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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享誉全球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当时史学界的封闭状况，并未赢得足够的注意。1980年代以来，由于伊格尔斯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高度的概括力，他的多部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遂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尽管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发展历史研究的事业中，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关键词] 伊格尔斯； 中国史学； 中西交流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1-0033-06 收稿日期：2006-09-04 作者简介：陈启能、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1926年12月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商业家庭。1938年10月，由于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父母亲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伊格尔斯全家移居美国。由于幼时在德国的遭遇，他逐渐培养出一种追求正义和坚韧的品格。例如，到达美国后，伊格尔斯从一名在德国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难童成长为参加美国南方争取黑人权利斗争的勇士，积极投身民权运动。在学术上，他也颇有成就：先后就读于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并于1951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化史跨学科研究规划(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1965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1979年起任该校荣誉教授至今。伊格尔斯除教学外，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主要是史学史方面的。他曾经强调说过：“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哲学家，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家。我对于史学史有兴趣，也就是对思想史架构下的史学史有兴趣”[1]。 一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著作不断地被翻泽成英文和德文以外的语占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版。他的名字自然电不胫而行，为许多国家的史学同行和学生所熟悉。这里也包括中国。 一位学者或者一部著作在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命运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这并不完全，甚至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他或它本身的条件；而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特定条件和境况。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根据某位作者或者某部作品在某个国家受欢迎的程度或者所产生的影响来判断这位作者或者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应该结合对这个国家的境况的分析来进行判断。具体地说，任何一种思潮、一部著作、一位学者对一个国家的传入及其影响的深浅大小都与被传入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关。对伊格尔斯的著作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也应该以这样的视角来加以考察。 伊格尔斯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被译介到中国来。他的论文《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的中译文被刊登在《史学译丛》1962年第1期(北京：中华书局)上。可是，应该说，这篇论文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这完全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封闭情况有关。上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特别是与西方学术界缺乏学术交流。当时对西方史学的了解，一是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如康恩(I．Kon)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以及《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近代现代美国史学概论》等。这种间接了解虽也有所帮助，但不仅片面零碎，而且往往经过苏联学者的批判过滤，难觅原貌。再有就足一些供学者参考的刊物，如《史学译丛》、《外国史学研究动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不仅数量稀少，而且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伊格尔斯关于兰克和兰克形象的论文的译文也只是作为零星浮起的水纹，未能激起多大的浪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当然不能说在196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就不需要交流，就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得到发展。任何学术都是需要通过交流、沟通、讨论、相互了解来求得发展的，这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在现当代更是如此。当时并不是说没有交流和了解的需要，而是没有这种条件。一方面，是山于国家的封闭；另一方面，也由于许多的学者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史学著作的传入所起的作用自然是不大的。 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包括中西史学的交流。在中国的历史上，从中西史学的交流来说，特别是从西方史学的传人来说，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清末，在所谓“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第二次是在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两次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后，国家面临侵略和亡国的危险，许多志士仁人“睁眼看世界”，救亡图强。