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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的确立 印度的封建制度萌芽于笈多王朝时期，在戒日帝国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最终得到确立。印度的土地在原则上归国王所有，故统称为“王田”。王田可由国王加以处分。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王田通常被划分为四个部分：“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王田中的“国用”部分，即由国家直接征收田赋的土地。玄奘说这部分土地的收入是充作祭祀之用，这大概是指的主要用途，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开支和王室的花费也都出自国有土地。第二部分土地，是作为禄田和食邑，国王用来封赐宰相和大臣的。玄奘说的“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就是指这部分禄田而言。这就是说，印度在戒日帝国时期，上自封疆宰牧、辅佐大臣，下至一般官员和幕僚，都可以得到数量不等的食邑封赐。第三部分土地，是国王用来赏赐给具有聪明才智、学识高深的学者。这表明印度的封建帝王是重视封建知识分子的。第四部分土地，是国王用来分赠给不同的宗教团体，以求福德，故称为“福田”，实际上就是“教田”或“寺田”。由于帝王大量布施土地，使印度的婆罗门教祭司、佛教寺院和印度教神庙都拥有大量土地，成为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 戒日王曾对教俗大贵族大量封赐土地，他颁发的铜牌赐地证书迄今已发现很多。根据已发现的631年戒日王赐地铜牌中说，国王查明一个婆罗门僧侣，利用“伪造的敕令”占有苏马昆达卡村（在士拉瓦斯塔省昆达丹那县）。国王毁掉了这个伪造的铜牌，“没收了他的村庄”。可是戒日王又把这个村庄按原来的边界施舍给另外两个婆罗门僧侣：一个是出身于瓦尔那族、属于娑摩吠陀派的僧侣瓦塔斯瓦明；另一个是出身于吠舍奴弗利达族、属于梨俱吠陀派的僧侣西瓦提帕斯瓦明。戒日王的敕令中说，这次土地施舍“并附有获得村民的土地税，以及诸侯家族能要求的一切收入的权利，作为脱离县管辖的部分而免除一切义务，并附有传给子孙的权利，直至天长地久。”从戒日王这份赐地文书中可以看出：土地封赐具有永久性，成为领受者自由支配的世袭财产；这样封地和赐地脱离政府的行政管辖，成为教俗封建主享有特权的独立王国。由于戒日王以及其他帝王的封赐，到7世纪时，许多寺院和庙宇都成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封建主。例如，王舍城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受到“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国王封赐和布施的土地都是以“邑”为单位。印度的社会是以村社为基层组织，一邑基本上就是一个村社；村社大小不等，邑的户数多寡不同，每邑一般为200户。那烂陀寺拥有土地之广和佃户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封建依附农民和租税 戒日王的土地封赐和布施与村社农民转化为依附农民同时发生。分封和赏赐的土地都是由村社农民耕种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同时转换主人。他们必须向新的封建主缴纳地租和赋税，甚至还要服各种劳役。戒日王以及其他帝王封赐给教俗贵族的“邑”、“封邑”、“食邑”，就包括村社的农户和农民。封建经济的关键不在于土地多寡，而在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的数量；这些租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作为土地的附属物，为封建主生产地租和赋税，并提供各种劳役。根据已有的资料看，戒日王一次分封和布施就是百邑或80邑，几万户农民随着国王的封赐变成封建依附农民。仅那烂陀寺一处就拥有200多邑，剥削农民在4万户以上。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实物地租。农民负担的租税占多大比重，官府并无明文规定。据《大唐西域记》载：戒日王时期“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照玄奘的说法，农民有口分田，可养家糊口，承担的赋税徭役均不太重，租种王田的要缴纳土地总产量的六分之一作为实物地租。7 世纪后期唐释义净访印求法，历时20余年，游历30余国。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提到印度的地租率。他说租种佛教寺院土地的农民，由寺院供应耕牛的，地租率是“六分抽一”。所述情况与玄奘相同。农民负担除地租之外还有其他的实物贡纳、“货币税和可能实行的其他税”，而“诸侯家族能要求的一切”费用，都要由农民承担。