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二
教俗之争是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最主要的斗争。 公元11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的铁碗人物戈里高里七世和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是以罗马教皇胜利而告终。亨利四世在冰天雪地里来到卡罗斯阿城堡,向教皇负荆请罪,站了三天三夜,教皇才饶恕他。当时尽管皇权掌握着世俗人们的生杀大权,但是教皇手中却掌握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进天堂的权利。当时,对一个人的最大的惩罚不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是对他实施“绝罚”,就是把他破除教门,得不到基督教的保护,灵魂永远进不了天堂。由于教会的权利如此之大,所以罗马教会的权力逐渐达到了顶峰,而神圣罗马帝国却逐渐衰落,因此,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罗马教会相抗衡。到了中世纪的中期,罗马教皇的权力急剧膨胀,财富也大量占有,修道院占有很多土地,教会成为最大的财主,也就是说,修道士们已经极大地违背了他们当初的誓愿。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所有的欧洲人都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教徒分为两种,专职的神职人员比如教士,一般的信徒叫平信徒。专职的神职人员是那个时候最尊贵的职业,他们必须发三大信誓:贫穷、贞洁和顺从,终生侍奉上帝,才能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圣经里有一段经典的描写:一个富人问耶酥,我怎样才能进天堂。耶酥回答,你要变卖所有财产,分发给穷人。这个人面有难色地离开了。耶酥说,富人要进天堂,真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哪!但是,随着基督教权力的极度膨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画地为牢的封建王朝多如牛毛的中世纪,只有信仰是统一的,凌驾于分崩离析的世俗社会之上的,就是罗马教会以及它的像蛛网一样遍布欧洲世界的各种教会组织。因此到了12、13世纪,我们发现,这三大信誓在基督教会里面已经全部变成了一种讽嘲:贫穷——修道院已经成为最大的财主;贞洁——中世纪所有污秽的事情莫不出于教会,乃至于14世纪的人文主义大师彼德拉格愤怒地称罗马教会为“全世界的臭水沟”。罗马修道院已经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淫乱之窝。当时很多红衣主教甚至教皇都有私生子,而且往往是私生子生的最多的人,最有希望成为修道院长。所以,中世纪的基督徒已经大大地违背了贞洁的誓言。至于顺从——早期的教徒是顺从的,到后来,教会已经高高凌驾于世人头上,成为社会的绝对的主人,而原本基督徒是很谦卑地称自己为仆人的。因此,顺从也谈不上了。这样的话,我们说基督教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也就是基督教文化最最核心的地方:基督教的二元对立,自我分裂。那么在对比希腊的和谐之美、罗马人的力之美和纵欲主义,都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同样,基督教的最后导致的自我撕扯的痛苦同样震撼我们的心灵。基督徒的理想是玉洁冰清、崇高典雅的,要求神职人应该断绝一切凡尘的欲念,方能够做一名带领平信徒进入天堂的领头羊,教会则是引领人们进入天堂的阶梯,而且基督教是宣扬唯灵主义,就是灵魂丝毫不能被肉体的欲望所诱惑,而诱惑就像魔鬼一样诱惑我们的灵魂,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左右。中世纪有一门学问叫做“魔鬼学”就是专门研究魔鬼的,人时时刻刻都处在魔鬼的诱惑和包围之中,人只要有哪怕一点缺口,魔鬼就会趁虚而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基督徒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应该时时谨慎、谦卑以抵御魔鬼的诱惑。我曾在一本书里写到: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是从兽变成神的过程;是一个战场,是兽性和神性鏖战的战场。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于我们身上,神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拔,而兽性则把我们向下拽。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人类由于刚刚惜别动物不久,因而很容易受到肉体的诱惑,却很难受到精神的指引。一般来说,堕落乃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而要向高尚的境界升华,是很痛苦的,需要很强的毅力和精神的磨练。所以在中世纪,做一个罗马人是很容易的,成天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一味地堕落。也许夜半时分,酒醒之后也会有一丝的惆怅,会受到灵魂的拷问,但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尽可以又接着堕落。而基督徒就不同了,人本身那么容易堕落,而基督教却又给人提出那么高的理想,拒绝一切美好东西的诱惑,美丽的妇女、光华之色、美妙的鸟鸣都被看作是魔鬼的化身而受到抵制。奥古斯都在《忏悔录》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我皈依基督教以后,什么都可以抵御。肉欲、食欲我都可以抵制,但是我有一样东西无法克制,那就是对光华之色的喜爱。但是我发现,光华之色也是魔鬼的诱惑。后来,我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可以抵制它了。 