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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革时期（1976年至今）的中国史学对21世纪的史学走向影响很大。文革已经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研究者所渐渐淡忘、淡化，它的影子越来越遥远、模糊，对它的反思渐渐失却听众，"文革情结"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那么，如何评估后文革时期的中国史学（以狭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学为主）呢？这牵涉到生存危机（subsistence crisis）问题。表现有二：其一，学界缺乏的是震撼力的成果（多是"承乏"之作），流露的往往是做作的苍凉。现今学界论著有如泉涌，但再过十年二十年后，还值得提及、纪念的，会不会廖若星辰？五十年呢？又有谁属于耀眼的晨星，隐没于另一个时代的曙光里？其二，许多问题研究不是清晰了而是糊涂了。有些问题本来可以说清楚，但就是说不清、道不明。 基于此，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束缚了历史？哪儿出了毛病？现在的学者在想什么？ 有一点毫无疑问，一个必须变革、打烂一切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史学改革（甚至是革命）的前夜。 一、研究内容 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需要重新定位。 1、叠加--"再生"历史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研究什么？历史回收站是垃圾处理场还是知识精品廊？我们必须反思知识体系本身。 历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原生形态的历史与次生形态的历史，这其中，治史者本身感情的注入、认同标准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历史记忆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直感记录）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选择的。 金克木在《秦汉历史数学》一文中说："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1]这里说的是原滋原味的原生历史。 但是，展现在我们治史者眼前的往往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膨胀性历史。鲁迅在《华盖集o忽然想起》中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萨义德提出了"理论旅行"假说：一种理论在其流行之中形成的潮流，可以使文化、知识得以滋润，也会变异。近代历史被摆在现代屠案、祭坛上，任人宰割，近代的人们被当代史学导演们强行套上了与之身份不符的现代文化衫。 历史衍化为滑稽的历史、意念中的历史--不真实的历史，臆言--狗尾续貂，历史产生了分泌物--病料，连词语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这其中，意识架构、文化定势--解读的参照系、实用层面的效验--意识转换的关键等都起着作用，它们是史学中那"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 信史难求，假史化为信史时，错误就渐渐地生出美丽。治史者成了化妆师。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内容就是经过一道道程序制作出来的。如琦善，先是宰辅大臣，接着变成奸臣，而后是卖国贼；洪仁玕，先是外国侵略者代理人，再是大英雄（气节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缠足，先论美丑，依次论的是卫生话语、国运、祸水论。历史就是如此的叠加。 历史上存在有当事人都不知道但却实实在在的内容，如赵州桥所蕴含的拱桥力学原理、天坛回音壁所蕴含的声学原理，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为历史。 传统封建思想严重的洪秀全，身上却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自发也同时化为自觉。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权利"创造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大缠足时的呻吟，抹去放足时的呻吟。凭心而论，鸦片战争的影响有没有被过于放大？历史本来没有谜，谜乃后人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双层的，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演化为由个性化描述向集体狂欢的过渡，历史正是对这种集体狂欢的积淀成记忆--集体记忆。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学，是基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观念史，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叠加的积淀，而渐渐衍化为历史，其中一部分化为学术史，一部分溶入历史本身。 对当下性影响的强调，使得今天看来大逆不道，可能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历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顾当时人话语的语境。 哥伦布想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常常企图驾驭历史。 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2、盲点--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 潜规则--体制外运作，潜藏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丧失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而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鸦片战争像一把锋利的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割不断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中国历史。西学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的交织。如张之洞，人们往往关注他的中体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经致用，死守底线。对复杂人物的诠释，单纯从西方影响一面来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理解么？传统社会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历史进入近代后传统的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方法，水土不服。西学内化，谈何容易。 爱国是近代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近代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原生形态究竟如何？ 人们关注的是反缠足运动，而对妇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却几乎无人问津。 