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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和几个朋友聊天，无意中谈到日本的一个学者，写出的一部关于1907年前后中国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活动状况的研究著作。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记住。不过，据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介绍说，这本书里面收罗到大量的早期“春柳社”演出时的原始剧照，和当时在日本报纸、杂志刊登的该社演出的剧目广告。洋洋洒洒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考证的，多是一些原生性资料；通过资料的考证和求实，相当清楚地勾勒出“春柳社”在日本活动时的基本状况。朋友们在承认这本书资料的全面和翔实的同时，很是感叹日本学者治学的细致、学风的严谨和扎实。换作中国学者，恐怕很少有人愿意那样沉入故纸堆中，去追踪勾沉这些史事了。 不过感叹归感叹，这样的一本书，却并没有博得朋友们的赏识，原因简单得很，用朋友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书中大多都是事无巨细的史料的考证和陈罗，并没有多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这些朋友们的眼里，观点无疑是一把刻度精确的标尺，它能有效地检测出一本书的价值，有观点的，未必是一本好书，但是作为一本好书，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光凭史料这些没有多少理论含量和学理思考的粗浅功夫，是不入他们法眼的。一篇论文，一本专著，如果不能给人们出示相当数量的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论文或者著作，是很容易被人们指认为一种没有多少见解的平庸的学术，而且也很难在众声喧哗的话语场景中脱颖而出。 这折射出的是我们当前学术界的一种观点崇拜现象。作为一种学术思维或者说学术评价眼光，我想这种观点崇拜不是我的朋友独有的。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观点俨然成为学术的生命线。我们评价一种学术，首先所要看的，就是有没有独到的、新颖的观点。我们描述一些好的著述时，总是用“独出机杼”这样的成语来形容它的独特价值。即便是一些学术上的诉讼中，我们往往也会看到“这些观点都是某某的”、“某某抄袭某某的观点”等等的字样。 那么，观点对于学术来说果真是如此重要吗？我看未必见得。清朝桐城派治学，就有“义理、考据、辞章”之说，观点充其量只是“义理”范畴的一个部分而已。回到学术常识中来看，我们都知道，组成一篇学术论文的，至少还有“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论点”或曰“观点”，只是论者在占有大量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理性的思考、整合，按照严密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得出的结论而已。而且在我看来，在学术活动的整体构成中，观点恰恰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因为人文科学研究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殊途既可同归，同途亦可异归；同样的结论，可以有不同的材料和思辩路向来达到，面对同样的材料，也可得出迥然相异的结论来，这里面涉及到太多学术研究主体个体生命的感悟、价值判断等等因素的作用。这就像我们所说的“道理”二字，“理”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结论和目标，是抽象地游离在我们的经验世界的，而通向“理”的“道”，则与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既有无比丰富的个性色彩，又充满着种种变异和不断生成新的“理”的可能。这正像哥得巴赫猜想一样，想必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猜想之所以具有无穷魅力，并不是因为1＋1＝2这个基本结论，而是通往基本结论过程中人类智慧的演绎及其呈现出的巨大局限。我们的“观点”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按照我的想法，也可能是多数人的想法，一篇文章真正出彩的地方，并不是论者抽绎出来的干巴巴的结论，而是抵达这个结论过程中，论者栩栩如生的生动话语和精神个性的展示。 这就不得不对我们当下的观点崇拜作出溯源式考察了。尽管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很复杂，但是大致想来，我觉得还是与两种心态有关：往高处说，它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言”意识密切相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生命是易朽的，言论是不朽的。知识人要想获得永恒，一个终南捷径就是开山立派，创“一家之说”，通过声音获得不朽。想想我们现在的有些学术中人，未免就有这样的想法；往低处说，就不能不提到现在某些学者的话语权力欲望和“圈地”意识了。一个人发明了一个观点，就好像占有了学术圈子里的一个重要的发言席位，使用权、解释权似乎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后来的人如果途经宝地，必须要留下“正如某某某所说”、“某某某曾经指出”这样的字样，发明人坐收渔利，声名得到远播，这是何等快慰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学术环境，有限的学术资源内部可谓是百轲争流，一个人想抢滩登陆一块宝地也很是不容易，这样的话语权限和话语增殖就至关重要了。以上所讲到的两个方面一分为二，二合为一，在声名的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异，差异在于高低不同。 我们现在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术中人会像珍惜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自己的“观点”。就最近几年来看，不少学术争端中，学者们不同观点与观点之间的碰撞，不是谋求学理上的解决，而是充满道德上的怨恨，言语之间也总是充满杀伐之音；而有些学者一碰见别人提到类似自己说过的片言只语，就神色惊恐，抑止不住愤怒，严辞斥责为“观点抄袭”，全然不顾别人的论证方法与论证材料和自己有没有差异。这还只是局部的现象，对整个学术研究来说也无伤大雅。观点崇拜对当下学术最严重的侵害，就表现在观点唯上从而导致的学术偏废与本末倒置。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不再专注于学术积累，夯实基本功，而是潜心于打磨“观点”，只要能提炼出别出心裁的“观点”，只要能引起他人的注视，哪怕再怎么出言无状，再怎么故作惊人之语也无所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却是“观点先行”，首先是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用这把锋利的剪刀，去裁割材料。所有的材料在他们的手中，只不过是直奔目标的铺路石子而已，合用的就用，不合用的，指鹿为马也要用。这两种学术风气无疑都是相当恶劣的。别的学科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至少就文学学术研究这块来看，那种把学术当作是观点的跑马场，纵横驰骋，信马由缰的胡言乱语比比皆是。根本没有读过作品的，犹敢下笔万言的批评家们，也从没有想到应该对读者和文学负责，而是沉浸在非凡的“观点”中洋洋自得。 这样讲并不是意味着我反对学术著作应该放弃自己的判断，应该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知道，作为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学术研究无论是面对社会实践、人生实践，还是面对自身的传统，都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测，或者是对已知世界发出的疑问。不管是探测还是疑问，寻求解答都是必要的，因此学术观点的表达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或者学术传统检验之前，任何观点都永远只是观点，它代表不了真理。观点，既可能与真理一步之遥，也可能与真理天渊之别。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死抱着观点不放，把观点当作伟大真理的发现，就有点可笑了。就像一堆梦想中金光灿灿的金币，如果有谁把它当作现实的金币，那只能说明你的无知；如果你再怀抱着这样的金币，觉得自己就是天下第X富有之人，那就不仅无知而且还狂妄。可惜的是，我们眼下的学术界就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在对观点的极度崇拜中，忘却了学术对真理、真知的最终追求，舍本逐末，不愿做艰深的基础工作，自以为发现了几个观点，就浑浑然如云里雾里，飘飘然如圣哲先知。 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日本、韩国的有些学者的学风值得我们尊重。十年前，我结识一个韩国学者，他是从事鲁迅研究的，就为了考证鲁迅的祖父关押在杭州的哪座监狱，而数次来中国。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作家郁达夫之死的谜底，也是由日本学者多次实地考证、寻访当事人解开的。在这些学者行为的背后，我们解读到的是追寻真相、对真实负责的一种愿望。尽管他们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出多少宏深的理论或者惊人的观点，但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哪一个更有意义呢？我所能说的是，时间将淘洗出学术河床上的砾石和珍珠；在人类文明史上，究竟有多少观点如同翻腾的浪花转瞬即逝？回到开头的那本书，虽然我不从事话剧研究，但是我相信，事隔多年以后，如果谁还想去研究“春柳社”这个话剧团体，这本书将是很难绕过去的，因为事实永远比观点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