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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主，是人类政治一个永恒的追求，但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多歧亡羊，多少罪恶假其名以行之。它就如同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总是由最高权力掌握者拥有对它的命名权、解释权和行使权。我辈人微言轻，无力也不想在铁屋子里呐喊，如果说做这样一次无聊的散谈还有点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面对话语霸权洗脑时，我会对自己说：“切~~~~~~~，这玩意你说它是啥子都可以，除了民主。” 是为序。 一、雅典民主、直接民主制及发展 1、雅典民主概说 在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从公元前6世纪由梭伦改革奠定基础开始，经由克里斯特尼、阿菲埃尔特的改革和努力，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颠峰。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变动轨迹。 公元前6世纪前，权力的占有者是贵族。梭伦，这个雅典的华盛顿，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执政官，他颁布法令把公民（不包括奴隶、妇女和不足年龄的男子）按财产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对应不同的政治权利，虽然这个法令还有贵族气息，比如只有第一等级的公民才能担任最高官职，第四等级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但仍然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但是陪审法院这个最高司法机关，却对所有公民开放，亚圣就高度评价说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 到了克里斯特尼时代，他用选区选举制的500人会议代替了梭伦部落选举制的400人会议，提高了公民大会的作用，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力量。 希波战争后，阿菲埃尔特规定公民大会的决议不受贵族会议的干预和监督，剥夺了贵族会议的审判权，还建立了不法申诉制度，权力从贵族逐渐过渡到由民众来掌握。 其后，雅典迎来了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他进一步放宽了公民政治权利，在法律上解除了贵族的最后堡垒——执政官可以对每个等级的公民开放。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每隔9天开一次，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决议是法律的主要渊源。抽签（捡黑白豆）方式被广泛运用，使得一般公民都有机会担任议员或进入陪审法院，这样，每个公民每3年就可以轮作一次陪审法官。陪审法院权威极大，连伯里克利都因为挪用公款被罚款，还曾被革除将军职务。伯里克利还实行公职津贴的办法，使得贫民也能安心担任公职。这样，民主一词的含义——“人民的统治和权力”，“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就发轫了。伯里克利就说，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插一句，古代中国的《尚书》中曾提到“简代夏作民主”，这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民主”一词，意思是（汤）干掉夏，取而代之，做了天下人民的主人。另外，禅让制是民众选举由领导和“百官”推荐的继承人的制度，是人民选统治自己的人，都和雅典民主相去甚远。对于中国，民主是近代以来才进口的物事了。） 2、对雅典民主的评价 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指的是国家体制表现为具有政治权利的人民直接统治自己，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主权在民，人民亲自参加统治，而不必委托中介或代表来管理事务。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的参与到公共决策中，由多数意见来决定公共事务的处理，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这样来看，雅典民主对于公民而言，是具有广泛性、平等性和真实性的，马主义的民主特征和民主情结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尊重个人平等参与权，但不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集体被无限放大而个体被缩小甚至忽略了，集体利益、集体决定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平等参与权蜕变为每个人拥有合法伤害权。比如贝壳流放制，凡是公众认为是危害城邦安全的公民，可以不经审判，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并经多数同意就可以把任何公民流放甚至处死，苏格拉底就是贝壳民主的牺牲品。又如与伯里克利作对的西门和福克奇利斯，尽管伯里克利能够容纳这两个反对者，但是民众却无法容忍，他们通过民主投票方式把两人赶下台放逐了。这样，民主实质上成为多数人实施合法伤害权的一种工具。 其次，雅典民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不尊重法律的权威。多数同意不仅是法律的渊源，也凌驾于法律之上，雅典公民均可以提出立法动议来推翻或修改法律，于是，法律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公民大会不受法律的制约，它随时可以搬掉任何阻碍民主的法律挡路石，民主逐渐变为绝对的无节制权力。雅典的历史告诉我们，就是多数人掌握了绝对权力，它同样也会不堪忍受各种束缚，包括通过法律加诸于自己的束缚。 其次，雅典民主使得公民生活政治化，亚圣就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针对雅典人来说的。