制度与观念之间有一个先后，这是差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人的观念与现行法治的冲突。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论层次的肯定，而忽视实践层面上的结果。 审美观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撑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社会方式，当然更为广阔深厚。审美与健康的关联次于与经济、政治的关联，如在20世纪初西欧人以胖为美，而今则以瘦、黑为美，以凸现个人为美，即为一例。 诉诸"性理名教"，往往导致忽略"事实真情"与细节，及其中包含的启迪与意义。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层面，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中所蕴涵的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为什么没有影响大的女哲学家？ 实际中先有社会史，后有社会学，而学科的形成却是先有社会学而后有社会史，这是为什么？ 儿童史，贫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无人问津。 近代自由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要求与外在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荒野上开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无声无息，无人喝彩。 我们总是说工人+农民是天然联盟，事实上绅+商也是天然联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农工商被分解为士+商和农+工，近代社会被简单化了。 现今学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90年代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但对80年代则重视不足，仅有的关注也只是西南少数中法战争史研究者。从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视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维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则出售国有企业。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错过了对民族、国家甚而自身统治都十分有利的绝佳时机，我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 太多太多的盲点，太多太多的遗珠…… 是史学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历史就像墓地一样，一进入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你是唯物主义者与否。我们需要在现实的爱、恨与超脱的心中寻找一种恬淡，追求中性认识，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阴影、黑幕里，减少盲点。 当然，尽管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客观，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还很丰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国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谈何容易？正如简又文所说：我之成为太平天国之热烈同情者，正因为其是民族革命大运动。这是一把充满矛盾的双刃剑。 3、下层史学--需要打捞的历史 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开辟莘莱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还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80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史学走向中的下层取向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思想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历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们心中预存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进化谱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思想家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捞历史……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间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鸦片。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有人认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学僵直范式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研究视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标志，如商会研究由沪、津、苏州而潍县、高阳、无锡等。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集体的人群复归，如平民史学、大众史学、街头文化、乡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强调的是受众、回路。 赵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主张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黄仁宇书写《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个所谓的没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都是抛开快底层半拍的精英圈，而去关注民生，将交错盘桓的下层或"不重要时期"纳入视野。 当然，史学走向下层也伴生出其它一些问题：碎化、抽象…… 80年代以来史学的进步是以领域的变化来推动的，其表征是新辟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商会史等。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外延的序幕。历史趋于精细化，对历史演变历程的非实质性把握，追求冷僻、猎奇猎艳等碎化现象叠现，史学的边际效益很差。 作为对年鉴学派总体史特点的背叛的历史的碎化，易于导向历史的不可知，就像把握图画，过于着意于细节，会使人们无所适从。 如果思想派系的归属--分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那么历史该如何抽象呢？模糊史学的引出，说明历史宜粗不宜细。 