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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欧陆人文学哲学思潮以外，被公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开山祖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上几乎与欧陆思潮极为相仿，他的一句名言足以与胡塞尔的口号相比美：Don′tthink，but lool〔不要想，而要看！《哲学研究》§66〕--这个"看"(look)与胡塞尔的"直观"何其相似!(尽管二者的具体操作各行其是)之所以不要"想"(think)，实在是因为不能"想"，因为只要一去"想"，立即就又落入逻辑思维的法则之中，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家们总是在他们的眼前看到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避免地总试图按科学所运用的方法来提问题、答问题。这种倾向正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并且使哲学家们走入一片混沌不明之中。"(《蓝皮书和褐皮书》英文版第18页)在我看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努力，正与海德格尔等人相仿①，就是要把哲学家们从所谓"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从逻辑思维的牢笼中走出来。而他们的入手处也都不谋而合地完全一致，这就是：语言！--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即所谓"语言的转向"(Linguistc Turn)。不过，在所谓的"语言转向"中，现代西方人实际转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英美理想语言学派是要不断地巩固、加强、提高、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因而他们所要求的是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意义的可证实性；而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却恰恰相反，是要竭尽全力地淡化、弱化，以至拆解消除语言的逻辑功能，因此他们所诉诸的乃是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要而言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语词从逻辑定义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把语句从逻辑句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归根结底，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海德格尔对此说得最为明白："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释。我们只是在今日才开始觉察到在这一过程中所遮蔽的东西。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原初的本质构架，这是思和诗的事。"(《海氏基本著作选》英文版第194页)维特根斯坦说得更为简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语词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哲学研究》§116)--所谓"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同上§43)，所谓"语言之生存论本体论的基础乃是言说"(《存在与时间》§34，又参§68)，所谓"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氏)，所谓"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园"(海氏)，实际上都是要强调：语言的本质绝不在于逻辑，语言并不是逻辑的家园，而是那"先于逻辑的东西"(生活形式、存在)之家园。 为了把语言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当代欧陆哲学家们确实是费尽了心血，伤透了脑筋。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早从老庄玄禅那儿就知道的，语言文字事实上总是与逻辑的东西不可分割地相契相合的，只要你开口说话、举笔写字，说出的、写下的必然总是某种逻辑表达式，有如席勒的名言所叹："一旦灵魂开口言说，啊，那么灵魂自己就不再言说！"换言之，语言文字只能表达逻辑的东西，无从表达"逻辑背后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知北游》亦云："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晋人有所谓《不用舌论》，释典更反复申说"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五灯会元》卷十二)都是要说明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和更深刻的东西(道)的不可言说性。当代欧陆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确与中国的老庄玄禅有相当的共鸣，从而也确有诸多可互为发明之处。但是，与老庄玄禅要求"知者不言"、"至言去言"、"不立文字"、"不落言荃"这种消极方法有所不同，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更多地是认为，解铃尚须系铃人，要破除逻辑法则，恰恰仍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尤应注意的是，老庄玄禅尤其是禅宗，破除文字执实际上只是要求返回到神秘的内心体验，亦即所谓"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所谓"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但在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那里，这种"心"、这种"觉"、这种"内"的东西，恰恰是同样都要被"悬搁"起来的，②正因为这种心理的东西同样要被"悬搁"，所以剩下的倒恰恰就只有语言文字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之所以会与语言、文字、符号、本文如此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由此当可然。一般来说，当代欧陆哲学家并不象我们那样兀自标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不津津乐道"只可意会不可言喻"的东西，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语言不但如卡西尔所言是比逻辑思维更深一层的东西，而且是比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意识、反思、我思、自我以至心理、内省、体验都更深一层的东西，因此，没有什么是语言不能穿透的--"我们生存于中的语言世界并不是一道挡住对存在本身之认识的屏障，而是从根本上包囊了我们的洞识得以扩张深入的一切。"(《真理与方法》，英文版第405页)伽达默尔的一句名言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与禅宗"内省功夫"的本质区别： Sein，das verstanden Werden kann，ist Sprache(可以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真理与方法》). 《真理与方法》全书最后所引德国诗人盖奥尔格的一句诗说得更绝： Kein Ding sei，wo das Wort gebricht(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总之，在当代欧陆哲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什么"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更不可能"超越一切语言境界"，因此他们绝不主张退回到神秘的内心体验。