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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史学大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课，做他的学生，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回常州，应聘到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教书。这是一所刚开办的“地下”学校，表面上向日伪登记，骨子里是原苏州中学的几个常州籍教员弄起来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办学人以请到原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教授任教为号召。我也闻风而动，转学到这所中学做了吕先生的学生。所以严格地讲，吕先生只是我的中学老师，不是大学老师。但确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 我到青云中学是上高中二年级，而当时青云中学最高的班级也就是高二，办学的人因为请到吕先生，就把高二文理分科，由吕先生给我们文科班学生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两门专门课程，另外班上的“国文”、“本国史”也理所当然地请吕先生担任。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 在讲授上，吕先生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而且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他讲说也同样言词清晰，语气和平，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笔记起来也很省力。所以我感到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附带说一下，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像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像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些吕先生教我们“国文”课的情况。因为一般人只知道吕先生是史学家，不知道吕先生还 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学史深有研究的学者。可惜吕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除在《宋代文学》这本小册子（一九三一年商务版）里披露过一些外，从未写成专书，不为人所知，因此作为当年的老学生有义务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坏在哪里呢？吕先生从“古文”这个名词来申说，吕先生说：所谓“古文”，是和骈体文相对而言的，可是这部《古文观止》里却选了六朝隋唐的若干骈体文，如《北山移文》、《为徐敬业讨武檄》、《滕王阁序》之类，说明编选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既然选得如此乱七八糟，为什么还要用作教本呢？吕先生说：正 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 《古文观止》虽是陋籍，其中所选的文章还应该是好的，这是我过去的认识。但吕先生不这么看，他指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吕先生在选讲唐宋八家的文章时还不止一次地说：八家是能写好文章的，但选在这里的往往不是好文章，主要原因就是此书专要选空议论文章，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此书要选短文章，有些好文章篇幅长，就不予入选。吕先生还举《史记》为例，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有许多好文章的，但因为长，所以此书不予入选，尽选些短而空的文章。 吕先生所讲授的文章不一定是他认为好的，不好的也讲，讲它不好在哪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王禹的《黄冈竹楼记》，吕先生说它不好，不好在哪里，在不纯，开头写古文，中间来几段骈文，最后又是古文，不纯就不美。再一篇是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更是一篇万口传诵的大文章，可是吕先生认为也写得很不好，一上来说的“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和下面所讲的孟子“浩然之气”根本是两回事，不应硬扯到一起，最后的七言歌辞又不古，古文中不宜有此。 我当吕先生的学生时，吕先生正在写《两晋南北朝史》，住在离中学不远的一家居民楼上，单身一间房，很清静。我课余去看他，看到他写作的实况：桌上是几堆线装《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南齐书》、《南史》之类，吕先生一边逐卷看，一边摘抄用得着的史料。吕先生是书法家，写字的结构有点像颜书《多宝塔碑》，但比《多宝塔》更刚劲挺拔。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体现出前辈学者谨严的治学风度。摘抄的史料分好类，加以排比，连贯成文。这正式的文稿我也看到，字的清晰不必再说，连文句都极少改动，最后就付印出书。以《两晋南北朝史》而言，全文一百多万字，连抄史料恐怕至少手写了二百万字以上，还不算 过去读书和行文思考的功夫。我想，一个人能以毕生之力写出百万字的巨著，也就不容易了，而吕先生除《两晋南北朝史》外还前有《先秦》、《秦汉》，后有《隋唐五代》，还有其他十多种著作。古人说“著作等身”，如果把吕先生的全部著作像古人那样统统刻成木板书，堆起来恐怕几个“等身”还不止吧！这几部“史”现在大图书馆里总还有，我常劝有志研究我国历史的青年认真读一读。 以我的浅学，当然很难对这几部巨著作出全面的确如其分的评价，我只想谈两点。一点，这几部巨著都分上下册（只有《先秦》合一厚册），上册政治史我认为是一部新的《通鉴纪事本末》，下册文化部分我认为是一部新的《文献通考》。新于《文献通考》者，《通考》只引用纪传体史的志和《通典》等现成的典章制度史料，而吕先生的书则除这些史料外，更多地引用了散见于列传中的大量有关史料。