二、理论问题 理论问题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软肋，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引进了西方理论，但向西方学习，模仿的多，创新的少，就连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除了留下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发展了的历史唯物论之外，又有什么？其他冒称先锋、前卫与新潮者，更是不值一提。 1、理论霸权--铁律 问：史学就是史料学么？一个乏味的问题。 答：史学研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味的史料罗列。也是一个乏味的的答案。 之所以乏味，是因为不该是问题，这真是一则现代童话，无骨的苍白。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息，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但几多感慨，又有谁知？ 理论形构，理论导引主义、多元主义，万万不可慢忽。新的历史观念是史学突破的前提、热点，历史学如若失去其理论内生机制，它就将失却除形式之外的一切，正所谓外强中干，败絮其中。 基础理论的匮乏，使人们在面对一堆资料时看不出问题，看不深问题，说不出所以然。 对理论狭隘地、实用主义地利用，而不是系统全面地理解，难有好的结果。 罗尔纲在1944年用考据方法将太平天国革命背景归纳为六点：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和会党等，但这些因素在唯物史观支配下就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是阶级斗争。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发现曾国藩攻下天京后上折诬称太平天国火烧天京，是从地主阶级欺骗性、贪婪性出发，而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的。过去如此，现在呢？ 20世纪是唯物史观的世纪，对之，我们在宣扬、歌颂之余，似乎忽视了其背后的原因；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最大缺憾是将理论教条化，将历史简约化、公式化了。 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造就了正统主流史学的单一模式，其结果是学术界盛行三种霸权：理论霸权、学术霸权、政治霸权，这是一种反历史现象，是思想失范。毕竟，天下理论不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 我们经常引用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来证明我们引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必然，其实，这恰恰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国外的理论多元化与大陆理论的相形之下的单一指导。 史学理论不要怕杂，如似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品种！ 海派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异化，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 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改良、革命，一加上"主义"二字就不对了。 采用海外新理论、新方法（寒天得裘、雪中送炭式的）是不是一定会与马克思主义绝然对立？是不是一定以贬斥马克思主义为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经典理论，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没有可兼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历史学有没有无待验证的前提、观点？历史发展只有一个方向的历史哲学已经过时，又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铁律--终极理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没有公式、定律。 问：我可否化约理论？一个梦中的问题。 答：不行，绝对。不是一个梦中的答案。 2、范式--看不见的手 范式=范型=常规范畴，亦即规范（paradigm），涉及的是普适性问题。 试举例： 范式之一：商品经济发展导向资本主义。 范式之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高度集中。事实上是正态分布。 范式之三：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工商业还是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前者。 范式之四：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不相容。 范式之五：农民落后、愚昧。西奥多o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概念：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 范式之六：西方至上的冲击回应模式。其表现之一就是：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弊端。西方化--一个太糟糕的趋向。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探讨了28种文明，任何一种衰落均源于内部原因。现在流行的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而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生命周期文明观。世界中心是外在的阿基米德点，处于各地区横向整合的各个节点上。 范式之七：对我国早期现代化（early modernities）基础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1700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欧洲的4倍。[2]据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80年代的估计，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到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只是中国的40%。[3]世界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4] 范式之八：发展进化阶段划分。可不可以有一些别的什么表示？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这种划分虽可商榷，但尝试是可取的。 范式之九：赋予传统以保守的特质，其反证就是天人合一。其实传统应该是动态的传统，无固化传统。传统无恒定内核，要憧憬其复兴。 …… 范式的制约在于无形之中，它作为多种模式（包括对立模式）的共同支点，不仅导引人们去做什么，想什么，更在于不做什么，不想什么。这叫缘生性纽带（primordial ties）。 范式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以来未予以正视、自然而然中渐积而成的偏见，读这种"规律性"铸就的历史容易造成某种阅读惯性和思维惰性，这样，许多习以为常的成见就渐渐隐藏于当然之中。人们不会去证伪传统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范式在昭彰了一部分历史的同时，也淹没、遗弃了另一部分历史。 此外，范式还隐含着许多价值判断： 基于长期以来男女关系的不平等，而视自然的两性分工为男尊女卑，女权主义滥觞，要想女权而不主义，何等艰难？