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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戈 政权易迭后，李济在大陆的影响逐渐销声匿迹。 他主持安阳多次发掘的巨大成绩，是国人的骄傲，也见于南开教书时的老同事范文澜1942年在延安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到1949年9月重新修订的第一版，只剩了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文革后期第二版就了无痕迹。 鲁迅博物馆，把正在展出的一张李济、鲁迅、杨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取下裁去李济，变成两人照。（9） 重新编辑的“郭沫若全集”，删去了1946年郭沫若去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的《南京印象》中的整整一节。当年郭沫若曾写道，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退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对李济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旧中国的考古学成了受美帝国主义利用，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工具。前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考古学者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胡厚宣等，在迎来改天换地的新时代的同时，恐怕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尴尬。 谭其骧记下了胡厚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1952年思想改造的情况： 1月26日，复旦大学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历史系教授胡厚宣曾在史语所多年，他从3月6日开始交待自己的历史,起初还担任学习小组副组长，被撤销后成为众矢之的，数次检讨都不过关。 6月14日，提胡（厚宣）意见： 叶（栗如）：对名利痛恨不够，学术政治联系不够。民族自卑感，不抵抗，投降主义。名利指导下学术思想容易靠近反动。 龙：痛骂胡适、傅斯年不解决问题。 6月16日提胡意见： 朱（永嘉）：学术上受胡适影响 陈（守实）：新考据，中研院典型奴才体系，蒋介石反动政权文教方面点缀品。胡适“江湖”，以前人已有结论，引伸补译作为大文，向帝国主义御用机关看齐，九•一八时胡适云五十年后东北中国化。“汉学”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齐，为卖身投靠。 周（谷城）：考证考古主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在中国变为帝国主义服务，成为买办学。 叶（栗如）：胡反董（作宾）而不反史语所。在学术与政治思想之间联系，希进一步检查。考古学本身为帝国主义服务，不能说为学术而学术。 6月20日，胡厚宣补充： 学术思想：中学封建教育，奴才买办的考古学和甲骨学，机动的浓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发明，为名利而离开史语所。以上动机，本质上是反动的，买办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学为买办学。帝国主义分子在华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学受帝国主义指挥，殷墟发掘由中美庚款出钱，由中研院主办。 ……（10） 想必，夏鼐当年或许有过与胡厚宣相似的经历与心境？ 否定过去所受的教育，否定过去考古发掘的实绩，彻底与过去的师友划清界限，对夏鼐等人是痛苦和艰难的。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考古所出现这样的情形： 过去那套考古工作的规章制度，过去接受的思想方法，仍行之有效，只是不再提李济等人的名字。例如，李济1929年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同仁约定：一切出土物归公，私人绝不收藏古物；五十年代初，新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也对队员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规定。再如，李济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夏鼐也在各种考古训练会上强调：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有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1955年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考古所主办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青年考古学者的文章——《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章写到： 虽然几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全国其他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思想改造战线上取得了胜利，但是不可否认，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仍然存在着。如果我们把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学报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几本考古报告加以比较，就会觉得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这正说明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应有的变化，还被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阵地，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阵地。（11） 这篇文章有明确的针对性。当时的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要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副所长梁思永经常患病，直至1954年病逝，夏鼐是考古研究所实际负责人，也兼任《考古通讯》的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显然不是夏鼐自己的意愿。 于是，在下一期的《考古通讯》上，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几个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写到： 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 ……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等。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4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12） 谁都知道，“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就是夏鼐的恩师李济。夏鼐终于大义灭亲，反戈一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 （13） 要批倒李济，必须比李济懂得更多，站得更高；可是，中国只有一个李济。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和研究，又去了加拿大，回美后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 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再相机把他们留下。 李济拒绝了，其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 也许，与那次统战活动不谋而合，1960年夏天，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拟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李光谟在文章中回忆（14）：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个老共产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他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也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他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当时叫刘燿）的身份，奉学校指派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还独立主持过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及至夏鼐1935年春清华毕业，出国前以实习生的身份参加殷墟发掘，尹达已有四年多的考古经历。 也许尹达的考虑，是出于对老师的了解。李济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把学术和政治分开，从不强同别人的政治观点。据尹达回忆：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又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15） 而夏鼐在对李济“招降”后，又开始写文章否定那“半个蚕茧”。否定半个蚕茧，不知与“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有无联系？总之，似乎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有一种时代的火药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