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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花了点时间了解了下近二十年国内对于汤因比的研究状况——我为什么要这样就不用告诉你了吧？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些评论和研究者——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是汤因比著作的跨学科性质决定的——给我讲了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他们说：汤因比说。。。汤因比又说。。。汤因比说的这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这样，二十年都是这个腔调，很乏味。 不用说，他们都是汤因比的粉丝。可是，在我看来，接受汤因比的文明论，也相应地面对了汤因比招来的那些批评，对于那些批评中提出的问题，他们是怎么看的涅？他们置若罔闻！是不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呀？我们一向爱说个“兼听则明”的话，不知道新近的译本有木有把那些批评文章给译出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附了索罗金的一篇批评，对此让我对于汤因比先生大生好感，真有胸怀！在我看来，这个批评的深度堪比汤因比著作的宏富！有两个中国的哲学博士写文章赞美汤因比的文明论，说正如索罗金所说。。。这让我不禁莞尔，心说你到底是不是粉丝呀，你到底看没看完索罗金的文章啊？你提他你不是拆自己的台么？ 我又想到索罗金，那么样地清醒，那么样地严厉，是不是性格使然啊？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到，我们可不好意思，汤因比对于我们中国的文明可是大加赞赏地，我们以为他喜欢我们就像我们喜欢他一样多！ 再说索罗金，我听说，他在哈佛没有什么朋友，他说杜威，“杜威的书，我看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本又一本，什么也没有”；我听说他在喝醉了时说，帕森斯的东西，百分之五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四十五是老生常谈，只有百分之五是好东西，都是从我这儿偷的。。。当然这些八卦都是我道听途说的了。我挺爱八卦的。 我也爱看批评文章。看了中国人写的90篇大同小异的汤因比赞，我尤其爱看看那些批评论调。当然，那些批评主要都是西方的，在我看来，那些批评者知道汤因比在说什么。就像，汤因比一说阴阳静动，我们立即就想到是太极八卦，这个我们知道。 先说索罗金，这么好的文章，不说可惜了。 他说《历史哲学》——在非基本的和浮面的缺点当中，可以举出的第一个是篇幅太大，可以在经过大力压缩之后，仍然保有它的理论的明确性与完整性；第二，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社会学作品，其后果之一便是他不得不花几十页或几百页的篇幅来谈论别人已经谈过的问题、人家比汤因比谈得更透彻更好；第三，对于他所研究的二十一个文明的知识是不平衡的；第四，他对艺术、哲学、自然科学、法律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现有知识看起来是非常不够的，他从这些方面引用得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引什么材料，因此而来的结论就显得肤浅和一知半解。第五，另外几个他曾经肯定下过一些结论的方面，也有这个情况。。。。当然，较之这部作品的宏大结构，这些缺点都是不可避免的，索罗金说，我们不应过分苛求，如果他的立论设想是健全的，那么这些缺点就可以变成很一般的缺点而可以轻轻带过。 不幸，这部作品有两个根本性的缺点，这不是细节问题，而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心脏和灵魂的问题：第一就是汤因比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的问题，第二就是文明起源生长和衰落的基本设想问题。——从这两点，就出现了汤因比历史哲学全部事实和逻辑上的错误，首先，他对于文明的分类——把几个基督教文明都分开了，当成了不同的文明来对待，，而又把另一些不同的体系集合变成了一个文明，把斯巴达孤立出来，脱离了古代希腊文明的其余部分，而把罗马文明变成希腊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汤因比对于文明进行了全面攻讦，说它们不是流产、便是停止发展、僵化、衰落、解体，死掉了埋葬了，只有一个现在也许还活着，根据他的臆测学说，文明必须衰落、解体死亡，作者当然就必须不是埋葬它们就是要使它们流产，停滞发展僵化或至少也得衰落和解体，对此也没有什么明确标准，于是他就不得不甘心情愿地担任文明的殓尸人的工作了。再次，他一直很勇敢地坚持他的学说，尽管他看见了许多事实，他还是不肯回头。根据他的说法，文明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生存和生长，它们不是流产，就是停滞发展，不是停滞发展便是生下来以后立即就开始衰落了，然后接着解体，或者变成一棵僵而不死的枯干。当然，采用哲学的说法，诞生就是死亡的开始，但是对于一个讲求实证方法的研究一个有机体或一个文明的生命现象的工作者来说，他总应该而且也必须不那么太富于哲学意味才是，他总应该而且必须在真正的死亡、瘫痪或无法医治的疾病出现以前，好好地研究一下生命本身的发展过程。对于绝大多数的生命有机体和文明来说，在诞生和死亡之间的距离常常是很长的——这正好说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存在中的绝大部分是研究的很少的，而且只是把它们的的几百年、几千年的存在、活动与变化淹没在他的那种想当一个“文明的殓尸人”的癖好中。 。。。。。。 汤因比在他所设想的学说中所提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不正确或不健全的，这是索罗金的结论。 二 在《历史哲学》刚问世的时候，“文明”是不是能够成为历史研究的 “单位”是饱受争议的。我新近看到国内两位作者写的谈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文章中，还在争论文明划分的标准呢，还都是各执己见呢！