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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种客观环境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环境。早在18世纪前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识到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地理基础”。普列汉诺夫在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地理环境对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笔者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多年来力图探明近代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的地理根源。本文就是探讨的成果。 一 传统观点认为，技术突破是西欧兴起的原动力。技术突破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加速了市场形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一观点没有解释：技术突破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如果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了技术创新的原理和西欧兴起原因。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具有偶然性。例如，鲁班发明锯子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这一发明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偶然性的发明和创新能否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例如，南欧人很早就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到10至11世纪时，西欧采用了这些技术，制（建）造了水力碾磨机、羊毛漂洗机和风力磨房，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在南欧未起到多大作用而在西欧起到了重大作用呢？答案是南欧不存在而西欧存在对它们的市场需求，因为利用这些技术建造相应的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只有在生产大量产品的情况下才经济合算，而大量产品都是为市场生产的，但南欧缺乏大量销售产品的市场。如果没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西欧也不会采用这些技术。可见，偶然性的发明创造能否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取决于市场对它们的“需求”程度。 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欧以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语）。人们过去一直对四大发明在中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感到迷惑不解，现在看来，它们之所以在中国未起到多大作用，完全是由于在中国采用这些技术的人得不到什么利益，社会几乎不存在对它们的“需求”；同样，它们之所以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大作用，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它们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采用这些技术能够使人获得具体利益。 根据成本收益原理分析，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出现不少，是由于这些发明创造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与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不同，按照特定目标进行研制而取得的技术成果，往往需要花费很高代价，是否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代价，就要看这一研制是否有利可图。我们以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为例作一说明。 随着海洋运输的发展，急需确定轮船在海洋中的经度和纬度。人们早就知道测定北极星的顶垂线或太阳在中天的垂线都可以求得纬度，于是关键问题就归结为如何测定经度。15世纪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一批数学家研究测定经度的方法，最后又归结到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发明计时钟悬赏1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高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赏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1万至4万镑不等。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为此耗费了半生精力最后获得了这笔赏金。如果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急病死亡，计时钟也一定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只要巨额悬赏存在，总会有一些人耗费时间和经历去从事研制工作。发明计时钟对社会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没有各国政府悬赏，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破费个人财产去进行研制。悬赏是刺激人们努力发明创造的有效途径。不过，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紧迫的项目，每个项目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为了对发明创新给予经常的刺激，英国最早创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而在发明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中，人们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对于那些容易被人仿制因而个人预期收益显然低于预期成本的项目，就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去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在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都已经出现并被人们利用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限于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生产技术的长期停滞，就是这一原理造成的。 不过，当西欧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欧的技术突破是如何出现的呢？ 9世纪初，当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西欧形成时，庄园之间还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许多边远地区尚未开垦。当人口增长达到饱和以后，就会溢出到一些尚未开垦的地区。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地比例有较大差异，导致产品存在较大差异，产品差异引起交换的需要，结果在地理位置适中处，逐步形成了定期集市，以后又发展成永久性市场。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规则、组织和制度，例如委托制使得商人可以利用外地同行做远距离生意；合伙制可以使小商人参加大批量物品的贸易；保险公司分散了远距离贸易的风险；银行存贷制度使借款人能够利用他人的资金完成生产和经营活动；汇票制度则降低了携带资金的风险，并且创造了新的流通手段……这些制度和组织都方便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盈利机会。盈利又吸引更远的地区和更多的商人加入到市场活动中来。市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范围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场盈利使扩大生产规模有利可图。靠近市场的地区信息灵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那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织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诺思语），为生产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西欧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就是这样出现的。