雅典每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块砖头，一颗螺丝钉，雅典公民的命运与城邦命运系于一线，他们自然的会主动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贵族因为有众多奴隶，因此能够完全的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但是大量的自由民和贫民则无法做到，尽管他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在贵族与平民的权力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的平民越来越倾向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在社会经济总量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经济问题最方便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均贫富，但是这样做消耗了社会积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状况逐步恶化。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得民众更加依赖政治手段来均贫富从而获得消费资料。这就是顾准说的，要求所有的麦子一样长，只有不断的砍掉更长的麦穗。政治肥大症引发经济萎缩症，经济萎缩症又加重了政治肥大症，最后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彻底解决问题，这时候直接民主也就走到头了。亚圣对此描述为：“平民领袖为了讨好群众，不惜加害著名人物，以重课和捐献督责他们，使他们倾家荡产，沦为贫户，或诬告富有之家于法庭，俾可没收他们的资财；这样，最后终至逼迫贵要阶级结合成为反抗力量。”也就是上述诸种原因，亚圣将民主政体视为腐朽的政治类型，和僭主、寡头一起列为变态政体，相对应于常态政体的君主、贵族和共和。 最后，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对于国土广袤人民众多的国家则面临规模难题，即便是雅典城邦，也无法真正推行完全的直接民主，每次到雅典城郊广场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也不过2000-3000人（公民大会总人数为6000人）。雅典直接民主制消亡后，在间接民主取而代之前，世界都是专制主义或皇权主义的铁板一块，其中虽有欧洲商业共和国偶露峥嵘，但也没有再建立起稳固的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雅典直接民主制最终沦为了“多数人的暴政”，它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权力，并不会因为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而显得安全。人类政治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是权力，作为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回答了权力由谁掌握的问题，而无力回答权力该如何运作尤其该如何限制权力这一问题。 3、直接民主制的发展 海涅曾经说过，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把处决了欧洲“自然神论”的宝剑。同样的，比如卢梭的公意论之于法兰西革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之于中国文革，在追求直接民主的道路上，都歧变成为恐怖和灾难。 雅各宾专政时期，权力为国民公会所有，由代表公意的国民公会来决定一切事务，废除司法程序，取消司法独立，只要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人，只要国民公会的多数同意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而革命法庭的审判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执行两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的决议。宪政被视为无物，国民公会成为野心家斗争的场所，一旦出现分歧，他们往往鼓动民众直接闯入国民公会，干扰议会的正常议事活动。甚至越过国民公会和宪政程序，直接敲响钟楼的警钟，召唤民众集会，胁迫国民公会，演变到后来，干脆直接发动人民起义，用武装力量迫使国民公会就范，重新按照其意志制宪。丹东在审判时被剥夺了申辩权，并匆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是在国民公会的会场上被捕的，第二天清晨，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押上了断头台。那台由路易十六参与发明并御批，国民公会决议通过的斩首机平均每天砍掉50颗反对派的分子的脑袋，其中包括路易十六和雅各宾派领袖们的脑袋。历史，再一次验证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带来的只有恐怖和灾难，不管权力是不是在多数人手里。 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也是追求直接民主最终歧变为极权民主的产物，这一话题讳莫如深，恐怕大家也耳熟能详，在此存而不论。可以参照上边一段，因为历史总是会不断重复的。 当代社会，直接民主的诉求和尝试仍然持续不断，比如瑞士的全民公决，美国的乡镇会议，前南的经济民主，还有电子民主。但是，瑞士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施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直接民主是一种慎用的决定重大国家事务的决策方式，它的使用有严格的准入规则和程序保障。美国当然实行代议制民主，但不排除乡镇会议这样带有直接民主痕迹的体现公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辅助手段。前南的经济民主，就是工人通过民主形式参与决策，分享劳动果实，这一制度曾经受到好评，但最终的结果是工人把劳动果实均分了，社会无积累经济则无发展，最后夭折。电子民主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实现，包括科技最发达的美国都尚未付诸实践，它或许在将来可以克服直接民主只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但是否能够对权力进行限制尚不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