第二次是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封闭后自觉打开大门，面向世界。但对这两个时期的中国史学来说，同样面临着了解西方，借鉴西方，学习西方，发展自己的紧迫任务。 在这两次西方史学的传人中国的过程中，虽然被介绍进来的西方史家很多，从事传入工作的中国学者很多，但当历史尘埃慢慢落定之后，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更加突出，更有影响的人物的身影。 先说第一次西方史学向中国的传入。诚如杜维运所言：“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确定时间，是一个颇难明确答复的问题。”[2](p289)但很多人都把梁启超看作是比较系统地输入西方史学的开拓者。至少梁启超是功不可没。因而梁启超这个人物就自然地被突出了出来。这是从被接受者方面说的。从传人的学者方面说，当时传人的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史学思想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兰克史学、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文化形态史观等。 第二次西方史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中国的大门初开，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到1980年代中期前后，首先在文学界，接着在其他各界，先后兴起了萨特热、韦伯热、弗洛伊德热、结构主义热、意识流热、符号学热，等等。其中，像弗洛伊德、韦伯并不属于新潮，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这时的重新兴起，既与西方战后重又兴起的韦伯热及精神分析学、心理分析、心态研究的潮流有关，也说明开放初期还来不及绍介更多新的思潮。 在史学界，19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的传人虽然似乎比文学界、哲学界慢了一步，但是进展很快。从这一时期开始，不论在史学的观念上，方法上，流派上，还是在史学分支上，西方的新潮纷纷传人。如法国年鉴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社会科学史学、美国的新科学史学，以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家庭史、口述史学、城市史学，等等，都被介绍进来。许多有关的著作陆续被翻译引进。除了维柯、布克哈特、克罗齐、柯林武德、康德、李凯尔特、古奇、雅斯贝斯等的经典性著作外，勒高夫、布罗代尔、德雷、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福柯、沃勒斯坦、托波尔斯基、伊格尔斯、巴勒克拉夫、海登·怀特、勒胡瓦拉杜里、劳伦斯·斯通等的著作都被陆续翻泽出版。 中外史学家之间的直接交往从1980年以后就逐渐多了起来。1980年，中国的历史学家组团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5年，中国史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并出席了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举行的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可以说明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同行交往的加强。参加其他各种类型的大小学术会议和出国学术}方问不计其数，在此毋需一一列出。 1980年代以来，被邀来华出席会议、讲学、学术访问的西方史学家同样不计其数，特举例如下：杜比(Georges Duby)，勒高夫(Jaeques Le Goff)，孚雷(Fran? ois Furet)，索布尔(Albert Soboul)，伏维尔(Michel Vovelle)，艾玛(Maurice Aymard)，贝达里达(Franζois Bedarrida)，蒂利(Charles and Louis Tilly)，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斯特恩(Fritz Stem)，福斯特(Bob Foster)，亨特(Lynn Hunt)，卡门(Michael Kammen)，小施莱幸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方纳(Philip Foner)，埃文斯(Briml Evans)，库克(Rmnsay Cook)，尼特比(Blair Neatby)，弗兰克(Gimd Frank)，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汤普森(E．P．Thompson)，康策(Wener Colic)，科卡(Jürgen Kocka)，吕森(Jöm Rüsen)，范恩(Richard Vary)，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Iadurie)，费罗(M．Ferro)，阿居雷(M．Agulhon)，勒韦尔(Jacques Revel)，等等。 伊格尔斯正是在这次中西史学交流的大潮中再次进入中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作用和影响与1960年代初时就大不一样了。 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这次西方史学的传入，比起20世纪初的那一次，有不少新的特点。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久已关闭的大门，使广大渴望了解海外史学新发展，热切期盼突破自身思想闭塞状态的中国史家有了重新“睁眼看世界”的可能。期望的急迫带来了行动的迅捷。这就使得这次的引进西方史学一开始就有速度快、规模大的特点。这里举个例子即可说明。几乎在改革开放实行的同时，一批有影响的史学新刊物就问世了，如《世界历史》(1978年底)、《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初)、《史学史研究》(1981年)。其中，《世界史研究动态》和《世界历史》十分注重对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介绍。略后，《史学理论》(1987—1989年)、《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相继出版后也十分关注外国史学的介绍和评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由于长期的封闭，中国史家在隔绝后对西方史学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加速进行的。到1980年代下半期，中国学者已经在尽量介绍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在尽量缩短隔阂的间距。譬如，这个时候已经在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包括它的第二代、第三代。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沃勒斯坦、伊格尔斯、布罗代尔等当时著名西方史学家的名字已不再陌生。 