忽视妇女固有特征，鼓吹妇女解放，消灭女性特征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足取。 以鸦片战争为上限暗含有中方被动、落后，西方主动、先进等价值判断预设在里面，遂引起诸多不满，主宰了近代史的研究。 有些名词如买办、科举（被妖魔化）等就暗含（暗示性方式）有否定价值判断。 有些范式还导致史学研究中陷入矛盾性误区： 现实中的改革（亦即改良）与史学研究中的鼓吹革命。 近代被肯定的人物，大都主张西学，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被肯定也是因为西学，只要主张西学就一定被肯定，可以说，西学是近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西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媚外，联系到现实中需要加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人们陷入深深的文化亡种的忧虑，使得历史与现实的反差突现。 一方面认为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已经落伍，但又认为坚持抵抗可获得胜利；一方面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而同时又肯定林则徐代表正确方向，只要坚定实施，中国就有希望。 清末铁路国有问题，多认为伤害了商人利益，但铁路国有政策应予肯定，这是一个矛盾。 论及一战黄金期形成的原因，多强调外在市场因素，而为贬低袁世凯政府，不提内生机制，这样，外因超越内因，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二次革命中上海商人对革命的抵制态度，人们评价是政治关怀如一：追求一个能够发展实业的环境和保护民生的政府，但却否定袁世凯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 应该承认，现今模式化评价体系渐被打破，旧的规范在动摇，发生危机，乃至崩溃，但新的规范只是处于酝酿状态。现在是产生新规范的时候，新规范的产生是史学进步的标识。 史学思维为传统范式或明或暗左右着，我们现在需要怀疑乃至于打破的是毋庸质疑的东西。那么，如何突破范式？ 第一，史学要从习以为常处突破；第二，挑战成见；第三，外推设限，注入新思想，提供新范式。这是以毒攻毒，还是桃代李僵？ 3、非此即彼--二元对应模式 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 学界长期存在的重要二元对应模式如下：中--西、现代--传统、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进步--落后、善--恶、忠--奸、历时性--共时性等，其中单单西方--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体系就包括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进步--非西方的停滞等等。 后文革时期学术界有一个由政治型史学--学术型史学的转型，其表征即由关注郭沫若--关注陈寅恪的过渡。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对过去将二者对立起来，贬低陈寅恪为代表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满。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基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其总体成绩超不过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的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历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应该是最科学的，但事实呢？关注对象的变化，就表面看这体现了进步，但实质上仍没跳出二元对应模式：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论述模式。其所建立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评价标准多了，但实质一样：否定。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人或学术流派，我们是不是否定的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将之踩在脚底？他们究竟有无可取之处？ 现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学会在唯物史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其二，历史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的苍白。对于"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不可用优、劣来界定。 价值判断标准的非此即彼，实则亦此亦彼。就像缠足不意味着传统，放足也不意味着现代一样。所谓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却处于共生状态，这不是悖论（paradoxs）。比如传统--现代，其实应该是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重建传统，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状态。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今天，传统仍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存活于现代，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而对立是范式。再则就是第三种可能，如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除了历史的偶合被理解成了历史的必然或相反两种之外，还有或然性。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应模式的因果之箭，是由系统射向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射向系统。如此的来回腾挪，头破血流，四顾茫然。 三、研究者素质问题 论及当前治史者的素质问题，一言以蔽之，即为滞后。 1、 视野--狭隘 历史是以时间为主轴的，视野的放宽、视距的拉长会给人以新的启迪。 大视野、大眼光是治史者所孜孜以求、积极倡导的，小处着手是以大处着眼为前提的。正所谓：中外双钩于笔下，古今一冶于胸中。 目前治史者最大的问题是受前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视野不开阔，边界意识、自恋情结、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群（myself-group）与他群（other-group）之分泛滥成灾，内向型(introversive)思维倾向十分明显，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的开放理念。 近代史研究者对17、18世纪历史缺乏兴趣和起码的知识积累，要知道明清时期是渐变，而近代是剧变。鸦片战争就像一条楚河汉界，横于前近代与近代之间，许多人终生未能逾越，甚而连想也不想了。圈地(enchsure)，各人有自己的圈地，其实这是庸人自圈，作茧自缚，坐井观天。 不懂军事学的，在研究着军事史，而懂军事学的，却又不熟悉历史。 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化，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化，极大地制约了治史者的视野，这使得科际整合显得尤为迫切。