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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与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7-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本文原载于《经典与解释》第二十四辑
    经译者黄薇薇同志辛劳修订,授权古典学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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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要是学者们迄今为止的研究足以令人信服,那我也无需多言。但据我所知,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人失望,[①]因为它们起错了头。学者们在同一条道路上绕了许久,却同途殊归:这在所难免,因为有些人没有理解阿里斯托芬,其他人又多愁善感。不过,他们也开始提出些问题:阿里斯托芬有什么观点?他攻击什么制度或支持什么政策?甚至,他属于哪个党派?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把他想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个倡导一种政策、维护各种观点的人,一个想要看到行之有效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想成了一个实用的人。瑟尔沃尔(Thirlwall)一百年前曾写道:>>
    
    阿里斯托芬的才情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对才情的利用则更让人钦佩。他……从未停止用其无人可及的力量竭尽全力地抵制、纠正,或减少他看到的罪恶。他似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出有益的建议,提出他认为最行之有效的体制;他只是充分地利用戏剧的特权来攻击普遍的陋习,唤起对愚蠢和恶习的蔑视和愤慨,他认为愚蠢和恶习与时代最严重的灾难和危险紧密相关。阿里斯托芬的爱国主义诚实、大胆而明智。[②]
    
    从此以后,这几乎让所有喜欢阿里斯托芬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艺术家,但和同样是艺术家的德摩斯忒尼(Demosthenes)一样,利用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学者们没有把他当成戏剧家。他们确实经常说“我们绝不能忘了他首先是个喜剧诗人”,但那只是动动嘴皮而已,只是用来解释诗人夸张或猥亵场面时的陈词滥调。因为,对于一个戏剧家,你会问:“他的人物和事件可能吗?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定义的可能性吗?他描绘的菲罗克勒翁(Philocleon)是个可能的人物吗?”——这是艺术问题;你不会问:“他赞同还是谴责菲罗克勒翁?”——这是历史或传记问题。对前者来说——“他描述的雅典怎样?有说服力吗?”——他的各种意见、他同意还是反对、他认为应该做什么,这些问题与之毫不相关,即使能够发现它们。然而,对讨论阿里斯托芬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几乎使他们作茧自缚,甚至包括威拉莫维茨(Wilamowitz),尽管他也有些洞见,也嘲笑过那些认为阿里斯托芬是在给观众书写道德训诫的人。艺术与历史或传记问题的区别才是根本。[③]
    人们通常提出两种观点。其一,阿里斯托芬认为戏剧具有道德和说教目的,从狭义上讲,戏剧的任务就是提升观众,喜剧更应该提出好的政治建议,他本人就总是持续不断地这么做(在他的“旧喜剧”阶段)。其二,阿里斯托芬对政治和文化运动持保守态度。关于第二种观点,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些人,像(举个例)斯达克(Starkie)就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者”,“新思想的敌人”——“他用自我保护的本能来谴责雅典的喜剧精神,以反对一切新思想”。尼尔(Neil)也认为,“阿里斯托芬攻击两个目标”——新一代的知识运动和民主政治。而其他人,像克若瓦塞(Croiset)和默里(Murray)则认为,阿里斯托芬不反对民主制,也无欲改变体制,他只是敌视误导平民的政治煽动家,尤其是好战的帝国主义,这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虽然克若瓦塞认为阿里斯托芬“讨厌哲学的名称,觉得它面目可憎”;默里却说《云》:
    
    给我的整体印象不是讽刺,不像《骑士》和《马蜂》那样,没有直接反对诗人厌恶和想摧毁的东西,而是一种“幽默的冲突”。(译者译)
    
    在这些学者眼里,阿里斯托芬主要处于一种中间立场——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不喜欢极端的寡头派和政治煽动家:他本质上是一个善良而令人舒适的英国派。
    不少作者问过自己:这些喜剧诗人受到大众的欢迎,在属于全体人民而非文学或政治集团的大型节日里创作剧本,[④]他们本质上是人民的诗人——怎么会敌视人民深爱的民主制,甚至只针对民主的领袖呢?——这种敌意为何被允许?又何以流行?前一个问题不如后一个问题明显。答案有很多,从极为愚蠢的观点到最受喜爱的现代观点,莫衷一是。前者莫过于科特(Couat),他认为由执政官指定歌队和赞助人,赞助人付钱给歌队,因为他们大都是有钱人,也是反民主的阶层,所以诗人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后者认为:雅典的民主派分为两支,数量相当。一支由小农场主(small-farmer),即阿提卡的自由农民组成;另一支则由城里的工人——雅典城,尤其是比雷埃夫斯港的下层人民组成,而喜剧则代表了这两派的对立。克若瓦塞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
    
    喜剧给他们(乡下人)带来快乐,或许比悲剧更甚,因为喜剧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古阿提卡正是在这种风格中,在其快乐的田园风格中得到最好的表达。农村淳朴而傲慢,它用喜剧来报复城市和城市钦羡的人。聪明些的诗人为了取悦他们,就在舞台上夸张地讽刺那些风云人物——精明而自私的政客、满腹革命论而敏锐的哲学家、痴迷的论辩家、时髦的作家、新派的作曲家,以及他们的各种观念——总之,讽刺所有城里人的宠儿,但在诚实的Athmone或Chollidae农民眼里却怪得出奇的人。乡下人不知道比报复地大声嘲笑城里人更快乐的事。[⑤]
    
    按照克若瓦塞的观点,这些乡下人除了过节外都懒得进城,所以伯里克勒斯和克勒翁才能在公民大会上逞威风;而他们仇恨的帝国主义民主制虽然能在实际政治中自由自在,在勒奈亚节(Lenaea)和城市酒神节(City Dionysia)却不得不有所收敛。农场主阶层厌恶帝国主义,尤其是战争和战争贩子——战争让他们得不偿失。但我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整个战争期间,虽然他们对戏剧节如此热情,以至于纷纷进城,组成为数众多的观众以压住城里人,但正如雷尼(Rennie)所说,他们“看到采用战争政策以后,便绝不愿意比平时再多走几步”(《阿卡奈人》,第8页)。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在战争的头六年,至少每年有几周,以及战争的后九年,他们都不必再多走几步,因为他们困在了城市围墙内。而且,阿里斯托芬说,这正是农场主,δριμὺς ἄγροικος(乡下佬)要做的事,当他回到农场,远离了克勒翁的势力:他就会进城投和平一票。[⑥](在阿基达马斯战争期间,雅典的和平主义感只在皮洛斯战役之后,当农场主回到农村时,才变得更强烈,这种说法是一个文学事实,虽然明显只是半个事实)。克若瓦塞想让我们相信,乡下人会去剧场,而不是公民大会;他们让城里人放任自流,只想采用艺术的形式来报复他们,想看看诗人嘲笑城里最受欢迎的人。这会是淳朴却又精明的农民所为吗?对此确实有更有力的反对意见,我稍后再谈。
    回到剧本本身。我们从中得知,阿里斯托芬仰慕往昔的岁月、旧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弥尔提得斯(Miltiades)、西蒙(Cimon)和米农尼得斯(Myronides)是他的军事英雄;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是伟大的战役(尤其是马拉松,因为那是一场陆地战——萨拉米斯则属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水手[⑦]);佛律尼科斯(Phrynichus)和埃斯库罗斯是他最喜欢的诗人。无论他是寡头派还是温和的民主派,他至少是旧生活方式的爱恋者;那就是他猛烈攻击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原因,就像攻击政治煽动家一样,他们俩都喜欢战争期间好战的煽动行为,阿里斯托芬却不甚支持——政治煽动家是旧文化的溶剂。他全力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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