除实物和货币负担外，印度农民也还有一定的劳役负担，为教俗封建主从事各种杂务劳动，例如，修缮房屋，洒扫庭除等。印度政府也常利用农民劳动力修建宫室屋宇、建筑道路桥梁、兴修水利工程等，不过玄奘说：“国家营建，不虚劳役，据其成功，酬之价值。”国家营建，不白白使役劳力，根据工作完成情况给以报酬，这就不能算作官府征派的徭役了。玄奘说戒日王时期的印度“赋敛轻薄，徭税俭省”，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 种姓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印度社会从笈多王朝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到7世纪前半期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基本确立，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社会变革。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关系的形成，种姓制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四种姓中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高级种姓，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统治阶级地位。他们从历代君主那里得到大量的土地封赐，占有定居在这些土地上数以万计的农户，对他们实行租税剥削、司法审判和超经济强制。 吠舍种姓原为从事农、牧、商业的平民集团。随着封建制的形成，从事农牧业的居民逐渐沦为依附农民，与原来的首陀罗农民地位接近。戒日帝国时期的吠舍种姓，专指从事商业的居民，根本不包括农民在内。首陀罗种姓原为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主要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还有的从事农牧业和渔猎生产，社会地位低下，其中有的就是奴隶。7 世纪时，首陀罗中的分成制农民和租佃农民逐渐转化为封建依附农民，而吠舍种姓下层村社自由农民地位下降，也沦为租佃王田和僧俗贵族土地的依附农民，这两种来源的依附农民逐渐融合，形成新的首陀罗种姓。所以戒日帝国时期的首陀罗种姓是专指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依附农民而言。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谈到了戒日帝国时期印度种姓制度。他说：“若夫种姓，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二曰刹帝利，王种也。三曰吠舍，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穑。”玄奘在这里明确指出，吠舍就是商人和高利贷者；戍陀罗（即首陀罗）就是奋力耕种土地、种植庄稼的农民。原先首陀罗中的手工业者大都下降到其余“杂姓”之中。 在中古时期，印度的种姓制度更加复杂。在四种姓之外，按照行业组成各种“阇提”（梵语jati）。阇提内部职业世袭，设管理机构监督成员遵守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违章者要受到惩罚，直至被剥夺受保护的权利。阇提之间互相隔绝，不准通婚。随着手工业分工的加细，各种手工业阇提的数目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全被组织于阇提之中，处于封建主的统治之下。印度种姓的发展，与生产提高和分工加强有关。但种姓间的分割与隔绝又是生产发展不够充分的表现，成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的基本障碍。 早期封建经济的发展状况 封建关系的形成，使部分村社农民随着土地的封赐变成依附农民。但印度的封建农业照例在村社的基础上进行，仍然是一家一户小生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象西欧那样形成农奴制的封建庄园。 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看，戒日帝国时期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都呈现富庶繁荣景象。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水利灌溉设施也有扩建。农作物种类繁多，农产品的产量也相当可观。玄奘提到恒河中下游地区，盛产水稻，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比较完备，水车被广泛利用。印度西北部盛产小麦和甘蔗。水稻和小麦是印度的主要农作物；稻米和麦粉是印度人的主食。此外还有豆类作物和油料作物。蔬菜和水果种类繁多。玄奘列举的蔬菜有姜、芥、瓜、葫芦、荤陀菜等，葱、蒜稀少，也不多吃。果品种类更多，难以列举，为世人所珍重的主要有所谓庵没罗果、庵弭罗果、末杜迦果等十余种；石榴、柑桔，诸国普遍种植；梨、桃、杏、葡萄等果品，也在许多国家广为种植。