其实，过去的文学院实际上就是史学院，这包括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外国语言学、考古学、美学、文学、史学等，而今学者的知识面太笮了。 简又文大学期间修业科目如下：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欧美文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音乐艺术、历史、经典文学（希腊、拉丁）、宗教等。由博而约，归于专一，一以心，主业一生以求，副业间有所致，治学的通路。 我们在注重大的学科交叉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科内部的小分支之间的交叉，如历史学内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之间的交叉。 有伟大的接纳才有伟大的创造，要拥有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就像王国维那样用叔本华的思想去评探《红楼梦》。要强化问题意识（提出真问题），淡化学科意识，不必拘泥断代、国别。从视野的角度看，中国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史。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不等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要融会贯通。 当前已经进入网络历史的新时代，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人文中心主义（humanocentric）的全球视野（globalist perspective）、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网络论（network analysis）独领风骚，如何亚伟等后现代主义者就特别强调"各种参差与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 2、 思维能力--低下 解释历史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心理环节，而治史者的主观前提则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因此，没有一个治史者能毫无偏见地书写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倾向于历史的非科学化、非理性化，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现象，如果一定称之一门科学，那么也只能是一种"人性科学"，或人性学。历史学作为科学不同于艺术，作为艺术又不同于科学。历史学有实用的背景，这注定它不是"纯科学"，因为纯科学可以不考虑实用的背景，任何对史学研究的实用背景的忽略，都必然是全然荒谬的。史学研究一方面应着意于历史上人们做了什么？还要着意于应该做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们会问：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学到了什么？治史--一种创造性劳动，它需要思维的嵌入。 后文革时期大陆史学界除了80年代金观涛提出"超稳定结构"外，没有像法国学者一样提出"肖奴--沃勒斯坦佯论"，黄宗智提出"内卷化"，mark eli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英国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问题"等那样的理论。表面上看是问题意识，实则反映了思维水平的低下。懒于深思，又秉性粗疏，书卷气很重，乏见浪漫的玄想，张力、朗然的精神。 受主流意识的制约，学界缺乏自外于主流者，原创精神不足。蒋廷黻那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是建立在理论与近代史基本认知之上的，融合了他对历史的真实看法，而今近代史著作不知凡几，又有几本独特的呢？真可谓是千年一面。 学术枯涩苍白，如何激活我们的思维？ 史学研究在于别具一格，不具一格，即个性化历史，思维母体重在深奥玄妙，广阔无边。所以，必须解冻历史，复活思想，去除思维惰性，可以不敏于思考，但要勤于思考。历史学需要沉思，也只有沉思才能生成新的希望。治史者需要在平静中寻觅不平静，要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 清代学者焦循说：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 孤立无援的思想。 言路在思路中前行，史学研究是"思"的话语，不是说的话语，历史必须用心去感悟。正如俄狄浦斯所说：自行戳瞎双眼，就是让自己走向光明。[5] 近代中国史料伪作之多，具备了形形色色的面目。况且，史料反映的是历史的局部，以局部性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维能力。史料不等于史识，史料加思维才等于史识。史料是数据，治史者的好恶是前提。 历史是一块玉，不是玻璃。历史不是一道单纯的风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随便看看就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历史就像一个迷宫，布满智力机关的迷宫，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这将导致你丧失游玩的兴趣。历史更多的是暗流。 历史学显得是那样的复杂迷茫，研究者的智慧阳光为何是那么扑朔迷离？ 3、书写话语--欠规范 书写话语欠规范是中青年治史者常犯的毛病，其表现是要么滥用词汇，进行词汇上的学科交叉；要么食洋不化，新名词装点，符号横移，成为游离于西方主流史学之外的异数。 由本民族--全球，乃封闭走向开放、狭隘走向广阔，史学呼唤国际化，学术话语需要国际化，这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起必须的对话体系，必须规范统一的对话话语。但西方精审概念，有特殊的、一般的之分，它们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移植这些概念，则如同天上飘过的云再多，也没有一朵会下雨。 这是一种自蔽行为，如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等概念，内涵性规范得很不够，以至于橘越淮北而变枳。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看病，而病人却不会按照医书生病。 其实，真的不必煞费苦心去向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中钩沉抉微，寻求什么"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应努力建立自己的解释学体系与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西方体系中不能自拔，化约为公式表达法，要以我为主，自成一格。毕竟，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少之又少。 历史无言，只能等待逻辑来代解其意，后人不可随意诠释。 除了规范性问题之外，书写话语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味道太淡，更谈不上优美如歌了。要在考虑历史书写的线性特点及叙事学的基点之上，倡导历史散文。 为什么历史学影响不及文学，就是因为历史学忽略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史学成了在史学界范围内流浪的幽灵，这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试想，历史学如若失却读者，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走出史学界。 