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技术突破是西欧生产扩大、市场兴起和社会进步的初始原因。诺思通过研究西欧兴起的过程证明，技术突破是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来看，技术突破是人们利用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因此，西欧经济兴起的基础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市场兴起。 我们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可以知道，近代以来西欧和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差异，归根到底是市场发展状况的差异造成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欧市场发展的状况为什么出现重大差异呢？下面我们讨论市场发展的有关原理。 二 按照诺思的看法，西欧市场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人口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为什么只在西欧引起了市场兴起呢？这就需要探讨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 过去，历史教科书过分强调剩余产品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有人就此认为，良好的自然条件使西欧生产了较多的剩余产品，是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再优越的自然条件，其最大的环境人口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引起劳动收益递减，导致剩余劳动越来越少，当人口饱和时剩余劳动就减少为零，那时就根本谈不到对商品市场的刺激作用了。因此，即使生产技术不变，剩余劳动的多少也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单从自然条件上说，文明古国所在的大河流域比西欧更为优越，单位土地产出量高，早就生产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但它们的商品市场却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光用剩余产品的多少来解释西欧的兴起不能令人信服。 在人类历史上，剩余产品大致起到了以下三种作用：第一，通过交换转化成其它商品，从而刺激市场的发展。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就是这样。第二，直接被统治者集中起来，建造宏大的工程或者进行对外战争。金字塔、万里长城 、大运河以及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隋炀帝侵略高丽战争等，都是剩余产品的转化形式或者以剩余产品为基础。第三，按照马尔萨斯论证过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转化为人口。历史上汉、唐、明、清四大王朝前期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就是剩余产品转化而来的。剩余产品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主要取决于它们本身的特点。例如白薯等块根类作物和瓜果、蔬菜都容易腐烂，不便于运输和保存，这就难以被统治者集中利用，也不容易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样的剩余产品，只能转化为人口。 历史上中国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和布匹，它们都容易集中利用和远途运输，所以历代统治者利用它们建造了不少宏大的工程，也组织过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下面我们分析中国的剩余产品为什么没有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 人们相互交换的主要是用途不同的产品。剩余产品要成为交换的对象，从而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那么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内，产品必须具有多样性，或者说，在这一地域的不同地点，产品必须具有差异性。 产品的差异性首先由气候条件决定。地球东西方向的自转使得世界各地气候呈东西方向带状分布，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西欧气候除了这种带状差异外，还受北大西洋暖流和常年盛行的西风影响，降水量从西到东逐渐减少，年温差自西向东逐渐增大，东西方向上产品差异也较大。 例如大不列颠这一南北狭长的海岛，面积比中国的河南省大不了多少，但在岛上东西不大的宽度内，西部降雨多日照少，东南部降水少日照多，结果西部发展了畜牧业，而东部则发展了粮食种植业。 西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早在10至11世纪就促使人们开始了活跃的内部贸易，先是地区内和地区间的贸易，逐渐扩展为国家之间的贸易。英国和西班牙的羊毛、法国和波罗的海流域的粮食、北欧的木材、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鱼类、法国的葡萄酒，都集中到尼德兰的大市场上进行交换，促进了交换手段和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各地区的生产逐渐走向专业化，最终都促进了经济增长。 有人会问：中国幅员960万平方公里，经、纬跨度都有四、五千公里，地形和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但为什么没有形成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在全中国范围内讨论，自然产品当然会有很大差异，例如地处热带的广东和接近寒带的黑龙江，自然产品就很少会有相同。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古代条件下黑龙江和广东不可能实现产品交换，因为它们相距太远，运输费用太高，没有人去进行交换。这就引导我们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费用问题。 三 运输费用问题不但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甚至也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不考虑运输费用，就不可能认识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的原因。 商品的运输费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克服空间距离和沿途自然条件的障碍而花费的代价，我们把它称为“纯粹运输费用”；另一部分是人为原因增加的负担，包括：（1）为对付旅途中盗匪抢劫而支出的武装保卫费用；（2）实际发生的抢劫造成的损失；（3）沿途关卡的收税和勒索。这些费用可以称为“附加运输费用”。这些运输费用的高低都与道路的性质有关。 在陆地上成批运送货物，既要有适于通行的路面，又要有结实的运载工具（车辆），还需要较大的运输动力。因此，陆路运输的“纯粹运输费用”很高。陆路所经过的荒野上常有盗贼拦路抢劫，商人们必须有武装护送。陆路经过的村庄常有领主或庄主设卡收费。因此，陆路运输的“附加费用”也很高。 利用河道运输，水体本身就能够承载舟船，不需要专门修筑道路，水上运输对运载 工具的牢固性要求也较低，并且所需动力也比陆地小得多。因此，河道运输的纯粹运输费用很低。 河道运输所需的附加运输费用比较复杂。在河上抢劫需要专门的作案工具，不象陆地抢劫那样方便（经济学术语就是“进入门槛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抢劫的频繁性；但是另一方面，商人在遇到抢劫时也无法绕道躲避，这又增加了河道运输的风险，所以不好确定河道运输时人为风险比陆地大还是小。但是，河道上很便于设卡收税。14世纪时，法国罗亚耳河上有关卡74处，加隆纳河上有70处，征税名目繁多，例如1300年时莱茵河上的通过税有35种以上。因此，河道运输时附加运输费用很高。不过，尽管承担了大量的附加运输费用，河道运输仍然有很大的收益。如果不是低廉的纯粹运输费用弥补了高额的附加运输费用的话，沿途关卡沉重的勒索，恐怕早就扼杀了西欧远距离的河道运输。 在海洋上运输货物，航路可以适当选择，纯粹运输费用比河道运输更为低廉。在广阔的海洋无法设卡收税，海盗也不易隐藏，而商人遇到抢劫时回旋余地却较大（当然并不是毫无危险，近些年甚至出现了配备现代设备的海盗集团），所以，海上运输的附加运输费用也不高。 商品的运输费用还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点。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体积和重量都很小，单位价值所摊的纯粹运输费用很低，它们最适合远途运输。但是也正因为贵重，它们对劫匪的吸引力也很大，专门运输这样的贵重物品，光是武装保卫费用就承担不起，所以历史上恐怕从来就没有过专门运输贵重物品的车辆和船只，它们对市场的扩大也没有起到过多少刺激作用。 