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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标准化对秦军工生产的促进作用 标准化是人类由自然人进入社会共同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它随着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生、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同时又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人类从原始的自然人开始，在与自然的生存搏斗中为了交流感情和传达信息的需要，逐步出现了原始的语言、符号、记号、象形文字和数字。当人类社会第二次产业大分工，即农业、手工业分化时，为了提高生产率，对工具和技术规范化就成了迫切要求。秦统一后，用政令对度量衡、文字、货币、道路、兵器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用律令如《工律》、《金布律》、《效律》、《田律》等规定手工业标准化。 《工律》对手工业产品做了原则上的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意思是说，制作同等规格的器物其大小、长短必须相同。 《金布律》中制定的标准是：“大褐衣一件，用粗麻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衣一件，用粗麻十四斤，值四十六钱；小褐衣一件，用粗麻十一斤，值三十六钱”这是对服装的材料及用料作了详细的规定。 《效律》：“甲旅扎赢其籍及不备者，入其赢旅衣扎而责其不备旅衣扎”，就是说，甲片数超出或不足簿籍登记数的，超出的应上缴，不足的应赔偿。 《司空律》中还有这样的规定：“殳、戟、弩，漆彤相易（也），勿以为赢、不备，以职（识）耳不当之律论之。”意思是，殳、戟和弩，涂黑色和红色的调换了，不要认为是超过或不足的问题，应按标错次第的法律论处。可见秦代对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监督是非常严格的。 秦人对手工业作坊生产出的产品还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是把制作器物的工匠的名字、手工业作坊名称或制作年代刻在器物表面，以便督查产品的质量，这种制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礼记•月令》孟冬月：“命工师效工……必工致为上，物勒其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从此可以看出，秦手工业生产与管理已趋向标准化。从秦兵马俑可出土的一些青铜兵器来看，秦军工生产也是如此。 秦俑坑出土的铜铍，从其表面的铭文来看，虽然铸造年代不同，但形制差别级小。通常一般为35.2—35.55厘米，铍格径为39.2×19.88—40.6×18.32毫米，厚度为6.94—7.6毫米，其误差均在1毫米左右。[31] 秦俑坑出土的铜镞绝大部分成三棱锥形，三棱形镞首的三个面呈弧形，通过对镞首三个面作放大二十倍的投影图测得，同一镞个面轮廓不重叠的误差不大于0.15毫米，曾测试过84件铜镞，获得252个数据。所得的最大差值为0.55毫米，最小差值为0.02毫米，三个棱脊的长度几乎完全相等。[32]显示了制作尺度的精确，工艺水平的高超。 秦俑坑出土的铜弩机关键零件悬刀、望山、牛咬合紧密而自如，平均差别也只有1.76—1.92毫米，弩机机件制作规整，带有通用、互换的性能。 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合金成份复杂，经化学定量分析、电子探针、激光定性分析等方法检验，不同兵器所含的各种金属的配成比例不同。比如：剑的铜锡之比为3.4∶1—4∶1，矛的铜锡之比为4∶1， 为5.6∶1， 镞为 5.6∶1等。[33]这些兵器的铜锡比例与史书《周礼•考工记》上说的“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比较吻合。从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制造工艺来看，兵器制造的合金配比之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从秦俑坑出土的一些兵器铭文可看出，秦兵器手工业的监督管理也趋于规范化。如：秦俑坑出土的0577号青铜戟铭文为：“三年相帮吕不韦造， 寺工 、丞义、工 ”。0576号青铜戟铭文为：“四年相帮吕不韦造， 寺工 、丞我、工可”。0710号青铜戟铭文为：“七年相帮吕不韦造，寺工周、丞义、工竞”。等“寺工”是兵器的主造者，其身份是工师，“丞”是工师的副手，协助指导生产，“工”应该是制造此件兵器的工人。 从此可以看出，秦兵器制造已趋向专业化、产品标准化、生产系列化、零部件通用化。这种标准化的兵器手工业生产，为秦军的武器配备带来许多益处。譬如：在有效时间内，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并且可以减少残次品的出现。另外，在军事作战过程中，如果一些兵器遭到损坏，可以随机组合，重新投入战斗。可以说，这种标准化的军工生产为秦军的武器配备提供料有力保障，是促进秦人治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农战”思想对秦军发展壮大的促进作用 西周中期，秦人逐渐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后来随着秦人不断东扩，受周人先进耕稼之法的影响，秦人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春秋时期的墨翟，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善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成。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从粮食是民生所需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早期法家代表之一李悝则认为“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为“寒之源”，并提出了“农伤则国贫”的看法。把农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在“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把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理性认识。