4、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不高 文革的强刺激影响太深了，以至于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治史者大都有难忘的文革情结。陈旭麓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所谓极富思想的哲言不过是对文革十年的劫余呻吟，我们读后产生的感想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启迪。为许多人所推崇的以新陈代谢来描述近代中国史的观点，也不过就是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以变来描述而已。陈旭麓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史学作品缺乏生命力--速朽作品。五十年、一百年后治学术史者将会把我们所处的这一段历史命之为"过渡的"、"无意义的"时期。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不是历史无意义，而是治史者创造了无意义的历史时期。本来，历史所志惟在意义。 史学要自重，治史者要提高境界。 治思想史者，乃是与逝者的对话，其境界要等高于研究对象，这样才能溶入思想者的境界中。陈寅恪指出："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思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6]投身历史之中，成为时代之一人，见如其所见，闻如其所闻，言如其所言，感如其所感。而以今人的认识和逻辑去对照探讨前人的言行逻辑，以今人来衡量评价前人，这种庸俗的历史情景化是行不通的。 学术与生命，可谓内外一贯，万物同体，天人合一。 提高境界的要途是激情中溶入理性，将道德热情与学理分析，贯穿于热烈与冷静之间。力避情有余而理不足，或理有余而情不足。史学研究需要深沉的历史眼光，自我测位，气定神闲，虚怀若谷，得失不念于人，喜怒不乱于神。诅咒现实的炽热激情，结合务实主义。不以人取言或废言，不以言取人或废人。 与文革时代相比，后文革时代显得理性一些。但走向理性之路，是漫长的灵魂洗礼。 史学家用心良苦，使得目前历史的情绪化、缺乏理性问题仍形严重，如民族感情、道德义愤等等。评价标准上是道德取向还是价值取向？选择的往往是后者，从而陷入道德批判的误区、怪圈。 治史者生来具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这不能演化为对本民族的袒护。 中国近代史是用年代（dacade）做单位，而研究者却用年（year），太急躁了。以至于争论消失于激越却愈发浮躁的喧哗之中，消失于喧哗背后的沉默之中。80年代思想文化史兴起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考据学（evidental in vestigation）的低迷，史学显得很浮躁、无根。现在致力于考据的人不多了，成果多是轻骑式的，穷尽式的研究比较少。 对于李秀成被俘后的选择，是学习韩信还是屈原？治史者的回答是：让李秀成***吧！史学家的道德使然。 史书中过分渲染"敌人"被杀的畅快，而忘了他们也是人，是牺牲品，没有丝毫的同情。人道主义--历史描述需不需要？ 看待历史的方式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心态，无论你认可与否。 现在我们才意识到，疆臣如李鸿章、袁世凯等，在对外问题上软弱的背后的风险意识是理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7]中说："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必欲挤祖国于未开之蛮民，谓其一无学问，然后为快"。现在呢？这种现象还不是比比皆是？ 治学之第一要诀是"虚"，虚而静，虚心有福。要去除成见、偏见、谬见，一本谦虚求真。万不可移史就观，削足适履。 治学立场，是自由独立的学人立场，非左派、右派而是"正派"，"正"者，正当、正大、正确、正义、正气之正也。 显现治史者境界不高的信息很多，其一是变味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暮年的陈寅恪曾拷问自己的灵魂：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我们敢么？历史学受现实的影响太大了，80年代以来，史学仿佛就是商品经济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历史学身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商品经济中找到缘由。但是，历史学对现实中高科技的利用则显得很不足，这体现在手段、思维两个方面。其二是学术的随意性。风吹哪页读那页，信马扬鞭，号称"海滩拾贝式"的阐释。见异思迁，见难放弃，必一事无成。戴震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荀子说："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精者也"。三是由于文章太多，造成版面紧张，带来对研究史的轻视，及注释中不引用他人的相关著述，引用了也不予以交代，日本人称这种现象叫"孙引"。四是研究者心态失衡，自己的领地保不住，挖别的领域又担心四不象。五是瞧不起乾嘉朴学。乾嘉史学的好传统，年轻治史者有一个承继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对乾嘉史学的批判应是在于他们应该不仅仅如此。现在的很活跃的青年学者大谈章太炎，读后给人的感觉是在思维上才华横溢，笔头上纵横驰骋，但总让人怀疑他点不开《訄书》，因为鲁迅老夫子都说自己断不开这部书。研究者（主要是中青年）之所以不懂传统文化，主要是由于五四断层、文革断层及浮躁、喧嚣、浮华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六是马后炮史学。已经很难见到《甲申三百年祭》、《红星照耀中国》这类既联系现实、又有超前预测的名作了。七是学问不如"学"发达。低水平重复劳动多。八，史学研究以发现规律为使命，以找共性为职志。找共性时忽略了个性，找规律时忽略了特殊性，在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所找到的还是共性、规律性么？可悲的规律、性质情节！九，常态--非常态表现。将非常态作为常态，以偏盖全，如称李鸿章为主战分子等。十，典型论，以点代面。陈振汉总是教宓汝成须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要善于找典型，要学会抓那些最能代表某类事物所包含的本质特征的某个事物，以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论述；又很强调做个案研究，以求能够取得管窥全豹的效果。这是典型论的集中体现，毕竟，典型只是典型，它不能取代整体，飞地上海能代表近代中国社会么？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其发源地--冠县十八村，也是一块飞地。十一，伪命题。如儒家资本主义。十二，时效性。许多文章放几年发表，没影响。十三，追求学位。区区"学位"二字，不是深邃、专门的知识之标识。十四，史学的宣教功能。借古讽今，影射现实，史学家成了宣传家。十五，重思想家，轻实践家。思必出位，行必素位，这是思想家与实践家的一大区别啊。…… 论及境界低下的原因，一则由于个体空间的自由--群体空间的压抑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功利主义。本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更不迎风希旨，阿世媚俗，但现今的一些中青年治史者却"文人无行"，缺乏"自重"，信奉"著书都为稻粱谋"。韦伯说：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斯言不谬。 