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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官书和私记——尤应重视的文字史料 历史一去不返，今人要了解过去，只能依靠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实物遗迹以及口头传说等，这些可统称为史料。可以说，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尤应高度重视。这里专就文字史料略加阐述。 随着历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由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文字史料的类别也越来越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今天看，可归入官书这一大类的有：政府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可归入私记这一大类的有：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私人办的报纸杂志、账簿、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等。官书与私记的价值各有短长，原则上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至于究竟偏重哪一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官书内容丰富系统，但存在讳和饰的短处 官书的长处是内容丰富、全面且较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过私记。以实录为例，清实录共4433卷，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各方面均有记载，按年、月、日排列，通贯始终。以二十四史为例，二十四史共3249卷，4000多万字，其中政治史料最多，但也有经济（如食货志）、文化（如艺文志、经籍志）、宗教（如释老志）以及天文地理（如天文志、地理志）等方面的史料。二十四史也有原始史料的价值。熟读二十四史、以博通见长的史学家吕思勉说："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的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例如，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依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陈垣撰元也里可温教考，就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有关材料。 官书的短处主要在于讳和饰。讳，指的是官书的作者对于不利于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内容避而不谈，甚至予以篡改。例如，清实录一再改动，隐讳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删改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等。孟森说：清朝皇帝"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又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其被弑之迹，反而把元凶司马昭篡改成讨罪的功臣。再来看饰，饰指的是极力美化统治阶级。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刘秀在长安时有一个同舍生疆华，他奉有"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以证明刘秀的帝位是受命于天的。为了神化帝王，正史的作者把一些开基立业的皇帝描写成"生有异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真人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手臂与这么大的耳朵，这是按照佛像创造出来的"人相"。此外，官书中还有一些毫无价值的废料。例如明孝宗实录的五十则修纂凡例中，竟有一则规定："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私记能反映一些历史真相，但存在诬妄的短处 私记的长处是能暴露一些官书所无的历史真相，更为真切。在日记类中，清赵烈文（曾任曾国藩幕僚）的能静居日记就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1864年7月26日）记："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者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又萧浮泗从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一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滌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曾赵两人的对话，只能在私下里秘谈，见于赵的日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在官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在书信中，也往往能看到在官书中所不可能看到的内容。例如，樊增祥在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致张之洞的一封密札中，谈到了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腐败情况。"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当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以上所论，只是"见面礼"而已。如有重要请托谋求，当远远超出此数。 私记的最大短处是诬妄。最严重者，捏造事实，进行诽谤。例如庚申外史谓元庚申帝为宋降帝之瀛公之子，而非元明宗之子。广阳杂记谓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而非明太祖之子。稍次者，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例如，胡适在1950年5月29日致杨联升的信中说："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 comprehensive account（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他的成名作。但此书并未写全，有上无下。冯的哲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如陈寅恪称之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胡适对冯著早已心存妒忌，看到杨的书评后，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气，便把冯著说得一无是处。 私记的另一短处是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即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也常有误。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他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总之，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治史者应持并重兼采的态度，综合利用，庶几可接近历史真相。 以上说明文字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连带需要说明的，就是史料的运用问题。概括说来，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史料比较贫乏，以后则越来越多，至今已浩如烟海。材料少，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有时不免是一种推测。材料多，不仅看不全，如何选择更是难题。史学家要有驾驭史料而不是被史料奴役的本领，就必须提高理论水平。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还要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考古学、宗教学、神话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有一定的素养。门类很多，当然要就自己研究的范围有重点地选择。史料与理论的结合是一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不能在这里作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是表明并非有了史料，历史研究就万事大吉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7月20日第1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