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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关 键 词】蒋介石/对日谋略/安内攘外 【正 文】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打开日记，写下了两行字：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北伐，在济南受辱，立志雪耻， 至此大体五年。回首既往，蒋介石对自己的抗日表现很不满意，希望新的一年不再“自欺”，有所作为。鉴于日记常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内心活动，本文将以蒋介石的日记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检查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誓言的。 蒋氏30年代的日记至今尚未公布。笔者所见只有三年：1931年为毛思诚摘抄本；1933年仅存1—2月；1934年为全年。由于1931年的日记我已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文中利用过，故本文以利用后两种资料为主。它们均为蒋介石亲笔原稿本，未经任何改动，史料价值较高。其他年份，则依据所引。它们虽然片段、零碎，并有删节和改动，但从可以对照的部分看，此类删改大多属于文字加工，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有使用价值。 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过北上抗战的决心，并曾为此预立遗嘱。（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8日、 11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但是，没有实行，旋即下野。此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和日军只进行过两次大的较量，一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一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当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事变发生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兼参谋长。 他曾有过“决一死战”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8页。），决定迁都洛阳，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电令集结兵力，号召全军将士“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注：《蒋委员中正告全国将士书》（1932年1月30日）， 《中央周报》第191期。）。但是，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派中央警卫部队组成第五军，驰沪增援，并曾准备亲上前线指挥；同时则寄希望于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的调停，不愿采取“强硬”态度。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 “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注：《何应钦致蒋光鼐、蔡廷锴、吴铁城、宋子文之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陈铭枢、何应钦、罗文干致蒋光鼐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13页。）。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等委托，自上海到南京，劝说何应钦“积极”辅助蒋介石指挥作战，何不听；吴随后见蒋，声称十九路军既已鲁莽作战，“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惟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井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注：吴稚晖：《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手迹），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但是，蒋不以吴的见解为然。 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中国方面失去了在淞沪地区驻兵的权利。 1932年12月，蒋介石估计，日军即将侵略热河，致电张学良，要他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声称“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存”（注：《蒋委员长致张学良主任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63页。）。次年1月3日，蒋介石得到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就又得悉山海关失守。蒋介石估计，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平津，准备亲自北上一战。日记云：“余决心北上，与倭一战，以尽我心。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5日。）其后，他发现日军占领临榆县城后，未再进攻，估计日军有两个可能，一是恼羞成怒，进一步扰乱华北，一是见机而止，了结战事。他决定坚决要求日军退出山海关，不再迁就，同时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积极备战，开始筹划调集部队北上作战。日记云：“无论倭寇再攻与否，我军必如预计，急进以备其来。”但是，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他仍然寄希望于各国公使的干涉，拟以中国军队不愿在平津地区作战为理由，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设法保全平津。（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8日。） 日军在山海关得手后，继续进攻热河。最初，蒋介石估计日军如不从国内调动五师以上兵力，不会轻易进攻（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16日。），但他仍决定派兵入热，认真一战， 然后再与日方谈判。日记云：“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洽乎？然非与之一战，则对内对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未必果败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 月17日。）这则日记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蒋介石决定“一战”的目的：不战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条件，国内各阶层人民也会责难，于是决定“一战”，打完仗再与日方交涉。这里，蒋介石的策略是以战求和，重点仍在交涉，并不想认真地、长期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觉得局部战胜也并无把握，所以迅速决定以“固守”为主。1月18日日记云：“此战既不能克，则当专心准备， 以待其来攻可也。”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以后，蒋介石曾要求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均指示中国军队，选择阵地，采取固守模式。后来，他甚至严厉规定，有关将领不得轻易出击。（注：蒋介石1933年5月6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称：“我军实力不充，只能妥择阵地抵抗，此种战略既经择定，宜使全线一体恪遵，怯者固不得擅退，勇者尤不许轻进。论者每持以攻为守之说，欲乘敌人薄弱之点，贪图小利，轻于突击，徒为局部一时之快意耳，固于事无济，且最易牵动全线。”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8页。） 2月下旬，蒋介石在江西完成剿共布置，在各方呼吁下，开始作北上准备。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支持现在战局；收拾败后残局；部署华北继起之战局。同时提出，今后对日作战，“以运用外交为中心”，蒋介石称之为“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6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73页。） 3月6日，蒋介石秘密离开剿共指挥中心南昌，9日进抵保定。13日，胡适从北平前来问策，蒋介石表示，中国方面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而且还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注：《胡适的日记》，1933年3月13 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原本。）