这么苛刻得近乎可笑的要求,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所以,要求所有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都象本笃和奥古斯都那样圣洁高尚,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只有这样你的灵魂才能最快地进入天堂。因此,基督徒们都不能象罗马人那样公开堕落,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些邪恶的勾当。那么这样就导致了基督社会里最最恶心最最让人憎恶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虚伪。一方面你道貌岸然,另一方面你的行为又极其卑污龌龊。所以中世纪的基督徒处在这种双重的撕扯之中,是极其痛苦的。基督教的很多象征啊,它不由分说地把人的灵魂往上拔。 罗马人的建筑和基督教的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兴盛于公元10世纪,哥特人是日尔曼人的一支,“哥特式”原意是“野蛮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宗教建筑形式。比如巴黎圣母院、圣彼得大教堂等等都是哥特式建筑。而之前的建筑是罗马式建筑,是从罗马流传过来的,典型反映罗马文化特点:四平八稳、庄重实用,没有那些精雕细凿的痕迹。而哥特式建筑就开始向高处发展了,它是高而尖的屋顶,给人一种往上拔的感觉。当你走进巴黎圣母院,抬头看那极高极高的屋顶,你的感觉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阳光透过花花绿绿的玻璃天窗照射下来,就像耶酥受难之后的血迹。这个时候,圣乐响起,唱诗班唱起非常宁静神圣的歌曲的时候,你看着天花板上阳光一下透进来,你感到的就是基督耶酥受难的血滴下来了,然后看你面前那个十字架上受难的耶酥,从他那个胸口流出的一滴鲜血中间,你马上就能够感到一种震撼。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到你的灵魂被那些光线不由分说地从你的肉体里面拔出来,升上天国,而你的肉体就像一袭长袍一样,乔软无力。这个时候你才感受到基督教魅力,用海涅的话来说: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在于痛苦的极乐之中。这种痛苦的极乐只有我们把希腊的偶像和基督教的偶像两厢比较,才能感受得到。希腊的众神给我们的感觉是震撼我们的眼睛和感官,是一种情感上的震荡,不用思考就会感受到,任何一个健全而具备审美能力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你面对基督教的偶像——十字架上的受难的耶酥,一个为全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所犯下的原罪担负起沉重的十字架的人,给我们指出了灵魂再生之所的这样一个人,看到他的屈辱、痛苦和伤害,我们感到的不是一种美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震撼。接着,你就会感到从十字架顶上一种救赎的精神冉冉升起,我们看到灵魂再生的希望,就好像看到麦地里的第一粒金黄的“出穗之果”,一切仿佛都有了希望。这就是一种痛苦背后的精神的极乐。所以基督教的美感是一种血淋淋的被撕裂了的东西,这种苦难的美感会给你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一个基督徒,无论他再罪孽深重,他到一次教堂,他的灵魂就会受到一次洗礼。当然,中世纪的基督徒走出教堂还是继续作恶,但他走进教堂那一刻还是很虔诚的(笑)。所以,我们对中世纪的基督徒还是应该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不能否认,基督教确实具有极强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中世纪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根本原因,而也是因为它太崇高,导致基督徒的人性严重扭曲。同学们都看过《巴黎圣母院》吧?这种基督教的扭曲在这部作品里被描写的淋漓尽致 弗罗洛神甫有学问、心地善良,在早年去山区布道的时候拣到一个弃婴,抚养他长大成人,成为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始终教诲他要从善,听从上帝的教导。如果他一生都没有遇见过爱斯梅拉达,我们可以说他是纯洁而高尚的教士。但是,不幸的是他无意间看到了爱斯梅拉达,尽管他身着黑袍,满面阴沉,但他毕竟是一个人,也有着正常的人的情欲。当他的爱情被无情拒绝的时候,他恼羞成怒,诬告爱斯梅拉达为女巫,爱斯梅拉达被送上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弗罗洛利用他的副主教的身份,来到死刑牢房里看望等待行刑的爱斯梅拉达。最为精彩的是他的这段话:“在碰到你以前,我的肉体不是没有受到过感动,也有很多次,当一些美丽的异性从我眼前走过的时候,我的热血也会沸腾,我的身体也会痉挛。但是,只要我一回到我的斋戒室,严格的斋戒制度和修道,又会使我马上回到冰冷的信仰和禁欲之中。但是,如果人没有能够抵御魔鬼的诱惑,错误只在于上帝没有给与人足够的毅力。于是,那一天我碰见了你,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那天,当我正在修道的时候,一阵悦耳的歌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我禁不住起身打探,就看见了美丽的你,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女巫,不然哪会有如此的魔力。我效仿前人用驱魔符驱魔,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看见你,我一眼就能从你那美丽的眼睛里看见魔鬼的狰狞。可惜当我第二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见你一千次。所以我就躲在一切阴暗的角落,象一个幽灵一样等待你的出现,这不是我的错。”他最后几乎是用一种呻吟的声音说:“你的歌唱得那样美,难道是我的错吗?你的舞跳的那样好,难道是我的错吗?你长得那样美,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毕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不是他的错啊!”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更多的是觉得他可怜,而不是可憎。