对于这一时期逐渐强大的秦人来说，这种理性认识一定会辐射到秦人腹地指导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农本”思想的影响，秦人始终把农业的发展作为富国强兵的一项重要国策。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人便把这种“农本”思想发展到“立国”的高度。变法认为“农则易勤，勤则富。”，“国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34]。“入责令民以属农，出责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35]鼓励农民垦荒种田，提倡发展农业与军队建设并重的“农战”思想。农战，亦称耕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结合的经济、军事思想。秦国用农战之术，不断开疆拓土，因为鼓励生产，所以国用充足；因为奖励战功，所以秦人强悍善战；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农战合一的思想，强行驱使人们进入战争的机器中，为秦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商君书》：“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 “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这句话所指的是：如果通过变革，国家畜积了实力，而又不用，必定伤及自身，使国家必定削弱。秦国通过变革后，积蓄了大量的财富和粮食，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分配呢？利出一处，就是通过战功去分配，鼓励善战的勇士，使他们获得大量的财物。可是，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战功，秦国的分配利益就会失去农战之本。大量国家积蓄不是通过奖励军功的形式去分配，而是会转变为其他分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业与强化军队建设这两项并行的国策就会失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社会也就会出现新的矛盾，秦国的军事力量也就会逐渐减弱。 秦人的“农战”思想强调：只有发展农业，才能为战争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只有在作战中获得军功，才能得到应得的奖励。这种以“奖励军功”为主的社会分配方式，有力的促进了秦国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实现了秦人“入责令民以属农，出责令民以计战，”的改革目标。从现代意义上来讲，这实质就是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这种思想不但为秦国军队发展壮大提供的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将士们作战的积极能动性，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秦国军队的兵源，几乎出现了全民皆兵的现象。也可以说，这种思想为秦人治军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秦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强盛。从而为秦人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 余论 综上所述，促进秦人治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尚武精神的沿袭发展，对鼓舞士气、凝聚军心，使将士们树立杀敌报国的志向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鼓乐器的介入，使秦军的指挥作战系统更加完善，借助相关乐器的配合使用，使秦军在军事作战中能够指挥得当、进退有余；古代运动不但促进了秦军作战技能的提高，而且在新兵中的发展、战略战术的运用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标准化手工业的生产有机的促进了秦军工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使秦军在后来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中始终有充足的、精良的武器配备；“农战”思想的广泛宣传与推广，使秦军不但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保障了充足的兵源。在冷兵器作战时代，以上五个方面，应该是促进军队建设的重要因素。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些促进军队建设的因素能够在秦军中得到广泛应用，充分体现了秦人“拿来”与“功利主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才使秦人在治军、治国等方面技高一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秦人统一六国也是必然的。 [1]《史记•匈奴列传》。 [2]《后汉书•西羌传》。 [3]、[4]、[5] 、[13]、[14]、[15]、[16]、[17]、[20]、[21]、[28]《史记•秦本纪》。 [6]《商君书•境内》。 [7]《商君书•画策》。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9]、[32]、[33]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0]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 [11]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12]《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疏。 [18]《六韬•犬韬•武车士》。 [19]《睡虎地秦墓竹简•除吏律》。 [22]、[23]《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24]《史记•白起传》。 [25]《战国策•韩策》。 [26]《史记•王翦白起列传》。 [27]《吕氏春秋•用众篇》。 [29]《史记•商君列传》。 [30]《史记•张仪列传》。 [31]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34]《商君书•农战》。 [35]《商君书•算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