此时，长城各口的防务虽因中央军队的北来而得到加强，在喜峰口等处取得过局部胜利，但主帅是这种精神状态，自难指挥部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3月25日， 蒋介石因江西“剿共”前线战事失利，匆匆南返，决定对“寇患”，“取守势”；对“匪祸”，“应准备速剿”。（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 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8页。）4月4日，蒋介石由南京赴赣，继续“剿共”。同年5月5日，蒋介石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将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并将古北口至山海关等地划为“缓冲”地带。（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7页；参见蒋介石复何应钦电，同书卷2，第309页。）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持不抵抗态度，受到国人诟责。此后，日军进攻上海和长城各口时，蒋介石自然不能毫无抵抗，但是，他又并不真正想打，特别不愿意调动全部力量，与日军决战。其原因，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关于此点，下文将要论及；另一原因则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注：《电复陈济棠总司令》，《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12页。）。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17页；又见《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78页。） 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注：蒋介石日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0页。）。因此，在战略上，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注：《国家兴亡责在军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4页；参见同书卷2第259页。抗战胜利后，吴稚晖曾称：“二十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惟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见《〈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题跋》（手迹），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转而支持地方实力派，企图在中国建立所谓“华北国”、“华南国”、“蒙古国”，蒋介石也相应地改变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转而“为和平之最大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蒋介石认为，在内无准备的情况下，绝交是危险的做法。（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3页。）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几度想将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危险，在两国间谋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说明中日两国犹如“唇齿辅车”，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及此回头，和中国友好。1935年2 月，蒋介石派王宠惠访问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希望，要求日方解决东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持两国间的真正友谊。同年6月，发布《睦邻敦交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 发表抗日言论。9月，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则三项，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常轨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今后一切事件。11月19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他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48页。）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手段。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如1932年6月16日日记云：“倭寇咄咄逼人， 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03页。）1936年6月， 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注： 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p.221.）同年10月，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期间， 蒋介石与何应钦讨论对日交涉时，曾明确表示：“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34页。）显然，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做好应战准备的目的。 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 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0日。）此后，他的日记中多见有关记载。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会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日记云：“其藐视之意，溢于眉目，非卧薪尝胆，何以复国？”史载：越军战败，勾践被围时，范蠡曾对勾践说：“节事者以地，卑词厚礼以遗之。”（注：《越王勾践世家》，《史记》卷4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0页。）蒋介石特别将这两句话抄在日记里。对“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蒋介石特别欣赏这一解释，也将它同时抄下。（注：蒋介石记忆有误，抄成“时未至不可强生事”。见其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14日。）又， 史载：勾践作为俘虏入吴后，系犊鼻（围裙），戴樵头（粗布头巾），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为了取悦夫差，表示忠心，竟钦其尿，尝其粪。（注：《勾践入臣外传》，《吴越春秋》卷7。 ）对此，蒋介石极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15、16日。）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主张“欲取先予”。这一策略思想也为蒋介石所欣赏。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话说得虽含蓄，但意思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爱”什么，可以隐约地答应，同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显然，目前的“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 中国古代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类思想也为蒋介石所采纳。1934年4月23日日记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 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山西，阎锡山向他建议，对日不必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对于阎锡山的这番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说：“此其专重黄老之说也。”蒋介石虽没有接受阎锡山放弃准备武力的意见，但是却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当日日记云：“如何与倭寇避免正面冲突，使其无法可施耶？”此后几天的日记内，即有“对倭暂睦”的记载。他准备派何应钦赴日，甚至有过自身“暂时退隐”的考虑。（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14、19、20日。）