四、研究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繁荣若与20年代相比，其实也不怎么样： 20年代在方法上提出了归纳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比较考据法、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等，而80年代也不过就是新、老三论而已。 史学已经步入21世纪，但就研究方法而论，则乏新可陈，依然是穿旧鞋，走新路。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 1、视角--多元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目前流行的新视角有：大历史视角，反向、解构、多侧面的视角，后现代视角等。 攀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转换视角，提出的课题将大不相同。如中国视角，内部取向，可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再，现代化浩浩荡荡沛然莫之能御，必须一往无前义无返顾，民族特色只是形式、风格，实质并无二致。但是，现代化是不是中国惟一的评价坐标？赵世瑜以庙会为切入点，别开一新天地。虎门销烟之火与义和团的灭洋之火可否并列？这是一种物化的历史，等等。 史学界对西学的关注从视角、侧重点来看，分两类：一是关注西学中得到了什么，一是关注西学中失去了什么，前者往往易于导致西化，后者则易趋向于中化，二者可不是殊途同归。这就需要多视角透视，如从法学角度看商会；对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其文化自卫，又要注意文化自恋；史学的人文取向与科学取向相结合；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并发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合流等等。 视角不同，导致我国出现多元史学：中国文化本位论者、近代化论者、韦伯学派者、马克思主义史观者等。 目前学界总体来看是就事论事、孤立罗列事实多，宏观性探讨（非表面概论）不够，往往是单线性（线性发展模式，亦即单一线性发展观），是一维而非多维；更多地强调并发分析而非结构分析；通史框架制约，治史者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到历史上有目的地找，按照预先设定的框框填空。 此外，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还四处弥漫：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陈旭麓在1979年说除旧比布新更麻烦，到1980年又说立新也不易，前者依据的是上海城墙的修、拆及武科的罢废，后者则依据于铁路的修建争论。除旧比布新哪个更难姑且不论，治史者应该全面看问题则是不争的事实。 2、学术讨论--推论 90年代学界进行了"人文意识"讨论、学术规范讨论、市民社会讨论，以及现今的草根热等，这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但总体感觉仍有许多问题存在，这突出表现在学术评论不足：首先是扶正不足。按照最低要求，书评能勾起人们的兴味即可予以肯定，因为历史名著为尘垢所蒙而暂时失去光泽者不知凡几。但即使如此，仍觉得一部真正的好书缺乏品质接近的好书评，更多的是多栽花少栽刺式的吹捧（有些还是自己找熟人甚至自己的学生"帮忙"）。历史研究遗忘了史学批评。其次是惩邪不足，学术打假不力。刊物如此之多，而版面依然珍贵，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何对待重复劳动、泡沫史学、信息污染？看来，我们的学术机制存在问题。 围棋讲求的是连，这体现了1+1>2的哲学意义。治史者应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形成整体效应。历史研究绝对不能成为孤独旅者的遐思。 学术讨论应力避两种倾向：一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二是压跷跷板，因为合而为一才是完善史学。 另外，当今学界是一种理论，多种旨趣，没有学派乃大不足。要知道，解放前我们还有古史辨派、甲寅派、心潮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百朵同样颜色的花，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何时才能落到实处？ 历史内容浩如烟海，因此对历史的陈述必然是有选择的，而选择、取舍则受制于治史者的主观意思，从这一层面、意义上讲，一切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许多人不承认有过去，包括对过去的陈述，其主因即在于此。 历史学并非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 历史学分主体与客体，这是指治史者与历史本身而言的，同样，历史内容也包括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方面，对它们的描述只有近似而无复原。 考虑到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再现历史绝无可能，兰克式的求真、还原历史只是一个不灭的梦罢了，所以有些问题是搞不清的，如袁世凯告密问题，其实，告密与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结果：告密对戊戌政变起了什么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内在逻辑上讲，从唯物史观出发，可以理解为必然，但结果是横向拉动。这一时就很难说清。争论一件无可证明的事，不会有结果，也无意义。毕竟，历史研究的理由比历史研究本身更重要。我们了解历史的所谓原貌，是为了探寻原貌下潜藏的东西，即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 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艾克顿爵士说："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8]这是虚拟语气，也就是说说而已。 探究历史的真相，就相当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 弄清历史的全部，既无可能，也不必要。历史上有许多课题，可以写文章，不能苛求答案。万不可进行漫漫的无意义争论，毕竟，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史学成本问题。治史者共同研究的主体趋向，应该是未来学。透过历史看现实、未来，这是化古，只知历史就是历史，这是食古不化。 再即，我们争论的许多问题，许多是因政治因素而得形成（当然，史料不足者亦不少），如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等，这是渣滓泛起式的争论。因此，对政治干预剔除的越早，无聊的问题就会越少。 1924年商团事变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引起的说法早已产生，但迄今仍缺乏用力的证据。这是政治学范式的孑遗，是典型的政治干预学术、影响制约学术的范例；该问题作为商团史研究中唯一的亮点，其起因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附庸，即从政治史学研究出发去研究之，而非从商团史学研究中去研究之。 历史为现实服务与历史为政治服务之不同在于，后者凸显了政治的地位，尽管政治也容于现实之中。 高桥和巳在《孤立无援的思想》中说：假如这里有一个青年，比如说面对丘陵上层林尽染，一齐随风摇曳，溪谷的水流淌，发出清冽的声响，他伫立着，沉浸于某种感慨。那么，真的有坚定的伦理可以劝说这个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魂，要思考政治问题么？ 实证性研究+理论的推导，看来是现今史学研究中所必须的，但后者很不够，很忌讳，结合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则可知道后者的必要性。