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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虞夏商周四代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在这里,我们把被称为“王制”的国家叫做“早期国家”，而把秦汉以后被称为“帝制”的国家叫做“专制主义的成熟国家”），其政治体制虽与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颇不相同，但它的主要特征属于伴有王权的君主制政体，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那么，这种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把从史前向早期国家的演进分为两种模式，其一为“酋邦模式”，另一为“部落联盟模式”（或称“氏族模式），认为由酋邦走向国家的，“比较倾向于形成专制型的政治运行机制”；而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诸如古希腊雅典和罗马的国家，则“倾向于形成一种民主型的政治运行机制”。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指出 “现在的古典学者一般都认为，国家产生前夕的希腊社会，是一种等级制的贵族占据优势的酋邦社会”，而不是部落联盟，“在国家产生前夕，希腊的社会竟然是酋邦社会。这似乎不仅根本性地对谢维扬的酋邦模式有着摧毁作用，也较为彻底的否定了谢维扬的部落联盟模式”Á。当然，该同志提出的君主制政体的起源与国家的规模大小有关的说法，笔者也是不能同意的。笔者认为，君主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君主制都是伴随有王权存在的。而古希腊雅典民主城邦，恰恰与其只出现过萌芽状态的王权而尚未获得发展即被废除是一致的。 王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就早期国家而言，王权每每和国家同步产生。早期国家的王权是由“中心聚落期”或称“酋邦期”的最高酋长演变而来。根据笔者的研究，早期国家的王权由三方面组成，即宗教祭祀权、军事指挥权和族内事务管理与裁决权。而这三个方面恰恰是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机制。在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随着专职而且互有分工的神职人员的出现，在贵族当中一个铺佐统治和管理的祭司或巫师阶层随即形成，这也是当时唯一的知识阶层，我国古代称之为“宗祝卜史”。而王则是这一阶层的首脑或总代理，它也体现了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死去的先王被祭为神，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由史前的部族酋长向王的演进机制之一，即在于神王的出现或以王为首的祭司阶层对最高祭祀权的独占与垄断。此外，早期国家每每是在战争环境中，在各个族群的相互碰撞中诞生的。由于战争的缘故，一批军事或军功贵族应运而生，但最大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王的手中。这不仅仅在于王的英勇善战，更主要在于当时人认为族与族之战是族的神与神之战，因而让具有神性或君权神授的王来总理军事指挥权，来统帅军队，才有胜利的把握。而握有全部族的军事权，显然既有助于由部落酋长向王的演变，也有益于早期国家中王权的巩固。还有，上古是非常重视血缘的社会，其血缘组织虽说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如史前社会后期在氏族之内又出现家族乃至宗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有两种血缘谱系关系倍受瞩目，其一是王族与传说中的部族始祖的谱系关系；其二是现实中各家族宗族与王族的关系。这种血缘谱系体现了各个族共同体在其部族中的权力和地位，当然各个层次的族权的世袭与固定，又以族内的尊卑等级、全社会中阶层和阶级的出现为前提。上古虞、夏、商、周四代的族谱世系，追溯的就是四代王族与传说中部族始祖的关系，通过这种追溯，它向世人显示了王族血统的“正统性”，因而也证明王权即为族权的正当性。 由于王权中包含着国家的军事权、宗教权和族权，所以这种由王权来体现的君主制政体有其权力相对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历史条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权是不能和后来的专制君主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相比拟的。首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在商代，商王是通过卜问上帝和祖神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所以，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君主的残暴，而是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其次，早期王权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君王必须遵循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逐渐形成的礼制进行统治和支配其民众。如若违反礼俗制度而自行其是，独断专行，便被视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为。第三，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汤与有莘氏联姻，伊尹得以入商为相，协助汤处理军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说明商初“母党”力量之强大。从盘庚迁殷的《盘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贵族对君王的牵制力量。《盘庚下》的讲话对象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盘庚上》的对象是“在位”者，与《盘庚下》的对象同属贵族之列。这两篇的要旨都是劝贵族们不要助长以至煽动众民对于迁殷的不满情绪。在《盘庚上》的最后，盘庚要求贵族们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长，努力工作，听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赏善罚恶，要求贵族们认真办事，恪守职责，说话适当，否则就要受罚，后悔莫及。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即王权是在贵族之上的。但《盘庚上》中也说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就是说，商王一向有与“旧人”即旧臣、世袭贵族共政的传统。在殷墟卜辞中，既有商的先王与旧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单独祭祀旧臣的情况。这是因为能够作祟为灾于商王的，不仅有殷商先公先王，还有先公先王的旧臣。这些旧臣是有力量的。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早期王权下的君主制理解为后世的专制主义，也不必把对王权的某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释成国家的民主政体。 古代王权问题内容既丰富又复杂，研究王权的起源，实际上也是研究君主政治的形成。依据笔者的初步考察，在上古，采用王权统治形式的国家政体是普遍的、正常的，而象古希腊雅典那样的民主政治，则属于特殊条件下的例外，在世界上古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注： ①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6页、第145-1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易建平《酋邦与“中央集权”》，《中国史研究》待刊。王震中《祭祀•战争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又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九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