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下了对日“应取缓和”的字样。 基于以上思想，蒋介石主张对日“忍耐”，甚至进一步主张“忍辱”。如：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1934年4月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检阅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和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蒋介石经常提醒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05、207、208、248页。）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这不能不和勾践的影响有关。 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则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后一种。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30年代亦然。蒋氏1934年5 月11日日记云：“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受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于此不难看出近百年来民族灾难对他的影响。蒋介石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使他常存刻骨铭心之痛。日记曾云：“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3日。） 从蒋氏日记可见，他时常勉励自己，奋发努力，洗雪百年来的民族耻辱。1933年1月4日日记云：“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1934年5月11 日日记云：“中正负此传统之污辱与重任，岂仅以本人不签丧辱条约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为此，他有过率领中华健儿与日本侵略者长期周旋，在十年之内恢复东北失地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2年9月13日。 ）也有过收复台湾等地，“恢复汉唐固有领土”的念头。（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3月23日。）1935年8月，他曾估计，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当在十年之内”（注：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21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18页。）。 在某些时候，蒋介石甚至主张，利用矛盾，助长日本军阀的骄横气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记云：“倭寇之弱点安在？ 彼军阀对国际与国内皆为所厌恶。今养成其骄横，使无忌惮。”次年5月5日日记云：对倭则“张其骄焰，多其外敌”。某次，他接见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对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感到难以忍受，日记云：“骄者必败，敌寇之骄，即吾人之胜，何愤激之为哉！”（注：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 15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第22页。）这里，虽然多少有点阿Q精神， 但也显示出他对“物极必反”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理解。 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利用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记云：“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27日。）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一策略尚未形成。 无可讳言，“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妥协外交”，但是，这是一种暂时的“雌伏”，目的是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注：《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道》，《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72页。）这和献媚外敌，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 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1933年3月，蒋介石在保定接见胡适，表示战无胜利把握， 交涉不会有效，要胡适“想想外交的问题”。蒋的这一意见，并非出于偶然的灵感，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既定方针。从那个时期以后，外交运用在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中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以夷制夷”是中国的老传统。1927年4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外交上转向英美，将苏俄看成敌人。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两国外交关系中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华，得寸进尺。这样，尽管蒋介石仍将苏俄视为中国的“最后、最大之敌”（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3月7日。），但已不得不优先处理对日问题。1934年2月11日日记云：“外交先日后俄。 ”这说明，在蒋介石此时的心目中，对日，比对苏更为紧迫。此后，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改善。 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45页。）1933年1月， 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之为“第一打击”（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17日。），可见，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外交运用较军事布置更加重要。 20世纪三十以至四十年代，“北进攻苏”一直是日本军方的重要方略。蒋介石总结20世纪初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俄国惨败的经验，幻想在第二次日俄战争中苏联人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其在我国东北的基地。1934年4月，他和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之后，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以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坐以待倭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4月12日。） 基于对日苏必战的估计，蒋介石希望利用苏俄的力量制衡日本。同年1月4日日记云： 倭寇既得伪满，其意本足，惟惧大战将起，恐我乘势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为与国，共防苏俄，而其又惧苏俄报复，与我联合，故更求急进，使制服我也。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欲缓也。 “敌之所畏惧者”，指的是中苏联合；“敌之所欲急者”，指的是日本企图强迫中国结为与国。蒋介石企图以中苏联合抵御日本的压制。同年1月27日，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后， 判断苏联有接近中国的愿望。（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月27、28日。）不久， 蒋介石也相应决定“对俄则联络其感情”（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5日。）。 蒋介石希望在日苏开战时，中国能保持中立，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强迫中国卷入战争。卢沟桥事变前，日本曾多次以协助中国取消不平等条2约为诱饵，要求与中国建立“攻守同盟”，共同防苏。（注：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67、190、212页。）蒋介石对此一度忧心忡忡。1934年9月12日日记云：“倭寇与俄开战时， 是否敢强问我态度与不许我中立，是否其不顾列强与国联之联带关系而强我加入其东亚战线，此皆应研究明晰。”