实际上，所谓"内"的东西、"心"的东西、"体验"的东西，并不就比逻辑的东西、反思的东西好到哪里去，它同样也是禁锢性甚至更为封闭性的东西，唯有语言才能把它带入流动和开放状态，唯有语言才能使它进入澄明之境。而且真正说来，所谓"内心深处的东西"、体验的东西、以至无意识的东西，正如有人已经揭示的，同样不脱"语言文字的绝对要求"(雅克·拉康语)。因此，唯一可以驻足之处不是内心、不是体验，而只能是语言，在语言之后再无退路。正因为这样，比之于老庄玄禅以及西方以往的神秘宗教，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对语言采取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这就是，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一方面则坚信语言文字自己能克服这种局限性。海德格尔后期常爱说语言是"既澄明又遮蔽"的东西，又引用荷尔德林的诗说"语言是最危险的东西"，但同时又是"最纯真的活动"，即是指此而言。要言之，语言实际具有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语言总是把一切东西都固定下来、规定清楚，从而使一个本具有多重可能性的东西成了"就是某某东西"，亦即成了一个固定的"存在者"(das Seinde)，所以"语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使活的变成了死的具体的变成了抽象的；但另一方面，正如海德格尔爱说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语言所设定的界限、语言所构成的牢房，又恰恰只有语言本身才能打破它，而且必然总是被语言本身所打破：语言在其活生生的言说中总是有一种锐意创新、力去陈言的冲动，而且总是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因此它总是要求并且能够打破以前已形成的界限和规定，从而使语言文字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 正是这种既设定界限又打破界限、既建立结构又拆除结构、既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的运动，使语言成了"最纯真的活动"。德里达在谈到他的中心概念"书写"时所言正深得此意："象我正在使用的所有概念一样，这个概念也属于形而上学的历史，我们只能在涂掉(sour ratu-re)它时才能使用它"《论书写学》，英文版，1974，第60页)。换言之，说出来的，写下来的，确实都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某种逻辑表达式(因而属于形而上学)，但这个表达式是可以否定掉(涂掉)的，立一言即破一言，立一义即破一义，只要我们自己不囿于一言一义，不追求某种绝对的"解诂"，而是以语言表达式破语言表达式、以逻辑法则破逻辑法则，那么语言文字就可以不为逻辑法则所拘所执。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海德格尔、德里达为什么要生造许多离奇古怪的文字符号和怪词。说到底，他们的用意无非是要把语言带入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以迫使语言文字打破它不得不遵守的"…是…"这种最基本的逻辑法则，从而使语言文字为我们开放出一片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来。当代西方尤其是欧陆哲学的种种"招数"，例如所谓"阐释循坏"(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游戏"(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谓"问答逻辑"(伽达默尔)、所谓"活的隐喻"(保尔·利科)、所谓"消解方略"(德里达)，实际上都是要使语言文字进入不断的辩证运动之中，以尽力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阐释的合理冲突性，从而力图在逻辑和语法的重重包围下杀出一条突围之路。而所有这些，正如本文前面已经点出的，其更深刻的文化学社会学意义是在于，它实际上隐隐透出了当代欧洲人的某种躁动：力图打破西方文化传统经年累月已经形成的固有模式(逻辑理性的优先性)，而希望从中尽力开放出某种新的生机(人文理性的优先性？)。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或许正是这种躁动的最好表露： 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来治愈。 颇耐人寻思的是，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孜孜以求的这种理想目标--把语言(从而也就是思维形式和生存形式)从逻辑和语法中解放出来，在中国恰恰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客观现实。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孙中山：《建国方略》)，而《马氏文通》，正是晚清后引入西方语法学的产物；同样，人们也一致公认，中国从未发展出一套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来。可以说，在与西方文化相遭遇以前，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种没有逻辑、没有语法的文化。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从来就不用逻辑思维，更非如德里达所臆想的那样，似乎中国的非拼音文字证明了中国文化是"超乎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论书写学》第90页)，实际上，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身并不可能被绝对超越、完全消解，因为语言文字总有其逻辑功能，中国的非拼音文字亦不例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基本特征，确实就在于它从来不注重发展语言的逻辑功能和形式化特征，而且有意无意地总在淡化它、弱化它。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文言)无冠词、无格位变化、无动词时态、可少用甚或不用连接媒介(系词、连词等)，确实都使它比逻辑性较强的印－欧系语言更易于打破、摆脱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中西语言的这些区别在中西诗的比较中最为明显)。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正是把所谓"先于逻辑的"那一面淋漓酣畅地发挥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极为深厚的人文文化系统。有趣的是，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这些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的(文言之改造为白话，主要即是加强了汉语的逻辑功能)，而与此同时，欧陆人文学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的最大束缚和弊端而力图加以克服。所有这些，自然都使得今日的文化比较和文化反思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性质，从而要求我们作更深入的思索。 （《语言与神话)，〔德〕卡西尔著，于晓译，已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由三联书店出版） ①平心而论，维氏哲学旨趣实与海德格尔最为相近。维氏谈海氏的一段话同样可作为他自己思想的注解："不消说，我能够想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畏意指什么。人总是感到不可遏制地要冲破语言的界限。……我们可说的一切都先天必然地要成为无意义的(nonsen－se)。但尽管如此我们总还是力图冲破语言的界限。"见舒兹和麦金内斯：《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牛津，1979年，第68页。 ②对于素重"内省功夫"的中国文人来说，此点最易被忽视，也最难被理解，而铃木大拙之流的货色倒常常很易深入人心。此点容后再论。 原文刊载于《读书》198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