香料、瓷器、象牙（以及现代的毒品）等有特殊用途的商品，最初生产成本低而最终消费价格高，它们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历史上跨大洲、越大洋交易的都是这样的特殊商品。但是由于最终售价很高，往往成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因而社会需求量小，对市场的刺激作用也有限。 促进了商品市场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起来的，是农、林、牧、渔等基本物品（粮食、木材、牲畜、鱼类）（低值笨重货物）的贸易。不过大多数地区都生产基本物品，而相邻地域的产品又大都类似，没有交换的必要。只有当相距较远时，基本产品才可能有较大差异。但又由于基本产品都具有低值笨重的特点，它们又承受不了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因此，低值笨重货物的交易，只能够在一些条件很特殊的地区发展起来。 中世纪初期，西欧具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因而剩余产品较多。在不大的范围内，西欧基本产品差异较大。这两个因素首先刺激了地区市场的兴起。大西洋暖湿气流使得西欧的降水丰富而且均匀，那里河流密布并且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 适于通航。古代缺乏陆上道路和机械动力，陆路运费大致超过水路运费30倍。同样的商品差价，水路可以运到比陆路远30倍的地方销售，水路市场比陆路市西欧的辐射半径可以大30倍，覆盖面积就比陆路市场大900倍。广泛的水路运输促进了西欧低值笨重货物贸易的发展，远在工业革命前就形成了辐射几百公里的国际大市场。 可见，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条件好，是西欧发展商品市场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 在了解西欧市场兴起的基本条件以后，读者也许已经意识到中国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的原因了。与西欧相比，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几乎正好相反，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差异小，运输费用高。 （1）东西方向上气候条件相同，产品无差异。 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中国文明本部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一月份的零度等温线，七月份的28度等温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地理上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大致是这一地区的南界；而一月份零下6度等温线，七月份24度等温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这一地区的北界。如果我们从该地区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土壤和气候条件几乎都是相同的，这就使得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因而没有交换必要。当然，从更广阔的范围看，中国南北方向上气候和产品差异较大，例如北部旱地产粟，南部水田产稻，不同产品有交换必要。但是，这些有交换必要的产品被运输条件所制约，因为 （2）缺乏适于通航的河流。 中国文明本部降水的季节性导致河流的季节性变化，夏秋涨水时往往溢出泛滥成灾，冬春则几乎干涸断流，河床变化大，无法建立固定码头，不能发展水运生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然河流均为东西走向，在河流的上下游地区，自然产品基本相同，不需要进行交换，利用水路没有意义；虽说南北方向上产品有差异，但却没有通航河流，而陆路运费本来就高，又正好被东西方向的河流所阻隔，南北方向的陆路交通比东西方向更为困难。历史上隋炀帝下那么大功夫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为了解决南北方向的运输问题。 那么，依靠陆路运输能不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肩挑背扛最多能把四、五十公斤的农产品运到10公里外，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后再于当天返回他所居住的村庄。手推独轮车较为省力，但一天也不能往返更远的距离。由农民自产自销形成的陆路市场，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覆盖面积不超过400平方公里。按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50人（历史上华北平原大致的人口密度）计算，市场辐射范围内的总人口不到20000人。假定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占十分之一，并且都居住在中心城镇，那么城镇最多有2000人。我们把一个中心城镇和它辐射范围内的乡村，看作一个经济系统（模型）。由陆路运输形成的经济系统，最大就具有这样的规模。一个只有区区20000人的经济系统，如果不与其他系统交往，自身很难有什么发展。 可惜的是，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直至清末民初，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集镇还没有形成。实际形成的集镇，其人口主要还是从事农业，集镇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我们设想的模型大。笔者所在的县全部位于平原地带，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民国时集镇的辐射半径大都不到5公里，农户常年男耕女织， 不同村庄之间很少交往。直至现在，全县还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的方言区，方言区之间却并无山河阻隔。 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中国商品经济不 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的中国，任何两地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就没有人去致力于基本物品的交易。因此，古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唐代长安、宋代汴梁等繁华都市，并不是经济原因形成的大市场。我们在《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汴梁的繁华完全是由于大量酒楼、茶肆、果铺、妓院、药房、珠宝店等等为宫廷官僚服务的消费行业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那些繁华的城市，与我们此处研究的由基本物品贸易形成的市场没有关系）。 过去，学者门往往把中国维持小农结构和商业不发达归咎于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这一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实际上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不是“政策”产生了相应的经济结构，而是经济结构使统治者选择了相应的政策。 人们自从定居以来，大致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产品：一是自己生产，二是与人交换，三是偷来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赖偷盗或抢劫，这就只有生产或者交换得到。但在中国，用交换方法得到产品，比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理性选择”就是自己需要什么就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什么，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盐、铁、茶、酒等特殊物品有利可图。但从战国时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后来又增添了茶、酒）的经营，私自制造或贩卖要受到严厉制裁。由于基本物品的交易无利可图，所以商贩的主要门道就是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这样，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就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在我们看来，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 没有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社会长期陷于停滞是必然的。由于资本主义兴起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发展，所以，封闭的中国也不可能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和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