日记中，蒋介石设计过几种拒绝日方要求的理由，但特别注明：“切勿与之说明不能参战之情理。”（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8月14日。）为了避免被日方强迫参战， 蒋介石又决定对日实行谅解、和缓，从而促进日苏冲突。11月27日日记云：“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蒋介石当时的目的是：既不得罪苏俄，又不得罪日本，让他们两方火拚，中国得免于难。 1925年前后，蒋介石曾将英国看成头号敌人，日记中有大量与“英夷”不共戴天的誓言。其后，英国逐步从远东退却，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减少，蒋介石遂决定联英，将联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1934年1月12日日记云：“外交如非与英有切实合作之可能，则无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记云：“如何乃能联英？”5月5日日记云：“对英则确切合作。”当年12月，蒋介石曾计划于次年去英国访问，并在考虑以“中英经济合作”，给予“商务特惠”作为和英国的“交换条件”。（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2月23—26日。） 对美国，蒋介石态度摇摆。最初曾寄以满怀希望。1932年11月9 日日记云：“世界各国外交政策，有正义而不变者，唯美国而已。”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建筑在最重视民众舆论的基础上，准备唤起美国国民，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友爱之友邦”（注：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9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42页。）。因此， 有1933年派宋子文访美之举。宋子文先是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保障远东和平的声明，后是签订中美棉麦贷款，中美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国。1934年2月，传说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 蒋介石虽认为无此可能，但他表示“美于国际信用实无价值”。这一时期，他和宋子文的关系恶化，因此，对宋的联美主张持批评态度，日记云：“子文信从欧美以制倭，而不能自强，抑何愚耶！”（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2月26日。）同年3月25日，蒋氏在日记中指斥美国外交家“利己损人”，善于玩弄阴谋，提醒自己：“弱国如吾，能不察乎？”10月8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武官时，又当面“痛斥美国态度之不正”（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0月8日。）。 但是此后不久，蒋介石就逐渐改变其“重英轻美”观念，形成“联美制日”的策略，并且使之份量越来越重。11月27日日记云：“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同年底，蒋介石确定了“运用英美”的总原则，将它们视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加强了和德国的联系。1933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访德。1934年6月10日， 蒋氏日记中有“催订德厂合同”的记载。当时，中国正计划与德方共建飞机制造厂，所谓催订合同，应指此事。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该项合同于同年9月签订。这一时期， 德国军事顾问团积极介入中国的国防建设，参与制订国防计划大纲。（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第25分档，第1161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37年5月，孔祥熙再次访德，购买军火，及时运回， 得以满足几个月后的对日抗战需要。当时，苏联、美国、英国对中国的援助尚未开始，德国军火成了中国部队的重要补给来源。 蒋介石懂得：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注：《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47页。），在发展和各个国家的关系时，要坚持自主（注：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7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51页。）， 用人而不为人用。他分析当时国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如能运用得当，以求生存，用人而不为人用，则未始无复兴之机”（注：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8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8页。）。30年代，列强间正在形成新的组合，蒋介石相信：“假以时日，国际环境当有转机”（注：《电复陈济棠总司令》，《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12页；又，蒋介石1933年4月2日演讲云：“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见同上书卷2，第294—295页。），“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之后，最后欧洲与世界必联合处置日军，以解决东方问题”（注：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14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81页。）。证以后来的历史，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1934年，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过一份《救国方略》（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卷首。），分“安内”与“攘外”两部分，其“攘外”部分如下： ┌联络美俄 ┐ ┌以英制俄 │ │ │ 攘外〈 〉对日〈 先日后俄 │ │ │ └厚交英意 ┘ └以美制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已经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的核心，也是其攘外的惟一内容。为了对日，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对此，日方曾一再表示不满和抗议。1934年 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157页。）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认为，中国企图“利用外国的影响来束缚日本的双手”（注： Foreign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230.），于1935年10月，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230页。）。这些都说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外交策略打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处。 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 30年代，中国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共的“红色割据”。蒋介石在二者之间，常常感到焦头烂额，应付为难。1931年秋，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部分军队抽调北上，“围歼之功，亏于一篑”（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03页。），使蒋介石极感惋惜。此外，还有各地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华北冯玉祥，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西北孙殿英，新疆盛世才等，都使蒋介石悬心吊胆，难以安枕。（注：蒋介石1934年1月28 日日记（原稿本）云：“宁夏孙匪，新疆盛阀，必为国家大患。”又1934年2月17 日日记云：“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怎样处理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尖锐地摆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 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订的《救国方略》，其“安内”部分如下： ┌信赏必罚 │选贤任能 ┌ 剿匪运动│振作士气 │ └巩固民心 │ 安内 │ 五族联邦 │ │ ┌改良中央 │ │建设东南 └ 统一运动│怀柔华北 └平定两广 从上表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安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三方面：（1）以武力剿灭中共。