其次，这次西方史学的引进是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在中国史学“拨乱反正”，重新起飞的时候。当时，国内“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国的史学家正在总结反思，寻求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外史学的引进与国内史学的反思是相结合的，是符合中国史学在新时期重整旗鼓的需要的。这就使得当时的西方史学的引入并不仅仅是对国外史学发展的介绍，也不仅仅是学术交流，而是与中国史学本身的反思和发展需要密切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从中国史学的实际需要和发展情况的角度来观察这次西方史学的传入。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的传人，就不难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众多传入的西方史学著作和史学家中，伊格尔斯会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会起着他的特有的作用? 伊格尔斯第一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是他发表于1975年的《欧洲史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由赵世玲、赵世瑜姐弟合作完成，由华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受到了中国广人史学研究者、爱好者和学生的欢迎。 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史学研究者和学生来说，固然对西方史学的具体情况(具体作品、作者、流派等)了解得越多越好，但是最迫切最愿意首先了解的却是西方史学的总的发展概况。也就是说，中国的读者固然需要读到个别的、具体的西方史学专著，包括名著，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但是当前最迫切最愿意接受的却是有关西方史学新发展的概述性的、总结性的著作。因为只有这有这类高水平的综述性著作才能帮助中国的学者较快地对西方史学的新发展有较全面、较概括的了解，这样才更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认知。而伊格尔斯的这部书恰恰很好地满足了这种需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伊格尔斯本人正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伊格尔斯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专家。他的著作不仅对西方重要的史学流派(例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有深刻的论述，而且对西方史学近期的总体发展有综台的阐述。这就给中国学者一个了，解西方史学总体发展趋势，特别是有关范式转型的新趋势的可能。这在当时是任何一部专题性的西方新史学的专著所无法做到的。最先译介到中国的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正起了这样的作用。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伊格尔斯关于自己的史学研究的特点不只一次地说过：“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我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我属于文化理性型历史学家，是以这种观念米接近编史的。我的作品只是偶尔涉及到文献研究。我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类似于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的关系。我是编史的批评家，而只有在我是研究历史思想史的学者这层意义上，我才是历史学家”[3](p34)。“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哲学家。我的学术兴趣主要还是在于史学史。”[1](p100-113)不论伊格尔斯这样说的时候是否有谦虚的成分，这些话至少可以说明伊格尔斯史学研究的特点，那就是：这大多不是专题性的文献研究或考订，而是史学史性质的史学评论。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这部书中正是对20世纪，尤其是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作了综述。 张芝联教授在《欧洲史学新方向》的“中泽本序言”中指出，“作者着重对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进行了评介，也涉及其他国家和史学派别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上面所举的三个史学方向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因此可以代表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向。”[4](p2)久在海外从事研究的李幼蒸教授则联系美国的史学研究指出：“美国史学理论家G．伊格尔斯1975年在美国发表这部著作(按：指《欧洲史学新方向》)时，美国史学界对于当代富于革新精神的欧洲史学理论还比较隔膜。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促进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史学理论新发展的理解。本书尽管发表于卜年前，作者以美国学术界为背景去考察欧洲新史学的角发，至今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美史学思想的异同；材料的选择、重点的配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很合适我国史学家了解欧洲新史学的需要。至于书中所论述的各种问题及其意义也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们仍然都足今日西方史学理论的争论的焦点。”[5](p121)这些评论足以说明，这部书是很适合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的。 伊格尔斯第二部被译成中文的著作是他与哈罗德·帕允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ed．by Georg G．lggers and Harold T．Parker，Methuen ＆ Co．Lid．)。原书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陈海宏等多人担任翻译。但中译本的封面上，把书名标为《历史研究国际手册》，而只在扉页上标明原书的副标题《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似不甚妥当的；至于在封面和扉页上都标出此书为“伊格尔斯著”则与事实不符了。 这部书虽然不是伊格尔斯独著，但他足两位主编之一，而且为全书写了《导占》，并在其中为国际史学的最新发展做了综述。这篇《导言》的题目是《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变革》。