占有的地位。”我对此当然充分肯定。第二,剥削阶级并非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物质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第三,认为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历史创造观的缺陷,要求“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进一步反省流行唯物史观。也许是这些论点直接或间接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当时最敏感的神经,也许是指名道姓批评名人所造成的效应,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所产生的影响,反正是拙文一面世,许多大型媒体纷纷摘要报道。当时的理论界很有地位的《文摘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都迅速作出反应。这些反应或者使用了“生产的历史非劳动者所独创”的醒目标题,或者使用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认识上的三次突破”的标题。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一些长者和同行的来信,对我加以鼓励。其中,黎澍先生的来信当然是我 最期待的了。这是黎澍先生给我的一封复信。《文史哲》于1988年元月底印出文章之后,编辑部嘱我给黎澍先生写封信,连同该期杂志一起寄去,信中并代杂志向先生约稿。先生很快复信给我,写得相当客气。 学典同志: 来信及《文史哲》所载《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已经收到并拜读过了。你的批评完全正确。过些时当作答加以阐述,作为向文史哲投稿。但目前春节期间,不免人来人往,难以执笔,节后再说。先此奉复。即颂 春祺 黎澍 88. 2. 9 来信请寄北京木樨地…… 对黎澍先生看过拙文之后的反应,丁守和先生曾两次谈及。一次说:“王学典以研究翦老引起人们注意。几年前发表的翦伯赞与当代历史主义思潮一文,我看后印象较深。他写的关于历史创造者几次讨论的评述,也颇有思想,曾同黎澍交谈过。”对于同黎澍先生“交谈”此文的情况,他近日说:“我接到这期刊物后,便仔细看了王学典的评述文章,觉得颇有些道理,便带着去看黎澍(他已搬到木樨地)。他说已经看到了,基本同意。他准备写封信,对其中某些误解作些解释或说明,……希望进一步开展讨论。”读到这些文字,我才知道黎澍先生当年可能确实比较欣赏这篇文章,他信中所说,并非都是客气。大概是1988年3月中旬,黎澍先生的答辩文章寄来了,在给《文史哲》杂志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先生的文章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立意之高,却超过他写的那些长文章。因为那些长文章所辨析的大都是一个个的具体命题,而这篇文章却提出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些全局性判断。 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我的那篇文章多所肯定之处,这里不赘。先生也斩钉截铁似地指出:“王学典把我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这就完全错了,它恰好不是我的基础论点。”先生认为他的基础论点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对此,我直到今天当然都持保留态度。 是非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所持的那种“真理愈辨愈明”的学术态度,重要的是对待后学晚辈批评的大家襟怀。黎澍先生最令学界钦敬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已有的和现在的认识所持的这种批判和再思的态度。“承认自己过去并不是一贯正确,并预言自己现在的认识仍然同样包含着错误,除了让人增加对他的崇敬之外,难道还会动摇他的权威地位吗? 对于一个富有的人来说,是不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的,而对于一个仅仅拥有几个坛坛罐罐的人来说是不敢打的,因为这是他的全部家当。……黎澍敢于否定自己过去的认识,这是他追求真理的表现,难道这不也正是拥有更多真理的表现吗?……在一些人看来,面子和身份比真理更重要。而一个以真理为唯一追求的人,只要批评有助于他接近真理,尽管来自后学晚辈,接受又有何妨?”我曾两度面对面向先生请教问题,尽管身分、地位、学识与先生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当时丝毫未感觉出与他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距离。最深刻的真理往往是那些最平凡的常识。先生太朴实了,朴实得的确就像那些“真理”和“智慧”本身一样,以致于让人感觉不出他和凡夫俗子的差别。这一切当源于他以民族、社会、天下为己任的至广至大之襟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