这是蒋介石的兴奋中心， 所以列了“信赏必罚”等四条措施，期于收到实效。（2）组成汉、满、蒙、回、 藏五族联邦。30年代，中国边疆处于多事之秋。东北溥仪“称帝”，内蒙古德王勾结日本，新疆苏联渗透，西藏英国觊觎。这些使蒋介石感到，几年之后有可能“尽失边疆”（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5月6日。）。因此，蒋介石有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联邦制度”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3月7日。），也曾准备于十年内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治试验”。（3 ）解决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改良中央”、“建设东南”，在此基础上，对华北派“怀柔”，对两广派以武力平定。 蒋介石最初主张，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1931年7月23日， 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第15页。）这是他对于二者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同文中，蒋介石并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称安内，既指中央，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对地方实力派，在大多数场合，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对两广，则主意不定，策略变化较多：有时主张“武力平定”，认为“粤非速征不可”（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7月7日。），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 年4月3、5日。）。经过反复思考，蒋介石主要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分化广东内部。1934年3月16日， 蒋介石日记即有“与粤空军联络”的记载。这一策略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收到了实效。一是“缓和”（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21日。）。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提出“和平统一”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等主张。《宣言》称：“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困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30页。）蒋介石对这一宣言很重视，视为“政治新阶段”（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2月1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积极支持华北、山西、山东、华南等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对立，企图建立所谓“华北国”与“华南国”。《宣言》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是对日本侵略者分裂阴谋的打击。11月28日，蒋介石会见王宠惠、罗文干、孔祥熙等，决定“对胡妥协”，同时决定派孙科赴粤，与“西南派”和解。11月29日，蒋介石起草致胡汉民函，日记称：“既决心妥协，则当以至诚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此后，至1936年胡汉民去世前，蒋介石对“西南派”采取的都是“和解”方针。（注：参见拙作《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蒋介石在提出“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也应允对国内政治进行部分改革。1933年，他有过“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的一系列想法，但仅限于想法。（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0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5页。）到了1934年11月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时，他就公开提出，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言论结社自由，声称“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这些主张，显然是对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让步。 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红色割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仍然坚持“围剿”方针，企图在最短期间，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后再从事抗战。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 他先后组织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四、第五两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其间他也有动摇的时候。1933年1月20日日记云：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蒋介石认识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全力抗日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的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最终会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于“天理与人情”。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抗日是民族大义所在，必须“攘外”第一，“先倭寇而后赤匪”。1934年11月15日，他也曾在日记中写道：“救国之道，惟在免除内战。”可见，上述观点，并非偶然灵感，而是经过较长时期思考的。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做出正确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 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4月6日，他从河北保定匆匆赶回江西，即在抚州发布命令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注：《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页。）同月11日，他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据国内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能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3页。）有时，他甚至把中共看成“惟一之大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2页。）。当时，国内许多部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准备组织联军，北上参战，但都遭到蒋介石的阻止和拒绝。4月15日， 他致电陈济棠说：“赣匪殊不可轻视，似不如先其所急，分工合作，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6页。）21日，再电陈济棠称，共产党一旦突围成功，必然“国本动摇，立蹈明末覆辙，虽有善计，亦无法收拾，为祸之烈，或较日寇侵略而有加”（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9页。）。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阋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6页。），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要抵抗外敌，必须以国家统一，国内安定团结为条件。这一点对于弱国尤为重要。蒋介石1933年3月20日日记云：“今日欲言抗战到底，则非举全国国民之心力汇集于一点，并统一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不能有效。”