看着他们的区分标准，真是麻烦。。。 索罗金反对汤因比把 “文明”作为研究的单位，是因为汤因比的文明构成诸要素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不是一个整体或系统，他们只是在空间上有关系，因为汤因比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就像货物一样被卸倒在大片土地上，就像“裤子，梳子，电子管，玫瑰花，汽车”，把这许多东西堆积在一起，把这许多不同事物的集合当成了体系，并大胆地在它们之间寻觅起源、生长、衰败中的一致性。这样一来，他就犯了一个无可挽救的错误，把他的那座巨大的建筑物建筑在比所谓一片散沙还不如的基础上。。。 斗转星移，沧桑世变，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文明研究的合理性，文明领域内的探索已成为传统。这当然不是因为汤因比，而是因为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在“长时段”历史结构研究中取得那些成就。顺便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美国史家斯多雅诺维奇语）。 年鉴派和汤因比对于历史研究提出的任务和使用的方法，表面上是很相似的，总体的历史研究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什么的。但是，年鉴派的代表特别强调和汤因比做出区别。第三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对此是这样谈论的—— 关于文明一词，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年鉴学派创始人对这一名词的用法。。。他们特别注意同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观划清界限：后者的文明概念将人类历史分作21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按照‘挑战和应战’的规律分别经历着诞生、成熟和衰亡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他用模糊的术语把‘社会’和‘文明’混为一谈，他使用低劣的方法进行胡乱比较，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时代混淆的错误之上的，是求助了许多引喻和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机论’思想，把人类武断地划分为‘有限数量’的文明。总之，对他的批评主要有两条；一方面，他像魔术师那样制造虚幻的史学，像演情节剧那样逐一展现各种文明；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而是一种历史哲学。吕西安·费弗尔不无讽刺地总结道：托因比心中的历史学可以这样来概括；有个年老的图书馆员在答复一个垂死而又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知晓全部历史的波斯国王时，这个年老的智者说道：‘陛下，历史就是人的出生、相爱和死亡’ 如果我已对这一争论稍稍多费了些笔墨的话，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确定新史学的一些基本立场。我以为所有自认为属于新史学的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同意吕西安费弗尔的这一观点。托因比的历史学尽管有其吸引力，有其开阔的视野和有其把握总体史的愿望，但这种草草拟成而又不可避免地大量使用第三手资料的史学，发表不费力气的空论，并不是我们的史学。 P．盖尔（Geyl, Pieter，1887-1966），汤因比的又一个著名批评者，荷兰的历史学家，乌特勒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听说他的六卷本荷兰史以其史料丰富、分析精到而受到高度尊敬。——这我也是道听途说，我猜，如果荷兰处于十七世纪的国际地位，国人就会争相翻译和阅读他的作品了。 从1947年开始，历整个五十年代，他都在媒体上同汤因比进行激烈论战，这些文章后来结成三个集子——《Debates with Historians》，《Use and Abuse of History》，《Encounters in History》。 盖尔称汤因比的理论是人为的、不以经验为基础的、神学的假定！ 他认为历史过程充满复杂性，塞不进任何公式。在仔细研究了那些所谓的“黄金时代”后，你同样会在其中找到当代这些意味着衰落和灾难的标识。他坚决反对把“挑战与应战”说当成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文明遇到的 “挑战”或困难决不是进步的唯一原因：“难道安定时期对文明不利么？难道希腊文明不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占有奴隶并因此摆脱了体力劳动的阶级而繁荣昌盛的么？” 同样，汤因比“退隐和复出”说也遭到质疑。例如，汤因比认为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起至1914年止处于同欧洲问题“疏远” 的状态，这使得它后来在欧洲国家中赢得了主导地位，对此，盖尔举出大量的英国积极参与欧洲政治的事实来反驳汤因比的观点，如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拿破仑战争中是反法同盟的中坚...盖尔认为汤因比只对那些支持自己之先验论点的史实感兴趣。 Hugh Rredwald Trevor Roper （1914—2003） 牛津大学的钦定教授（Regius 1947年出版的著作《希特勒最后的日子》 “The Last Days of Hitler”，一面世即成最热卖之作！1983年，他证明了那曾被认为是真正希特勒所写的60卷日志实乃赝品而获举世瞩目。 关于汤因比，他这样说：汤因比的思辨方法使他骇人听闻地颠倒了历史，因为西欧的衰落时代被确定为一个早得不可思议的日期——1550年，这使汤因比断定“西方文明在教廷分裂、百年战争和黑死病时代繁荣昌盛”，而文艺复兴是我们衰落的开始。他强调指出，这种悲观主义的评价也适用于牛顿、巴赫、吉本、伏尔泰时代、即文化教育昌盛的时期，可谓极端主观。 