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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对，“革命”模式不对，“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就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作自己的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不是当面讨好在座的纪宗安副校长，这也不是大学校长所能决定的，因为上面有一整套评价标准，这不是大学校长、包括社科处处长所能改变的。我不说是谁制定的，大家心里也清楚。反正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急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不像过去，过去我们也有“紧箍咒”，就是泛政治化，打政治棍子，非常可怕。怕成“右派”呀！甚至怕变成反革命。现在，这个指标体系跟含金量结合起来，跟经费结合起来，你必须依此运作，才能够立项，才能够拿到经费，才能够晋升，才能够提高你的学科，才能够提高你学校的地位，还有你自己的地位、生活待遇。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实际上，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我是公开表明此观点的，不讲这个问题就算了，要讲就是矛头向上，因为责任在上面。我们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反对急功近利，消灭浮躁学风，杜绝学术腐败。但是，倘若你的指标体系没有改变，比如要求一个硕士生在读期间发几篇文章，一般的刊物还不行，还要什么核心刊物，那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且这本身就有些矛盾。（掌声。。。。。。）我好像失言了。如果因为我的讲话给学校工作带来什么麻烦，我感到很抱歉，愿意把鲜花献给纪（宗安）副校长。（笑声、掌声。。。。。。）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讲几句。(笑声。。。。。。) 我认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庸俗的你好我好、互相捧场之中，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我在20世纪最后几年讲的话曾被视为异端、另类。我无非是说了“善亦俱进，恶亦俱进”八个字。结果有人出来非难：这个声音为什么与主旋律不协调？21世纪那么好，你章开沅为什么偏偏把老祖宗的话搬出来？其实那是章太炎讲的，不是我创造的，而他也不是我的祖宗。（笑声。。。。。。）武汉的《长江日报》用好大的标题把这八个字公之于众。我很感谢该报，它还敢刊登这种当时被视为非主流的文章。后来有些人竟然骂我是复古主义者，责问我：你还想穿土布吗？你现在穿得这么漂亮不是现代化的恩赐吗？你还说现代化不好？我说我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神圣的东西，其自身亦有很多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才搬出“善亦俱进，恶亦俱进”的老话题。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在讨论后现代化了。 不过现在总算形势大好，很多人说章开沅还能预先提出一些问题，好像对科索沃战争还有点思想准备似的。（笑声、掌声。。。。。。）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我可不是星象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有些话我还得讲，有些话讲了即令没用也得讲，至少可以录此备忘，让数百年之后人们还记得某某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他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证。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把人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笑声。。。。。。） 今天早上，我很偶然地碰到一位将近60年未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个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对于这五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记忆和我的回忆就很不一样。（笑声。。。。。。）我认为自己很笨，很老实，很爱求学，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循规蹈矩。他却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大概是惟一正确的话，[笑声。。。。。。]其他就很难说了。）并认为我最聪明。同时，他又说我最调皮捣蛋。有位姓金的老师原是国民党的官员，教我们语文。他一口扬州话，曾把“咄咄”念成“出出”，我们喊他“金出出”。我这位同学说此绰号就是我取的。（笑声。。。。。。）我从来没有发明这个绰号，（掌声、笑声。。。。。。）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还有一件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成天唠唠叨叨，整个班的人都烦他，就是没有办法来治他。我同学又说是我出的主意。（笑声。。。。。。）那时伙食很差，偶尔打打牙祭，而这位数学老师又很爱吃肥肉，有次正好是我帮厨，就很慷慨地把肥肉盛了一大碗给他。他当然很高兴。后来我们又给她“敬酒”。当时没有酒，就用米汤去敬，结果灌了他一肚子水。然后我又组织人把厕所占领了，（掌声、笑声。。。。。。）每一个茅坑蹲一个人，（笑声。。。。。。）那老师的后果你们就没办法想像了。（笑声。。。。。。）现在想来，我当时再坏也不可能到如此程度。（笑声。。。。。。）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在座的有贵校古籍所的老师与同学们，我不敢班门弄斧。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诌！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都坚持这一观点。虚构的史学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历史任何人都可以讲。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讲雍正，可以讲康熙，讲什么什么的，胡编乱造。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学也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治史是很困难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不像读文学读其他专业那样很快就可以出成果。史学相对来说工作量要大些，这是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上经常讲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学出现很多伟大的成果，是很困难的。 我主张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我们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地贬低西方。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因为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拿中国近现代史来讲，毛主席著作里面（其实也不是毛主席自己写的，是集体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条条框框。但是，现在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我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我就说我的，不要单纯模仿别人。就像小朋友画画一样，首先是模仿，可模仿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有自己的创意；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即是一味的模仿，没有多大价值。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大国。美国才有多少年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与财富。我们不要轻视这一点。如果现在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我们就辜负了史学大国的优良传统。我经常讲要学会与古人对话，比如前面所言的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问题，顾亭林早就说过，“取铜于山”即是很好的说明。不讲古代，就说陈寅恪、胡适他们，关于这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陈寅恪讲过一些经典性的话语，比如“同情的理解”，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则是历史的场景、历史的处境、话语的情境等等。 传统考据和解释学是相通的，并不是说一切都古已有之。但是在我们中国史学宝库里面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华，不应该把这个精华跟国外的、跟西方的史学之中很多好的东西对立起来，应该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特色。这样才是中国史学应有的前景。 现在的史学不在于成天设想有什么新的花招，新的史学靠的是在实践中创造，靠的是史学编纂、史学研究，光讲空话是不行的。我对当下有些文章就很不满意，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史学实践，只会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仿佛那样就可以创造出新史学。那是不可能的。史学实践必须是第一位的，有了史学实践，通过史学实践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史学才会产生。 再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界放开。“西方中心观”不好，“中国中心观”也未必正确，我们应该放眼全球，放眼全人类，要把历史作为人类的整体来研究。如今人们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地球上的生命，而是扩大到太空了，所以现在史学的危机在哪里呢？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做得越来越小。这跟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有关，跟我们的科研管理体系有关，跟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也有关，因为你做得太大或比较大一点就不能很快或完满地完成任务，更不可能一年之内写好几篇文章。所以现在大家都做小题目，西方包括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我就常批评他们题目太小的毛病。不过，史学研究真正的因小见大也是可以的，但是老做些小题目又确实存在问题，不甚可取，因为现实社会往往需要一些更宏观的研究。 最后一点，就是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在任何全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世界伦理、战争与和平等），都应该听得见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样，我们的史学才有前途。 谢谢大家！（掌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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