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异同
我们的必修I里会讲到古希腊，这是苏格拉底生活的社会大背景（第5、6课），必修III里会讲到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第12课）；改革册里会讲到作为政治家的商鞅（第4课）。其实我觉得这两位历史人物有值得比较的地方。
比较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不外乎比较两人的成就或各自命运所反映的时代差异。但是，以课改所要求的贯彻人文主义精神教育理念来说，这里面的比较还可以做得更生动一些。
苏格拉底：为民主理想而死
苏格拉底是战士，他曾多次代表希腊出征，不仅杀敌英勇，而且冒险救人。他主张并且率先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体魄不仅有利于战时杀敌，也有利于和平时的思考。但是，当时的希腊，正面临堕落，苏格拉底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城邦走向衰落，痛心疾首，如同东方的孔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要使自己的城邦重新振作。他研究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的伦理，他自称是思想的助产士。他到处演讲，推广自己的观点，他指责政治腐败，抨击社会堕落。他认为，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财产，而对于灵魂的丧失毫不动心。但是拥护他学说的人跟反对他学说的人一样众多。当更多的人不耐烦他的说教的时候，他最热心的民主制度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审判，他不信神并且腐蚀雅典青年的罪名成立，他要被处以死刑（饮毒酒）。
苏格拉底可以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然后道歉，请求法庭宽恕。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他高贵的头颅不能因为生命而低下。他拒绝这样生。
他还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给他出这笔钱，交给法庭一笔钱，换取生命的保留。然而，这再次被苏格拉底拒绝。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有活的希望，那就是逃走。有人为他办理了一切，买通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知情人都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从此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然而，苏格拉底却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又安然地走回了监狱。
希腊人投票决定了他的死，而他一直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反对的是希腊的堕落，他希望希腊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然而，悲剧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的理想显然没有得到希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他的生命和雅典制度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他说：让雅典人杀我吧！宁为受难者而死，不为叛逆者而生。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他希望用自己的死再完成一次教育活动，他想自己的死会成为雅典的一个经典教材。
商鞅：拼死延续生命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商鞅也面临生死抉择。商鞅来自卫国，曾经在魏国努力，因为不被重用，便投奔秦国。正赶上秦孝公向天下招揽人才，两人一见如故，秦孝公立刻重用商鞅，在秦国大搞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取消贵族特权，废井田，开发农业和水利，奖励耕战，加强对人民的管理，推行郡县制度和残酷的连坐制度。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邻国魏国为了躲避秦国的锋芒，迁都大梁，连周天子也来主动讨好秦国。
商鞅为了贯彻新法，不惜与旧贵族公开决裂，甚至对太子的师傅也进行刑事惩罚。秦国的强大也让商鞅获得了利益，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秦孝公还分封商鞅十五邑，号为商君，荣誉、地位、利益都汇聚到了顶峰。
商鞅在秦国努力工作了18年，秦国在商鞅执政时期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是，商鞅积累的矛盾也在日益增加。商鞅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因而命系一人，这个政治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纵横之士赵良就看到了商鞅潜在的危机，在秦孝公病重的时候，他劝商鞅激流勇退。赵良说：你是依靠宠臣跟秦王联系上的，又是靠着秦王的支持获得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如果你如今仍然贪恋你的地位，就像晨光下的露水，想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当秦孝公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时候，公子虔等立刻出面告商鞅谋反，政府发吏追捕。
商鞅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来到函谷关前，因为关口已经按时关闭，商鞅只能寻找投宿，待天明马上出关。于是，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他是逃亡之人，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这正是他当年规定的，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到法律惩罚。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历史记载，此时的商鞅十分感叹，他说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后悔了，他原来制定的法令竟然有如此弊端。“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魏国不仅自己不收留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不要收留商鞅。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臣，而这个秦国因为商鞅的努力如今更加强大。魏国不敢得罪秦国，但是也没有用捉拿商鞅来讨好秦国。商鞅只好再从魏国返回秦国，困兽犹斗。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有限的人力组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郑国。秦国没有让商鞅的计划得逞，发兵攻打商鞅，商鞅战败而死。秦惠文王还不罢休，依然把商鞅车裂，并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到底心怀怎样的念头，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弄清。但是，商鞅在拼死延续生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理想的旗帜：在人与制度之间，二人都是牺牲者
苏格拉底本质上还是学者，他到处演说，接收学生，以推广自己的理念为宗旨，不屈不挠。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经过改革以后，扩大了社会基础，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希腊城邦的管理之中。民主基础扩大了，但是相伴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执政者素质下降，利用职权大搞个人利益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成了苏格拉底忧心忡忡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提高执政者素质，改善民主制度。他看到了现有制度潜在的危机，但是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既得利益的威胁者。于是，他终于被法庭判为有罪。
商鞅为百姓制定法令的时候，不会设想自己也有证件不足的问题。当他自己也受到同一部法律约束的时候，立刻反身来指责法律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商鞅的法律比商鞅本人还具有生命力呢？商鞅毕竟是政治家，投身政治本身没有社会理想因素，仅仅是为了图谋个人的发展而已。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家眼中，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当个人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制度。
说商鞅谋反当然是冤枉的，说苏格拉底腐蚀雅典青年同样是冤枉的。然而，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分别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努力奋斗。
然而，无论是商鞅还是苏格拉底，他们真的获得后人的理解了吗？苏格拉底的死，并没有让雅典获得教益，希腊民主社会一如既往地衰落下去。苏格拉底的被追认，先由他的学生们坚持不懈地推崇，在很久以后，他才被承认为伟大的牺牲者。
比较起来，似乎商鞅还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被理解。中国人以胜败论英雄的秉性没有多少变化，没有人对秦惠文王的做法提出质疑，更多的人认为商鞅车裂是咎由自取。有人对商鞅也抱有一点同情，为秦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结局让人有些心凉。
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两人都是牺牲者，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不过，悲剧的特点却是同一的，在人与制度之间，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是政治的牺牲品，因为他是君主专制下的战败者。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两人所处时代的同异性，无疑会让学生收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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