印度的经济作物主要是甘蔗、靛蓝、棉花、香料等。印度人的日常食品有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各种饼等。玄奘说印度到处都呈现“稼穑殷盛”、“花果繁茂”的景象。 中古时期，印度的棉纺织业最为著名，产品行销国内外。中印度秣兔罗国（今北方邦马图拉城）是印度棉纺织业的中心之一，玄奘曾提到这里盛产细花布。毛纺织业也有发展，玄奘说北印度的乌仗那国人多穿白色细毛布衣服，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人也穿的是毛布和白细毛布。除此之外，玄奘还提到有人穿着“憍奢耶衣”（即野蚕丝衣）和“菆摩衣”（即麻布类的衣服）。由此可见，7世纪时印度纺织业的部门是很多的。 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的手工业也很发达。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还谈到印度的很多矿产，涉及必须经过冶炼的金属矿产有金、银、黄铜、紫铜、赤铜、铁等。提到出产金属矿产的国家不下12个。其中以北印度的磔迦国、屈露多国，中印度的秣兔罗国、尼波罗国最为著名。玄奘特别提到在北部大雪山中有个苏伐剌拿瞿呾罗国出产上品黄金，故叫“金氏国”。②玄奘曾提到用黄金、白银和水晶铸成劫比他国大寺院三个宝阶的事。在锻冶金属基础上的武器制造也是很出色的。印度人制造的锋锐武器有刀、剑、斧、戈、矛、戟、弓箭等，防御武器有甲胄和盾牌。用金、银、铜、铁制造的器皿，在印度也很多。他们也用金、银制造各种装饰品，或铸造各种神像。 印度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度。村社的自给自足性很强。商品交换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印度的国内外贸易也还具有一定规模。玄奘说，金、银、黄铜、白玉、火珠，是本地所产，积存数量很多。奇珍异宝，种类名称都不同，从海口输入，来交换商品。但是在做买卖时，用金钱、银钱、贝珠、小珠作为交换手段。贵金属交换和奇珍异宝交易在印度的国内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扼水陆交通之便，商业贸易也很繁盛。玄奘说：“异方奇货多集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恒河中游在曲女城和华氏城之间的一座古城叫波罗痆斯（今瓦腊纳西，又名贝拿勒斯）也是一个商业中心，利用恒河的交通方便，成为奇珍异货的集散地。“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①华氏城以东的恒河下游地区，在戒日帝国时期经济上出现衰落状况。例如毗舍离、华氏城、王舍城等一些历史名城，人口减少，经济萧条，或许与富庶的农业地区封建经济迅速发展有关。曲女城以西地区主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是坦尼沙城，是普西亚布蒂王朝的发祥地。玄奘说萨他泥湿伐罗国的都城坦尼沙城“家室富饶，竞为奢侈，深娴幻术，高尚异能，多逐利，少务农，诸方奇货，多聚其国。”坦尼沙城处于恒河和朱木拿河的上游地区，是印度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北印度出产的金银，四方的奇珍异宝都汇集于此，然后转销国内外。所以坦尼沙城的商人多于农民，家室富足，争相奢侈。坦尼沙是印度内地商业城的典型。 印度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一些港口是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中心。恒河出海口的耽摩栗底（今塔姆卢克港附近）城，自古以来就是印度与东方各国交通的要冲。中国僧人法显于411年由此乘船赴师子国。唐释义净经苏门答腊也在此港登上次大陆。玄奘说，此城“滨近海陲，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③西部地区濒临阿拉伯海，在坎贝湾的入口处有一个海港城市伐腊毗，据传为笈多王朝的将领森那帕蒂·巴答尔伽于470年左右所建。它是印度与其迤西各国进行交通和贸易的口岸。中国僧人玄奘和义净均到过此地。据玄奘说，该城“居人殷盛，家室富饶，积财百亿者乃有百余室矣。远方奇货，多聚其国。”④伐腊毗是国际贸易都市，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都是家财“百亿”的大富贾。在东西方的国际贸易中，印度输出的商品多为棉布、金银首饰、珠宝、香料、象牙、靛蓝等；输入商品主要是中国丝绸、瓷器、阿拉伯马以及西方的金属制品等。印度商人到过亚欧大陆和北非一些地方，中国的长安和广州等地都有印度商人长驻。外国商人也经常往来于印度。国际贸易将印度与世界连在一起。 印度教的兴起 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是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融合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思想，又吸收了印度其他的民间信仰，最终演化而成。