这个工作前人也做，如宋人的《两汉会要》、清人的《三国会要》、《明会要》，近人杨树达先生也曾沿此方法撰写过一册《汉代婚丧礼俗考》，但都比较片段，远不如吕先生这几部巨著之规模大而探索深。新于《通鉴纪事本末》者，《纪事本末》只本《通鉴》剪裁， 这几部巨著则以纪传体史为主，兼取《通鉴》，考核异同，寻求真相，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精辟的看法，绝不囿于陈说，远非司马光等旧史家之所能及（我现在研究唐代政治史，在方法上很大成分还是受吕先生这几部书以及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启发）。再有一点，对史学稍有修养的人都知道，写单篇论文容易见精采，写通史、断代史则很难写好，这是因为论文总挑自己有研究的东西来写，没研究过 的可以回避不写，而通史、断代史必须面面俱到，不管有没有研究都得写，遇到没研究过的就只好敷衍剿袭，自然精采不起来。吕先生这几部书则不然，几乎每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所以写出来的可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如果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恐怕要数以千计。谁能一生写出这么多的论文呢？ 单就这点就足见吕先生之不易企及了。 吕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也值得谈几句。倒不是版本好，版本实在太普通，是当时比较价廉易得的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有光纸印线装小本。但打开来一看，实在使我吃了一惊，原来全部从头到尾都动过笔。过去学者动笔点校书虽是常事，能点校整部《二十四史》的便不多，即使有，也无非是用朱笔断句，或对好的文句加圈点。可吕先生这部《二十四史》不一样，是用红笔加了各种符号，人名加［］，有用的重要史料圈句，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后来我读《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借了吕先生的校本想过录一部，可是由于怕下苦功，过了两个月还是一笔未下，把原书还给了 吕先生。吕先生的断代式中国通史所以写得如此快，几年就是一大部，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他对《二十四史》下了如此扎实的基本功。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不知翼仁同志是否清楚。但我曾试算过一笔帐：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 说到这里，可以顺便讲讲吕先生的藏书。书都藏在常州十子街吕先生的私宅里，是祖上留下的几进老式平房，书放满一、两间，满满几十只书箱。这种书箱是吕先生请木工定做的，不太大，木门不镶玻璃，可上可卸，可随房屋高底宽窄堆叠成各种不同的形式，万一搬动也不用把书倒出来，比现在通行的书橱、书架似乎还合用些。箱里的书不仅有线装书，还有大量的平装新书，是商务、中华等的出版物，除历史外，政治、经济、哲学各个领域的新书无不应有尽有。我曾问吕先生借过几本冯承钧所译的史地考证小册子，发现每一本吕先生都看过，而且对他认为有用的史料或好的见解像《二十四史》一样用红笔圈句。线装书，没有什么旧刻旧抄、善本秘笈，而只是通行常用的刻本或石印、排印本，但都认真看过，不像有许多人的藏书只是随便翻翻，甚至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放永远不翻看。至于善本书，吕先生也有他的看法。我当时曾问过他商务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好不好（都是影印宋、元、明旧本善本）？吕先生说：有的也不见得好，有个朋友曾用宋本《晋书》和殿本对过，发现宋本反而比殿本错得厉害。但吕先生又说：张菊生（元济）先生把百衲本中长于殿本的重要异文写成一部《校史随笔》，很可以看。可见吕先生并没有否认旧本的长处，只是不以为“凡宋刻必好”，没有某些藏书家“佞宋”之癖。 吕先生的修养也真好，从未见他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十子街老宅去看他，他留我便饭，他家的猫爬上桌子，把他筷头上的菜打下来就吃，他也不生气，更未叱责，笑笑就算了。对猫如此，对人可知。学问如此大了，当年的老朋友（学问成就远不如吕先生甚至并无学问的）还是老朋友，那天一起吃饭就有他的几位同乡老友，大家谈笑风生，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有所谓教授学者的气派。当然，吕先生待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他也讲到坏人，但只是心平气和地说某人如何不成话，说过就算，从不骂。 我正式听吕先生的课只有这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到四三年上半年一年功夫。四二年暑假后吕先生没有再来青云中学，在十子街老宅埋头撰作，由开明书店支送稿费以维持生活。这时期我还常去看他，向他借书。《太平广记》这一大部集自古至唐五代小说大成的古籍我久知其名，多年无法看到，就是这时候向吕先生借来看了几遍。我后来撰写明器论文所用的史料就大部分从这部书上看来的，以后把兴趣转到研究唐史这部书 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这部书里唐人小说居多）。抗战胜利，光华大学在上海复校，吕先生回校主持历史系。我本想跟着进光华，只因光华私立学费太贵，考进了不要学费的国立复旦大学。复旦在江湾，离在虹口的光华不算太远，还有校车可坐，所以每学期总去光华几次看看吕先生。 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扪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当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吕先生当年曾为我写过一副对联：“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因为联上写明是“录梁任公语”，它促使我时常考虑怎样真正做到这两句话，真正不负吕先生当初对我的勉。 （摘自《学林漫录》，中华书局出版，定价：11.00元。ISBN7－101－01734－7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