这段话说得并非全无道理。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统一？是以武力削平异己力量呢，还是求同存异，团结对外？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前者。他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将本应对外的枪口首先用以对内，这就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和抗议，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1934年底，蒋介石指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着手解决中共问题。次年6月， 双方代表在香港会见，开始了国共两党间的艰难谈判。（注：参见拙作《陈立夫与国共谈判》，《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401页。 ）这一举措，反映出蒋介石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的策略转变。 蒋介石的改变根源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深，一是国内各阶层救亡图存呼声的加强。但是，他改变的并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安内的方法，从围剿共产党改变为承认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在抗日旗帜下的国内大团结。 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1933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则短语：“东南国防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 月27日。）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这以后，他不断下达备战指示：2月，指示在长江沿岸马当、 田家镇、武穴等要塞构筑防御工事。3月，指示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以扼制敌舰行动。4月， 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联络道路。 6 月， 限令军政部于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 进入1934年之后，蒋介石对国防建设要求加快。当年2月， 蒋介石致电贺耀组，限于当月制订完成东南国防、以南京为中心的防空以及东南空军作战等计划，同时要求勘定江防、海防各要塞附近的步兵阵地，绘成地图。自此，各地国防工程全面启动。至1937年2月， 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注：据《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统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5—361页。）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了。 东南国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是，既然对日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就必须有后方，有根据地。1932年11月，蒋介石等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的建设。（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49—550页。）1933年8月， 他和戴季陶议事，再次讨论迁都西安问题。（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7页。）次年1月24日日记云：“国防据点， 分东北与西北两部乎？”建设东北据点，目的仍在防御，但建设西北据点，则是为了加强后方。此际，国民党正在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为此，他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该会在宣言中并提出“救亡图存大计”，要求集中国力、充实国力，巩固国家统一，完成一切建设，以立御侮之根本。（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6—7页。）1934年10月18 日，蒋介石飞抵兰州，日记云：“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备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次年，他下令在河南进行军事演习，构筑永久工事。此后，他又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 在更多情况下，蒋介石倾向于以西南为根据地。1934年初，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了多项任务，其第34项为“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卷首。）。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蒋介石决定经营四川，11月23日日记云：“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兵不厌诈。战争中要讲究虚虚实实，借以迷惑敌人，备战也同样如此。蒋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 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则日记透露出，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此后，蒋介石即一面在西南地区追击长征中的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次月，蒋介石亲自入川，在重庆发表演讲，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当时，四川政治、经济混乱，蒋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日军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力”，同时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要他从速确定四川金融政策。（注：《蒋委员长致孔祥熙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35页。）接着， 蒋介石又陆续巡视贵州、云南等地，直到当年10月，才回到南京。1936年1月， 蒋介石报告称：日本之所以在华北挑衅，就是因为害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统一，成为中国复兴基地，因此千方百计干扰，而他“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注：《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讲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5—746页。）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衅的原因，未必如蒋介石所云，但他看出，统一西南三省，“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这是不错的。 以驻节四川、巡视云贵为起点，蒋介石积极整理三省的政治、经济，加强工业建设，发展交通，种种举措对于后来的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注：Money Talk-Fifty Years ofInternational Finance,p.221.）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料到了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 中国现代军事学家蒋方震极为强调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影响。1932年7月，蒋介石决定自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1934年决定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他在为航空学校书写《训教》时，特别提出“空军救国”的口号。凡此，都可见他对空军的重视。这一时期，他积极倡议购买飞机，派员出国考察飞机制造工业，在国内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行防空训练，为重要铁路枢纽及黄河铁桥配置防空设备，使中国空军和防空力量得到一定加强。1936年10月，蒋介石到杭州主持航空学校第五、第六届毕业典礼，对中国空军的发展感到满意，曾在日记中写道：“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之安全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37页。） 结语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