印度教形成的过程很长，从4世纪笈多王朝开始，中经8—9世纪商羯罗的改革，最后定型。印度教在某些方面已与古代婆罗门教不同，它是适应封建制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其基本特征和文化传统，仍然沿袭了古代婆罗门教。 在笈多王朝时期，婆罗门教在新的形式下得到复兴。自阿育王以来，佛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罗门教在此期间虽然未曾受到轻视和迫害，但是婆罗门祭司却很少得到当权者的布施。在笈多王朝时期，婆罗门教开始摆脱只属于某一特定地区之中的特权阶级宗教的狭隘属性，发展成为拥有众多信徒、真正代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要包罗次大陆所有的宗教派别、哲学思想、信仰观念，因而没有形成象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完整体系，而是许多宗教和信仰的大会合。印度地区的每个宗教派别都可成为它的一员，只要遵守简单规则，例如尊敬婆罗门或在理论上接受吠陀经典即可。 印度教没有公认的教祖，也没有统一的经典。因而印度教的信仰学说、哲学伦理观点相当繁杂，信仰印度教的各社会等级、阶层、集团之间，所信仰的内容和宗教实践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概括起来，印度教的信仰有以下几个要素：（1）信奉吠陀。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和经典，流行于公元前2000 年代印度西北部雅利安人游牧部落中。在吠陀教发展成婆罗门教之后，吠陀仍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印度教因袭婆罗门教，也要求在原则上信奉吠陀，并不要求完全恢复古代的吠陀。（2）信奉多神教的泛神论。多数印度教徒都是多神论者，他们尊重多种神陀，但是他们只向一个天神进行礼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一神论者。而这种一神论往往带有多神论的色彩。印度教徒崇拜自己特定的天神或主神（本尊），有湿婆、毗湿奴等。他们认为在这些神的背后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这就是“梵”。梵，既无属性，又无形式，是超越时空的万物本原，也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它是印度教徒修行解脱的最后境界，即不生不灭、无差别的境界。各派印度教徒崇拜的天神湿婆、毗湿奴和梵天诸神，是作为梵的具体形态而显现的。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往世书》，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称之为“三神一体”说。不过印度教的“三神一体”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根本不同。梵天、毗湿奴、湿婆三个最高的神，体现“梵”最高存在的三个不同方面，是最高主宰创造宇宙过程中三种不同力量，或三种不同作用。印度教徒承认自己崇拜的天神（如湿婆或毗湿奴）是造物主，但也不否认对方天神的存在，只承认他们是低一等或几等不同等级的神祇而已。这是现实社会封建等级制度在宗教方面的表现。（3）相信业报轮回与灵魂解脱之说。业报轮回思想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根本信仰之一。印度教继承和融合了这种思想，并且加以发挥。印度教宣称，包括人在内的每一种有情的生命都有灵魂，在灵魂的支配下会采取某种行为。梵语的“业”就是指这种行为。印度教的哲学认为，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对他的来生和再生都有影响。“业”的学说反映出印度教对生命的特殊观念。他们认为生命并不是以生死为始终，而是一系列生命无穷尽的链条，一次生死只是这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段生命都是由它前世的行为（造的业）所决定的。神、人、动物都是生命长链中的不同等次的环节。“业”是要受到报应的，这叫作“业报”。善行有善报，来世可以升天；恶行有恶报，来世堕为畜类。灵魂的再生或转世，就是生死轮回。这种轮回是无始无终、周而复始的。每轮回一次都要经过生死和许多苦难历程。即使轮回为天使，生命也有终了之期，还要继续转世，苦难永无止境。人间和天上都不能求得快乐，所以虔诚的印度教徒认为求得解脱，即脱离生死轮回，在永远不变的状态中求得安息，这才是最高愿望。这种状态叫作与梵合一，或称涅槃。 印度教大致有四个主要教派：即尸摩多派或称传统主义派、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尸摩多派崇拜佛教以前的古婆罗门教的传统，在现实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遵行古代仪式，奉行多神信仰，承认泛神论是最高真理。