作者提纲挈领地概述了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45年以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和变革，即新史学的发展。这可以看成是全书的总纲。它为读者更好地掌握全书的脉络和中心思想提供了钥匙。例如，作者在导言中言简意赅地概括史学变革的结论时指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元性时，当代历史学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6](p17)综上所述，我们把这部书的中译本的出版看作是伊格尔斯的作晶在中国的流传也未始不可。 比起《欧洲史学新方向》来，《历史研究国际手册》自有它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两位编者合写的《前言》中都有所说明。它们概括起来共有三点：第一，也是主要的特点，这部书叙述的不只局限于欧洲，而是力求包括全球。此书“广泛讨论了在西欧、美国、社会主义各国、日本，印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情况”，因而“具有真正的国际观点”。①[6](p5)第二，这部书的重点是分析“那些标志20世纪70年代历史研究特征的迅速变化”。[6](p5)尽管为了说明70年代的变化，经常需要回顾在这之前的发展情况，然而全书以系统论述历史研究在70年代的新方法和新领域为重点，突出一个“新”字是没有疑问的。第三，这部书虽具有资料性的手册的特点，但它的两位编者要求所有作者不要对“当前学术成就作百科全书式的全面评论，而是要求……着重用方法论的方法和概念的方法米描写和检验历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势”。[6](P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两位编者遗憾地指指出，因篇幅有限，此书未能收入有关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低地国家或匈牙利史学研究的文章。可见，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研究状况都有介绍，因而编者们确信，这部书“为整个当代肚界奉献了历史研究的理性意识和学术发展趋势”(见《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第6页)。 这些特点与上一部《欧洲史学新方向》是有所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正好弥补了上一部书的不足。如第一点，上一部书只局限于欧洲，这部书则涵盖了金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第二点也很重要。因为后一部书重点是讲70年代，而前一部书的1975年初版写于1972至1974年，主要是讲1970年代以前的情况，并且作者为1984年的修订版专门增加了一章《跋：对过去十年的回顾》，对70年代的史学发展作了追述。但毕竟篇幅有限，从内容上是无法与第二部书相比的。第三点指理论方法论的分析，虽然也是前一部书的特点，但因后一部书是由各国的专家分别执笔的，每个作者“可以自由发挥他自认为是最好的题目”[6](p5)，所用的方法和解释也丰富多彩，因而使这一特点更加鲜明。 这部书的这些特点丰富了伊格尔斯第一部书的内容，从而也进一步满足了中国史学界的需要。因为在此书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的1980年代末，中国史界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已有一段时间，正需要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进一步了解国外史学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欧洲，而且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古老文明的国家。我们需要思考，当前国际史学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在西方史学发展迅速、影响扩大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的；需要思考，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史学传统的国家应该如何吸纳别人和发展自己。中西史学之间、各国史学之间都需要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伊格尔斯第二部书的翻译出版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这种需要，因而也受到了欢迎。 三 从伊格尔斯为《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的修订版增加专门回顾1970年代史学发展的《跋》一事可以看出，伊格尔斯作为西方史学史的专家，并没有专注于西方史学过去的发展史，而且同样关注并及时跟踪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他对此不断有新著问世。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在各个时段的历史中，当代史是最难研究的。因为许多事情尚在发展变化之中，并未定形，而研究者往往身历其境，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这些都会给相关跟踪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这样就不难理解伊格尔斯的跟踪研究在中国学界和读者中受到特别欢迎的原因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学的挑战。中国的学者自然十分关注这些变化，而伊格尔斯的新著恰恰及时满足了这种需要。 自1995年第1期至1996年第2期《史学理论研究》分六期连载了伊格尔斯的长文《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这是作者1990年4月为“合理性与史学”费城哲学协会的讨论会提供的一篇论文[7](Pix)。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专著的形式于1993年出版了德文版。英文第1版于1997年出版。英文版不是德文版的简单翻译，作者为英文版增加了许多内容。英文第2版于2005年出版，作者又增加了一个《后记》，追述了近15年的史学新发展。书名定为《20世纪的历史科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从这郎书原著的出版经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跟踪研究的精神和成果。有趣的是，此书的中译过程也是如此，可谓紧追不舍。除上述《史学理论研究》的连载外，此书英文第1版的中译本于200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紧接着，英文第2版的中译本也于2005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仅如此，伊格尔斯为他的英文新版所加的《后记》，因其所叙乃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它的中译文被单独在《文史哲》2005年第4期上刊出，并加上《近15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的标题。该杂志还特邀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在同一期上刊出《特约评论人语》。