这又让我想起索罗金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必须相信他（汤因比）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希腊在公元前431-403年以前——汤因比说希腊文明从此衰落——并没有发生过战争，没有革命，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奴隶，没有顽固思想，也没有一个“没有创造性的少数人”，一切灾殃都要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才出现，我们还必须承认在这个时期以后，希腊罗马的创造能力枯竭了，没有柏拉图、没有亚里士多德，没有伊壁鸠鲁，没有芝诺，没有波利比阿，没有教会的神父，没有卢克莱修，没有科学的发现——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没有。而事实上，在衰落以前和以后，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实际情况却是非常不同的。 Ortega y Gasset, José （1883——1955年），被认为是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加缪语），其最富盛名的著作《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1929），《大西洋月刊》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另一部具世界影响的著作是《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Invertebrate Spain 1922）。 他老人家也是汤因比的批评者之一。 他认为，汤因比划分文明和原始社会的标准太单一了。实际上，汤因比区别各种文明的基础是纯数量参数：“原始社会有人口不多的小块领地且存世不长。。。而文明的特点是长期存在以及领土规模和人口数量”。汤因比还把原始社会定义为“静态社会”，而文明的特点是动态性。奥特加对此不满，他认为更加具建设性的定义应研究原始社会文化、确定“原始的”文明和发生原始社会之前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说清诸如埃及、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原始的” 文明的起源。同样，奥特加也批判了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的规律，认为运用它来说明文明的产生是极少有说服力的，因为它的产生和地理、气候因素有联系，他认为原始的文明决不是作为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之应战创造出来的，而变化本身及随之而来的困难仅仅因为该地区居民已经达到了汤因比称为文明的高度才能被克服。 Geoffery Baraclough 1908-1984 早年是英语世界一流的中世纪史研究者，二战后兴趣转移。1956年，接替汤因比成为伦敦大学“史迪文森国际关系讲座”教授，并主编英国皇家国际事物学会的年刊《国际事物概览》，1964年以其重要著作《当代史论纲》中新颖的宏观世界史理论体系而获广泛声誉。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具体展示了他的这个体系并各国学者对此的共同认识和研究成果。 1976年，巴勒克拉夫教授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起草“历史学”卷，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帮助下，费时两年，完成《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经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随后被译成多国文字，为欧美各大学采为重要参考书。 在这部书中，论及汤因比，巴氏多所征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做了否定。 在“元历史学”一节中，谈到汤因比的话， “对托因比的真正批评指责他从根本上缺乏概念的明确性，从而使他的著作失去了启迪价值。一位批评者写到‘一个如此宏大的综合结构体系竟然置于如此纤细的理论基础之上，真是闻所未闻’（胡克语），他使用的研究技术是文学修辞的分析，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分析。。。。。这部著作对于历史哲学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相反，托因比‘作出了英雄式的——虽然是盲目的——努力，企图建立世界史，并且用形而上学的拼缀物将它掩盖起来’（马兹利什语），用M·M·波斯坦的话来说，“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并不是新的历史哲学，而是经过了乔装打扮并且蒙上了一层面纱的各式各样的陈旧哲学。它与马克思相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不会更加光彩夺目。”（M·M·波斯坦《事实与联系，论历史方法》，剑桥，1971） 巴勒克拉夫说，当代历史研究趋势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历史学家已经摈弃了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中，“今天仍保留着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 ‘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这句话让我想起刚刚看到的某篇研究汤因比的文章，作者说：“他（汤因比）的思想首先拓宽了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宗教学的视野，使历史哲学在历史研究中占主流地位”——这就是传说中的信口开河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