我们需要倡导逻辑推导，根据资料有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单是允许的，而且很有必要。历史真相是以判断的方式呈现的，而判断依赖于前提、假设。历史学的许多意义蕴孕于假设、推论之中，尽管历史不能重演。 福格尔在1964年出版《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假定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结果引起铁路作用大争论。 如若我们做出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的假设，则魏晋以前的历史就必须重新解释。 近代中国可不可以在落后的情况下依靠资源禀赋极差、发展主要靠自我剥削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进行的超大型经济体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取得暂时的胜利？我们能不能在胜利的欢庆中冷静下来，向失败者学习？ 治史者有时需要胆量，试想：在传统的价值判断、忠奸模式下，谁还敢设想鸦片战争中国一定失败呢？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可以凭借努力直接影响社会么？ 如果民意是落伍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求顺从呢？或引导？近代中国没有给引导留下时间。 历史可不可以假说（如波纹扩大式）？科学的历史中能否容纳哲学的玄思？ 历史可不可以臆测？尽管我们反对凭空臆测。毕竟，否定凭空臆测并不意味着否定臆测啊！ 史无定法，择宜而行。 3、宏观--创新 历史研究取径有二：一是近距离微观，二是远距离、长时段宏观。历史研究要注意观察的距离。 对宏观、微观任何一方进行高估、低估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的相结合乃不争的事实，争论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也是一种浪费。 但是，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有《白银资本》("re orient")，致力于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肯定亚洲的活力，强调宏观、共时性。 从解释学的意义看，学界需要新式解释框架--长程历史观式。年鉴学派需要借鉴之处，首要在于研究方法--长程史学研究。在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之间，我们更缺乏的是后者，因为目前学界是宏观<中观<微观。 倡导宏观的立足点依然在于创新，创新就是矫枉，即在过去自否定中找对，在肯定中找错，其主渠道是怀疑论的方法论。就像胡适那样不疑处有疑，而非像杜威那样有疑处不疑。独立思想是学术之基础，而怀疑精神乃独立思想的内在动力，但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所以必须加倍努力，既要疑古，又要疑今，培养创新意识和怀疑精神，以便对历史进行"却话巴山夜雨时"式的逆向考察。 就真理的颗粒--史料而言，创新则在于来源的多元化，如电影、文学等。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过去我们所关注的政治性文献中的主观见解，多类似于文学资料中的虚构。 当然，史料多元化要小心，都德《最后一课》给人的印象是亚尔萨斯和洛林人都讲法语，参照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0]一文中所论，可知：是当地上层说法语，下层说德语。 对史料要有三问：第一，是否吃透、消化了？第二，是否断章取义？第三，所征引史料是否足够证明问题？ 此外，还需注意史料的可靠性问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上清帝第五书》："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应为"迟之期月，事变或来，瓦解之患，旦夕可致"。 丰富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实证--诠释，消除空疏的学风，难怪有一些学者要高喊：拿证据来。 方法创新方面，可不可以将模糊史学与计量史学交叉、灵活运用？可不可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去？如何引入？等等。 再就是观点创新。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但我们的看法却很呆板。如商会的性质，史学界有官办、半官方机构、民间商人社团、官督商办社团、商办法人团体等；对商会性质所产生的争议主要起因于视角上的差异：历史作用--官办、半官办机构，国家和社会互动--官督商办，法律--商办法人社团，动态--官方色彩与民办色彩的地位互换；其实，商会性质是不断流变的，即由官办、半官办向商办转向，这需要动态审视，而非仅仅线性分析；从理性法律视角去分析而忽略了商会所处的非法制社会特征，得出的结论将不会客观；忽视了地区差异，在缺乏对中西部商会研究的情况下，骤然对商会性质下定义，进行界定是否草率？是否忽略了历史抽象的艰难性？ 以上我们从内容、理论、研究者素质及方法等四个方面对后文革中国近代史学进行了一番梳理、反思，总体看来，80年代是史学与西方理论、文化的蜜月期，进入90年代后，就结束了蜜月旅行；80年代流行的是自由主义，90年代是保守主义；80年代是理想主义，喷发着豪情，90年代是世俗主义；80年代有文化热，90年代属于商业社会，爆发了史学危机；80年代反传统喊哑了嗓子，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乃一道清醒剂；80年代是动态、扩张，90年代是静态、内敛等等。 时至21世纪的今天，史学的走向在此前的基础上又该如何前行呢？向何处前行？[11] 歌德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前行。 我说：青山有路，在晚霞深处。 参考文献： [1]金克木：《秦汉历史数学》，《读书》2000年第8期，第89页。 [2]angus maddison: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p.25,p.40.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4]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ley,los angeles,oxford),1998,p.9. [5]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8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审查报告。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8]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第63页。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0]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6-88页。 [11]苏全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史硕士生导师，华中师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2002级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著作近三十部，主要论著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三角联盟》、《黄兴与阳夏战役》等。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