王教授总结了伊格尔斯的著作的意义和影响。他写道：“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20世纪的历史科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8](p12) 伊格尔斯对西方史学的跟踪研究和不断及时发表的新作无疑对中国史学界了解国际史学的发展很有帮助。自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但不能否认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它对中国学界的启发是很大的。例如上述王教授的短文，在总结伊格尔斯对近年西方史学的发展时说，伊格尔斯认为有两大外在因素影响了近15年历史学的走向。一是冷战结束所造成的世界场景的重大变化，使得宗教、种族、文化和传统诸因素被激活；近15年的历史研究越来越朝着“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向发展。二是“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多样的现代性”趋势的存在，使得“全球性层面”上的历史研究初露端倪。一种以“全球化”为背景、以“全球史”为归宿的大规模综合研究的趋势业已出现。王教授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伊格尔斯此文昭示，历史学界眼下可能又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深刻的方向性变动。”[8](p13)诚然，对王教授的具体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伊格尔斯的著作的启发性和启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 无疑，伊格尔斯的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足在作者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细究起来，我们从伊格尔斯身上学到的，还远不止这些。伊格尔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最令人感动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为人，他的精神和感情。 伊格尔斯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是他丝毫没有沾染到西方思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的影响。相反，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的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他认识到，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里，东西方之间，各国之间应该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他在2004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即便是世界上各不相同的地域内的各种传统会给这些地区造成一定的特殊性”。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史学来说，不仅中国的学生应当了解西方世界的理性思潮，西方的学生也一定要更加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区域的历史思想。相对而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要少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西方著作的汉译作品的数量已具相当规模，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著作的西译版却寥寥无几。”[3](p35) 伊格尔斯曾对我们说过，他正在撰写一本书，叫作18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学”或“全球史学史”。这里必须包括中国史学，而且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由于他本人不了解中国史学，故特邀请他的学生和朋友王晴佳教授与他合作，撰写中国部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伊格尔斯教授对中国史学的尊重态度以及他的“真正的国际观点”。 伊格尔斯至今已有三次访华。第一次是1984年应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之邀来华一个半月多。第二次是在2001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之邀到南京参加“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研讨会”。第三次是在2003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到南京参加“世界文明国际论坛”。他虽然年事已迈，仍一再表示，只要有机会，他还会访问中国。 近年来，我们有幸与伊格尔斯教授有过多次接触，所见所闻令人难忘。这些亲身感受帮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了这位学者的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格。他每到一处，在会议的间歇，在晚上的空闲时间，他都不停地思考，思考他的研究课题，思考他要做的工作，思考各种学术问题。有了想法就记录下来，并喜欢与人交谈。不久前在澳人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我们有幸与他相遇，见他就是这样做的。与他交谈最多的是王晴佳，不过有时也与我们交谈。他还十分乐于助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他几次访华期间，凡有中国的年轻学生请教他，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 在悉尼期间，他与我们一样住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公寓里。这种公寓是很简陋的。居住的单间除了一张木床、桌子、椅子外就一无所有，卫生间和浴室是公用的，吃饭和参加会议还要走不少路。不过都在校园里，比起住在校外旅馆里还是要方便许多。从中国传统的眼光看来，伊格尔斯这样的大教授似乎就不必住这样简陋的住处了。然而，伊格尔斯住在这里却非常自在。他并不是为了节省，而是为了方便。伊格尔斯腿脚不便，尤其是上下楼梯，因而住在校园里显然要方便得多。他毫无架子，待人平易可亲，整个心思都放在了发展历史学的事业上。这种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它牢牢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参考文献： [1]Ewa Domań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a，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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