这一派教徒的人数在印度教徒中占多数。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亦称大梵天，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宇宙的始祖。有四个头面向四方，四只手分别拿着吠陀经典等物。他不仅创造了神，同时也创造了魔鬼和灾难，在三大神中地位不高，崇拜者寥寥，没有形成独立的教派。 毗湿奴派信徒崇拜毗湿奴为最高神。毗湿奴，意译为遍入天。皮肤深蓝，有四只手，躺在巨蛇身上。被认为是兼有创造和破坏两种能力，是宇宙的维持者，无所不在，高于一切。他有很多化身，曾化作鱼、龟、野猪、佛陀等，据说10次下凡救世，有1000多个称号。其妻为吉祥天女。这派教徒认为通过默念神名和坐禅可以获得解脱。强调禁欲、苦行、素食，宗教活动一般在寺庙里举行，教徒额上划有“U”字标记，主要流行于印度北部和西海岸地区。 湿婆派信徒崇奉湿婆为最高神。湿婆被认为是毁灭、苦行和舞蹈之神。其形象被描绘成有5个头、3只眼、4只手，能完成多种职能。印度教认为毁灭具有再生、重建之意，所以湿婆被奉为破坏与重建之神。他能降妖服魔，额上第三只眼发出的圣火能烧毁一切。湿婆信徒认为，男性生殖器（“林伽”）是湿婆的象征，是再生能力的象征，因而受到崇拜。湿婆有8种（地、水、火、风、空、日、月、祭祀）化身，亦称大自在天。湿婆教派流行于克什米尔和南印度等地，还有许多分支。南印度有一派视牛为神圣。湿婆派信徒认为，只有膜拜湿婆，灵魂才能消除污秽，实现净化，最终才能得到解脱。 性力派是从湿婆派分化出来的，其信徒都是一些性力崇拜者，以某些仪式崇拜某尊女神，而且这些仪式具有色情色彩。这种性力崇拜并不是来自古婆罗门教，而是接受了民间女神崇拜的传统。崇拜的对象主要是湿婆的妻子难近母、毗湿奴的妻子吉祥天女、梵天的妻子辩才天女等。崇拜仪式秘密进行，以酒、肉、鱼和人体作祭品。性力派不相信业报轮回，反对种姓制度和歧视妇女。这一教派流行于孟加拉、奥利萨、阿萨姆、尼泊尔和南印度的喀拉拉邦等地。 上述印度教四个主要派别，虽然最终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但在笈多和戒日帝国时期都有了发端，构成不同的教派。印度教中其他的信仰还有很多，或者未被认为是宗派，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宗派。印度一些土著居民对原始神祇的崇拜，也采取了著名天神的形式，被认为是他的化身或奴仆，而且婆罗门和这种崇拜也有联系。能够吸收和消化土著居民的多神信仰，是印度教所以能在全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文化和学术 戒日帝国时期印度的文化和学术达到相当繁荣和昌盛阶段。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都有很大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最后形成的吠檀多派唯心主义哲学是印度教基本教义的理论基础。印度哲学发展 戒日帝国时期是印度文学由古典梵文文学向中世纪民间各种地方语言文学发展的过渡时期。梵文文学的经典《罗摩衍那》（意译《罗摩生平》）、《摩诃婆罗多》（意译《伟大婆罗多王后裔》）、《薄伽梵往世书》（意译《世尊往世书》）以及其他《往世书》、寓言集等仍然是中世纪文学创作的材料来源。戒日王奖掖学术，鼓励文学创作。他本人就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创作了《妙容传》（即《爱见》）、《珠璎》和《龙喜记》3个剧本，都是宫廷戏剧，描写后宫艳史、宫廷风波、王太子恋爱故事，同时也宣传舍己为人、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教义。戒日王宫中文学家波那跋陀，是印度著名的三大古典小说家之一，其作品有历史小说《戒日王本行》，叙述戒日王朝早期的事迹，还有梵文叙事诗《伽旦波利》，内容是友谊和爱情的故事。 在戒日帝国版图内，东部的摩揭陀和西部的伐腊毗是文化学术比较发达的地区。摩揭陀王舍城东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的佛教文化教育和学术中心。考古资料证明，创建于5世纪笈多王朝的那烂陀寺，经历代国王的布施和扩建，到戒日王时已发展成拥有百余食邑和6大院的宏伟佛教寺院与佛教最高学府。7 世纪后期义净到来时，那烂陀寺的食邑增加一倍，寺院又增建两个，达到八大院。义净在《三藏法师传》中说：“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①国内外的僧众万余人经常在那烂陀寺进行各种文化学术研究。一些著名学者在此设坛讲学。中国玄奘、义净等人也曾在此就学多年。印度西海岸的伐腊毗是对外贸易中心，经济繁荣，豪富之室颇多，文化学术也随着发展起来。距伐腊毗城不远的大寺是印度另一文化学术中心。伐腊毗王公笃信佛教，每年都举行一次佛教大会，为期7天。贵重道德，崇尚贤能，尊敬法教，重视学问，对远方来访学的高僧，倍加礼敬。在文化学术地位上，西部大寺与东部那烂陀寺齐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