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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典与解释》第二十四辑 经译者黄薇薇同志辛劳修订，授权古典学园刊发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要是学者们迄今为止的研究足以令人信服，那我也无需多言。但据我所知，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人失望，[①]因为它们起错了头。学者们在同一条道路上绕了许久，却同途殊归：这在所难免，因为有些人没有理解阿里斯托芬，其他人又多愁善感。不过，他们也开始提出些问题：阿里斯托芬有什么观点？他攻击什么制度或支持什么政策？甚至，他属于哪个党派？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把他想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个倡导一种政策、维护各种观点的人，一个想要看到行之有效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想成了一个实用的人。瑟尔沃尔（Thirlwall）一百年前曾写道： 阿里斯托芬的才情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对才情的利用则更让人钦佩。他……从未停止用其无人可及的力量竭尽全力地抵制、纠正，或减少他看到的罪恶。他似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出有益的建议，提出他认为最行之有效的体制；他只是充分地利用戏剧的特权来攻击普遍的陋习，唤起对愚蠢和恶习的蔑视和愤慨，他认为愚蠢和恶习与时代最严重的灾难和危险紧密相关。阿里斯托芬的爱国主义诚实、大胆而明智。[②] 从此以后，这几乎让所有喜欢阿里斯托芬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艺术家，但和同样是艺术家的德摩斯忒尼（Demosthenes）一样，利用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学者们没有把他当成戏剧家。他们确实经常说“我们绝不能忘了他首先是个喜剧诗人”，但那只是动动嘴皮而已，只是用来解释诗人夸张或猥亵场面时的陈词滥调。因为，对于一个戏剧家，你会问：“他的人物和事件可能吗？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定义的可能性吗？他描绘的菲罗克勒翁（Philocleon）是个可能的人物吗？”——这是艺术问题；你不会问：“他赞同还是谴责菲罗克勒翁？”——这是历史或传记问题。对前者来说——“他描述的雅典怎样？有说服力吗？”——他的各种意见、他同意还是反对、他认为应该做什么，这些问题与之毫不相关，即使能够发现它们。然而，对讨论阿里斯托芬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几乎使他们作茧自缚，甚至包括威拉莫维茨（Wilamowitz），尽管他也有些洞见，也嘲笑过那些认为阿里斯托芬是在给观众书写道德训诫的人。艺术与历史或传记问题的区别才是根本。[③] 人们通常提出两种观点。其一，阿里斯托芬认为戏剧具有道德和说教目的，从狭义上讲，戏剧的任务就是提升观众，喜剧更应该提出好的政治建议，他本人就总是持续不断地这么做（在他的“旧喜剧”阶段）。其二，阿里斯托芬对政治和文化运动持保守态度。关于第二种观点，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些人，像（举个例）斯达克（Starkie）就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者”，“新思想的敌人”——“他用自我保护的本能来谴责雅典的喜剧精神，以反对一切新思想”。尼尔（Neil）也认为，“阿里斯托芬攻击两个目标”——新一代的知识运动和民主政治。而其他人，像克若瓦塞（Croiset）和默里（Murray）则认为，阿里斯托芬不反对民主制，也无欲改变体制，他只是敌视误导平民的政治煽动家，尤其是好战的帝国主义，这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虽然克若瓦塞认为阿里斯托芬“讨厌哲学的名称，觉得它面目可憎”；默里却说《云》： 给我的整体印象不是讽刺，不像《骑士》和《马蜂》那样，没有直接反对诗人厌恶和想摧毁的东西，而是一种“幽默的冲突”。（译者译） 在这些学者眼里，阿里斯托芬主要处于一种中间立场——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不喜欢极端的寡头派和政治煽动家：他本质上是一个善良而令人舒适的英国派。 不少作者问过自己：这些喜剧诗人受到大众的欢迎，在属于全体人民而非文学或政治集团的大型节日里创作剧本，[④]他们本质上是人民的诗人——怎么会敌视人民深爱的民主制，甚至只针对民主的领袖呢？——这种敌意为何被允许？又何以流行？前一个问题不如后一个问题明显。答案有很多，从极为愚蠢的观点到最受喜爱的现代观点，莫衷一是。前者莫过于科特（Couat），他认为由执政官指定歌队和赞助人，赞助人付钱给歌队，因为他们大都是有钱人，也是反民主的阶层，所以诗人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后者认为：雅典的民主派分为两支，数量相当。一支由小农场主（small-farmer），即阿提卡的自由农民组成；另一支则由城里的工人——雅典城，尤其是比雷埃夫斯港的下层人民组成，而喜剧则代表了这两派的对立。克若瓦塞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 喜剧给他们（乡下人）带来快乐，或许比悲剧更甚，因为喜剧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古阿提卡正是在这种风格中，在其快乐的田园风格中得到最好的表达。农村淳朴而傲慢，它用喜剧来报复城市和城市钦羡的人。聪明些的诗人为了取悦他们，就在舞台上夸张地讽刺那些风云人物——精明而自私的政客、满腹革命论而敏锐的哲学家、痴迷的论辩家、时髦的作家、新派的作曲家，以及他们的各种观念——总之，讽刺所有城里人的宠儿，但在诚实的Athmone或Chollidae农民眼里却怪得出奇的人。乡下人不知道比报复地大声嘲笑城里人更快乐的事。[⑤] 按照克若瓦塞的观点，这些乡下人除了过节外都懒得进城，所以伯里克勒斯和克勒翁才能在公民大会上逞威风；而他们仇恨的帝国主义民主制虽然能在实际政治中自由自在，在勒奈亚节（Lenaea）和城市酒神节（City Dionysia）却不得不有所收敛。农场主阶层厌恶帝国主义，尤其是战争和战争贩子——战争让他们得不偿失。但我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整个战争期间，虽然他们对戏剧节如此热情，以至于纷纷进城，组成为数众多的观众以压住城里人，但正如雷尼（Rennie）所说，他们“看到采用战争政策以后，便绝不愿意比平时再多走几步”（《阿卡奈人》，第8页）。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在战争的头六年，至少每年有几周，以及战争的后九年，他们都不必再多走几步，因为他们困在了城市围墙内。而且，阿里斯托芬说，这正是农场主，δριμὺς ἄγροικος（乡下佬）要做的事，当他回到农场，远离了克勒翁的势力：他就会进城投和平一票。[⑥]（在阿基达马斯战争期间，雅典的和平主义感只在皮洛斯战役之后，当农场主回到农村时，才变得更强烈，这种说法是一个文学事实，虽然明显只是半个事实）。克若瓦塞想让我们相信，乡下人会去剧场，而不是公民大会；他们让城里人放任自流，只想采用艺术的形式来报复他们，想看看诗人嘲笑城里最受欢迎的人。这会是淳朴却又精明的农民所为吗？对此确实有更有力的反对意见，我稍后再谈。 回到剧本本身。我们从中得知，阿里斯托芬仰慕往昔的岁月、旧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弥尔提得斯（Miltiades）、西蒙（Cimon）和米农尼得斯（Myronides）是他的军事英雄；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是伟大的战役（尤其是马拉松，因为那是一场陆地战——萨拉米斯则属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水手[⑦]）；佛律尼科斯（Phrynichus）和埃斯库罗斯是他最喜欢的诗人。无论他是寡头派还是温和的民主派，他至少是旧生活方式的爱恋者；那就是他猛烈攻击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原因，就像攻击政治煽动家一样，他们俩都喜欢战争期间好战的煽动行为，阿里斯托芬却不甚支持——政治煽动家是旧文化的溶剂。他全力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