他被那个制度所扭曲,他不能爱,他只能像一个鼹鼠一样偷偷摸摸地爱。正是基督教的极其崇高的理想和对人性的压制,才导致了一系列中世纪的悲剧。中世纪基督教为什么要迫害女巫?在一本书中提到:当那些身穿黑袍,发誓要坚守基督教义的神甫们,将女巫们投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的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实际上他们烧的不是女巫,烧的是他们自己心中想要阉割而未曾阉割干净的人性和欲望,他们感到的是一种扭曲的快感。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扭曲的、变态的、异化的文化,走到15、16世纪就再也不能发展下去了。 基督教必须面临着改革,这种改革有两种途径,要么就是公开地直接地宣称:我们是人,人所具有的东西我都具有,没有必要限制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并不见得就和宗教相冲突。这种改革思想的代表者就是南部欧洲的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而这样的改革运动就叫做文艺复兴运动。 相反的跟这个运动殊途同归的就是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15、16世纪,南部欧洲富庶发达文明,教皇都是南部欧洲人;北部欧洲贫穷、愚昧落后,乃是保证纯正信仰的沃土。一方面,他们对南部欧洲的这些文雅的披着宗教圣袍,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教士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们对全新的人文主义也不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主义就有点像罗马的纵欲主义,在道德方面是很堕落的。因为在当时,冲破一种虚假的道德体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不讲道德,只是它的初衷是想把基督教变得更具有人情味而已。而北方的基督徒不搞文艺复兴,不搞人文主义,因为对于日尔曼人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古典的东西可以复兴的,他们搞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如果是文艺复兴是一场阳春白雪的运动,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充满了乡巴佬气息的下里巴人的运动。在老百姓当中,迅速蔓延开来。整个北欧世界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倒向了新教,传统的天主教的半壁江山发生了宗教改革,改变为新教。今天,我们发现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从北欧的新教国家当中产生的。英国、荷兰、德国、斯堪蒂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等等。 法兰西例外,它地处南北之间,因此在文化上也是南北汇粹。法国人也就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具有意大利人的奸狡、滑头,既有那种文明恶棍的特点,同时又有动辄诉之武力的蛮横脾气。所以,它成为一个后来居上、后发制人的强国。而那些南部欧洲的死抱着天主教体系的、最文明、最繁荣富庶的国家,却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全部沦为二流角色。虽然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相互矛盾的运动,但是他们是殊途同归的,目标都是把矛头指向腐败、堕落、虚伪的罗马教会,指向中世纪那种陈腐而虚假的文化。所以,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起源。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它成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胜过文艺复兴运动。从此,西方世界走出了中世纪的浓浓的阴影之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 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形式并不容乐观。在1500年,在被历史学家汤恩比称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的这个时候,世界三分: 一块是东方中国的儒家文明大明朝,它的经济非常发达,文化水平特别高;一个是处于西方的封建、贫穷、落后、虚伪的基督教文化;另一个则处在这两者之间,伊斯兰文明,它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斯塔佛里亚罗斯在他的《全球通史》的开始,非常诙谐地说:如果1500年,要是在火星上有一个观察者的话,他一定会相信,未来世界如果不是属于穷兵黩武的伊斯兰世界,就一定是属于经济繁盛、文化发达的大明朝,他怎么也不可能想象未来世界会属于欧洲。那个时候,一个欧洲人,假如他知道东方的大明朝,知道伊斯兰世界,那么他一定会为自己不幸生活在欧洲而感到万分的沮丧。 看到这段话,我不禁联想到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他们也许有着同样的沮丧心情吧。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观察意识,看看历史文化是怎样演变的,我们才会知道:其实历史的潮流是几百年河东,几百年河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享受处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荣耀,固然是荣幸的。但是,在历史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间付出艰辛的努力,同样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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